□首席记者 段芳宇 记者 智喜春
安眠药、芝麻糊、刀、白布条，4个看起来毫无关联的物品，在2009年2月21日21点，串联成一场杀人案的凶器。
不敢杀鸡的乔丽将安眠药拌入丈夫吃的芝麻糊，给女儿服用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从18点到21点在没开灯的房间里枯坐3个小时后，拿菜刀砍向熟睡的丈夫；转身进屋用白布条勒住了同样熟睡的女儿。随后吞下500片安眠药在女儿身边和衣躺下。
2月22日早上8点，乔丽转醒过来发现自己没死，随后跳楼自杀，重残未死。
这一天是周日，跳楼而下的乔丽在意识消失前的一刻想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
在警方调查、法院审理过程中不断要求速死的乔丽，如今瘫痪在床，身边少有亲人往来。
瘫痪独居的乔丽
鞍山市立山区东健身路116栋位于立山公园南侧，一栋5层灰色老式住宅楼。住在5层的中研矿山设计院退休高工钟万锦下楼前，瞥了一眼隔壁房门。
“出了那件事后，这成了习惯。”钟万锦的隔壁房门里，是一年前乔丽杀人案发现场。
“两口子挺通情达理的。”5月20日，在案发地乔丽邻居、该案证人钟万锦对记者说，“我挺惋惜他们的。”
钟万锦觉得判死缓是对她的照顾，“只是亲人没了，骨盆碎了，现实很艰难。”
据此5公里之外，立山公园北侧立山区409栋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蓝色钢丝床上，一个消瘦的女人直直躺在上面，脸冲窗外。
5月19日上午10点，在这间一张床、一个电视、再无其他的房间里，高位截瘫的乔丽，打量着记者。
“和你们说说我面临的困难，那件事不想说。”乔丽只想说目的，不想说原因。
“没让我死，是国家对我的宽大。”乔丽说要有活下去的本钱才行。
涉嫌故意杀人后，2009年2月22日乔丽自杀未遂，被送到鞍山市第三医院抢救。同年9月在病房里接受了一审宣判，死刑。
“万人唾弃，早死早托生。”乔丽说她听到判决后松了一口气。
2010年5月7日，在乔丽居住的出租房里，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代勇宣布了二审判决，死缓。
5月2日宣判前5天，乔丽自行从鞍山市第三医院出院，随身物品中有一份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判决要求乔丽付给在三院住院期间的医疗费人民币89829元。
“抢救违背我的意愿。”乔丽不认可这笔费用。
乔丽说积蓄在给女儿治病、支付护工每天220元的护理费后，所剩无几，“我卖了一处房子，应对这些开销。”
钟万锦证实了乔丽的说法，“一处住房8万多元卖给了看护她的一个护工，一般情况这儿的房子能卖到十七八万元。”
乔丽一共有3处住房，她准备将另外两处卖掉，做生活用。“我没钱给三院，三院起诉我后，房子被查封了。”
“我是罪人。”乔丽反复强调她的身份。她用一组数字小心翼翼描述了目前的困难，唯一固定收入是每个月的退休金1500元，护工每天工资是130元，房租440元，加上每天必须使用的药品，每个月固定支出在5000左右，中间3500元差头没着落。
乔丽说，维持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吧，我是有单位的，就想让单位帮我一下，单位有大病救助，但咱“不硬气，犯法了”。
（旁白：她觉得全家都痛苦，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大家都解脱了。随之而来的是生理、心理的双重折磨，现实和生存的双重冲突。）
求证女儿病情的乔丽
1977年初中毕业后，乔丽留在身为教师、护士的父母身边，进入到鞍山机修总厂做描图工。
1980年6月经人介绍和丈夫相识。结婚前两人一直通过照片、书信相互了解。1981年6月，丈夫转业进入鞍钢后两人结婚，1983年女儿出生，一家三口生活平静。
“没出这事前，周围人都很羡慕我们家。”乔家周围多是集体职工，她和丈夫都是鞍钢职工，收入不错，在一栋楼里就有3处房子，“眼热的有，羡慕的有。”
“现在他们爷儿俩总在我眼前晃。”乔丽哭了。
这种羡慕随着10696，这个五位数断裂。
2007年6月30日从鞍山师范毕业的女儿离校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发现她不停地念10696，10696。”
女儿自言自语越来越频繁，乔丽觉得这是个事。当年7月4日，乔丽去当地一所医院进行心理咨询，医生听完描述后给了答复——像是精神疾病，具体病种见到病人才能确诊。
“天塌了！”漂亮的女儿怎么会得这样的病？乔丽哭了一路。
丈夫听了乔丽的话说：“什么精神病，是你太敏感，小题大做。”
宁可信其有，乔丽奔波于鞍山市各个医院，得到了强迫症、分裂症不同结论。
究竟是什么，乔丽想要准确答案。“这是一次灾难的求证”，求证期间女儿的治疗在强迫症、分裂症之间游走，将治疗这两种病的药吃了个遍，药量不断加大。
“强迫症暗合我心里预期，没坚持按第一个结论分裂症治。”乔丽说，如果不是按不同病种治疗，女儿的病或许不会恶化得那样快和那么重。
“住院的8个月，感觉不是在给女儿治病，是在避难。”乔丽描述当时的情形，那段时间丈夫脾气极坏，回家就打架。8个月里看见过被家里遗弃的，听到过有患病女孩遇到坏人的……从孩子有病我就开始失眠，睡不着就不停地想女儿将来怎么办。
乔丽说自己是个要求完美的人，而丈夫对什么事情都特别认真，不善于主动和人沟通。“我们性格也影响到孩子，不然得不了这个病。”
“别人的孩子能治好，咱家孩子怎么就治不好？”2008年12月，乔丽和丈夫带女儿去了北京，“那有全国最好的医院，再治不好就认了。”
乔丽最后的希望，随着北京之行彻底破灭。
（旁白：因为心理上她不承认女儿有病这个事，就会不断地去印证。后来在诊断上承认了，但在心理上还不完全接受。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强刺激的应激事件，这时候如果她在关注女儿的同时，也能关注到自己，她决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不那么极端。——周永梅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杀人的乔丽
“两个人都崩溃了。”2009年元旦前一天晚上22点，一家三口从北京回到鞍山。乔丽回忆起当天情景，“一下子都垮了，到家后3个人对打了一架。”
从北京回来后最痛苦的已经不是女儿的病，而是她的失眠，“脑子一闪一闪的”，就像电影回放，精神不能集中，不是合计孩子的病，而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同归于尽念头”。乔丽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但这个念头和今后孩子怎么办，一直缠着她到事发那天。
“我觉得当时我处于一种抑郁状态”，也没人送我去医院看看，乔丽认为家人不够关心她。
5月20日钟万锦告诉记者，她见过乔丽女儿发病时打乔丽的情景，“看着挺难受，为了不挨打她还躲出过。”
“她天天到我家里来说女儿的病，还有丈夫怎么对女儿不好，一说就是两三个小时。”钟万锦认为后期乔丽有些心理障碍，要不怎么随便见到谁就拉住人家说？
乔丽白天躲出去，晚上偷偷回来，一天，她从外面回来听到屋里传来丈夫对女儿的呵斥，“我开始恨他。”
乔丽的律师张振事后分析：“现在看来很正常的的话，但在当时她会把丈夫每一句话都当真。”
这种状况持续到事发当天。
2009年2月21日，为躲女儿，白天一直待在母亲家的乔丽，接到丈夫“带女儿洗澡去了”的短信。接到短信后，乔丽回了家。
“乱七八糟的情景在脑子里晃。”乔丽告诉记者，同归于尽念头到那天控制不住了。
下午5点，丈夫带着女儿进了门。丈夫没吃饭，“他不爱吃海产品。”
“好像一步一步在推着我走，”见丈夫没吃饭，乔丽说，“你吃点麦片或是芝麻糊吧。”乔丽将芝麻糊冲开，回屋拿了10片安眠药，拌开后放在厨房案子上，“吃就吃不吃就不吃，也不是非让他死。”她当时的想法。
乔丽进屋给孩子喂饭和每天必须定时吃的药，“妈，今天吃饱了。”女儿生命中和乔丽说的最后一句话。
“也知道这不是小事，人命关天，害怕了。”20分钟后，乔丽冲进厨房想把芝麻糊倒掉。
碗空了，“我开始哆嗦”。
乔丽丈夫吃完芝麻糊后，坐到桌边算出租房子的房租，“告诉我水电费都交到几月。”这是丈夫生命中和乔丽说的最后的话。
随后丈夫进屋睡了，时间是晚上6点。
从18：00点到21：00点，乔丽在没开灯的房间里枯坐3个小时，“反复就想一件事，醒了发现我给他下药，还不得对付我啊，我死了没什么，女儿怎么办？”
枯坐3小时后，21：00点乔丽到厨房拿了把菜刀，“砍了几刀不知道，没开灯。”
没有停留，回到女儿房间拿起一个白布条，死死勒住女儿的脖子，“孩子一点反应没有，感觉死了。”
（旁白：长期被这件事纠缠，希望，失望；失望，希望。反反复复对心理折磨非常大，有精神疾病的家庭，对家属的心理疏导的重要性不次于病人。其实到她把念头付诸行动时，可能已经是重度抑郁症了。
现代人，真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发现有些异常先放一放，马上去检查，做一个根本的诊断。一旦确诊，马上接受治疗。这个时候亲属的作用非常大。——周永梅）
自杀的乔丽
那天深夜，做出了“非常之举”的乔丽，随后写了两封遗书，“写给姐姐的，一封交代后事，一封写在医院治疗那段。”
写完遗书后，乔丽拿出了5瓶安眠药，“一把一把往嘴里送”将里面500片安眠药吃完后，和衣躺在女儿身边，将女儿往怀里揽了揽，搂住。“松了口气，全家都解脱了。”
2009年2月22日早晨7：30分，乔丽醒了。“女儿床对面有口钟，一下就醒了”，第一个反应：“怎么睁眼了？”
5月19日乔丽回忆当时，“完了，没死！感觉警察马上就要来了。”一眼没敢瞅，马上奔向为躲女儿租的房子。星期天，外边雪很厚，街上很静，药劲还没过，跌跌撞撞上了六楼。平时很容易开的门，那天连开两圈也没打开。又掉头回家，奔到厨房阳台，搬凳子就跳下去了，“大头朝下跳的，后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乔丽跳楼时，一墙之隔的钟万锦还没起床，“8点多外面特别杂乱，感觉出事了。”5月20日，钟万锦告诉记者，刚开始他们吵架时还去劝，时间长了就不爱管了，“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春节过后第一天上班，还互相拜年。”
“活着就是对我的惩罚。”乔丽如此解释自己的命大。
“他们爷儿俩老在脑子里闪。”乔丽用手捂住脸哭了。乔丽说她现在就一个念头“死”。能和他们团圆，“我亏欠他们爷儿俩啊。”
5月19日乔丽律师张振告诉记者，事发后乔丽没有生存欲望，什么事都往窄处想。“但她是一个想法很清晰有条理的人。”
乔丽自己对此事的定性是“悲剧”，自己没能调解自己，那么多精神病患者家属也没选择我这样的做法，不也过来了吗？
（旁白：她想要赎罪，又没死成，会产生深深的内疚，自罪感特别强。那些记忆深刻的、对她影响极大的碎片，对她的心理健康会造成很大伤害，不进行心理疏导，精神就有出问题的可能。——周永梅）
“难死”的乔丽
“乔丽是个挺精明、有主意的人。家里她拿主意，我哥啥主意也拿不了。”5月20日，乔丽丈夫的二弟反驳了乔丽交待案情时所说的丈夫不舍得花钱给病女儿治病，“俺们是贫农，他们就是资本家。”
对于乔丽说丈夫要弄死女儿的话，他则认为他哥哥根本不是那块料。
他同时表示，“两条人命怎么还不判死刑？”要是在监狱里心里还能宽点，现在是在外面，心里不平衡。
丈夫的3个弟弟向乔丽提出了28万元的民事赔偿。“在她死和赔偿之间，我选择让她死。”乔丽丈夫的二弟说，她死了我还可以打继承官司。
“我确实杀人了。”乔丽涉嫌故意杀人后，对自己行为没有丝毫辩解。
2009年9月一审被判死刑后，没有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2010年5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乔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案件主审法官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张代勇对改判死缓的解释是“符合宽严并济要求”。
中国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李希慧5月25日告诉记者，没有收监条件的人可以在狱外监管，她这样的身体状况显然是没法收监的。
“目前来说，死缓核准还没有下来，案件还属于诉讼过程中。诉讼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被告都必须关押，这是符合法律精神的。”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顾永忠说得更为直白。
“真希望让我死。”张代勇送达死缓判决书时，乔丽依然要求判她死。
乔丽不承认自己寂寞，她有一个在外地的姐姐和年过八旬的老母。但也少有往来，“不想她们。我每天可以和护工说话，护工对我很好。”
“觉得她们对我没有负责，我在外面躲了3个月，除了租房的半个月，其余两个半月整天待在母亲家，去了就和她们说孩子病的事，说我想自杀，她们谁也不当回事。”乔丽不想见姐姐和母亲的原因。
由于案发当天的白天，乔丽一直待在母亲家，老人可能了解乔丽当天有什么异常，5月20日，记者在老人门外以3个不同的身份，请老人开门，老人都未予理睬。
鞍山市立山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穆元峰说，这是一个家庭个案，对案发周围有持续影响，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影响，“乔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容易走向极端，意志不坚定，觉得心理有些问题。她现在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属于警方监视居住。”
乔丽说过往像电影闪回，“我丈夫是个特别好的人，要不是治病这件事，一家三口特别好。”
“我第一次对媒体讲经过，也许是攒了一年了，积压时间太长，找不到人说，没地方释放。”乔丽如此解释为什么现在肯讲述事发经过。
（旁白：无论是等待核准期间，还是核准后的执行阶段，基本生活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丧失劳动能力或残疾，属于一种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很多事情自己没办法做决定。这种情况下，有受到物质帮助的权利。这种物质权利一个是可触摸、有形的物质帮助，还有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展的人力辅助。——中央党校政法部宪法行政法教研室研究人权的法学博士刘素华）
（文中乔丽为化名）
（原载于《华商晨报》2010年6月2日）
记者手记
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同样值得关注
从一般心理障碍到严重精神疾患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他们中的许多人，平常看起来和常人毫无二致，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健康。当其中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等生存压力时，其无助和挫折都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信”，瞬间点燃“炸药包。”
这是我最近采写《精神疾病患者管控的现实难题》稿件时，一位专家对我说的话。
这让我想起了我曾采访过的一个女人，乔丽。她手刃了自己的丈夫，勒死了自己的女儿。自己自杀，却没死成，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最初接到这个线索时，“这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的疑问。在我去乔丽家见她时，一直在想，难道真的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
两年过后，重新审视当初的采访，一个新的感受，如果当时能有人帮她一把，如果她能摆脱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困扰，在感到自己心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寻求专业心理医生的帮助，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只是，生活没有那么多如果可期。
虽然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外人或许永远不知道她“下狠手”时，处于何种精神状态。如今回过头分析，乔丽从心理产生障碍，直至崩溃，精神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征兆，引信，就是女儿的病情，最终毁灭了至亲和自己。
“有个精神病的儿子，把我磨得都快精神病了。”一位长年照顾患有精神分裂症儿子的母亲对我说。
从某种角度看，乔丽的悲剧折射出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精神疾病患者家属的精神健康问题。
他们的健康，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段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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