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者·长者·行人·役夫

过者·长者·行人·役夫——《兵车行》叙述视角新探

《兵车行》是一首叙事诗，叙事诗有一定的叙述视角，叙述视角的准确把握，对理解《兵车行》涉及的人物关系至关重要。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对诗中显示人物关系的这4句诗，历来的解释是：“过者”“长者”均指诗人，“行人”“役夫”均指军士；《兵车行》后半部分的问答之辞，便是在诗人杜甫和被征军士之间展开的。

研读诗歌文本，这种传统的理解，显然存在诸多破绽。

“过者”是诗人杜甫的“自称”吗？“行人”身份是清楚的——“弓箭各在腰”的军士。“过者”的字面意义是：途经咸阳桥的人。逆推“过者”所提问题，必为“为什么有这么多军人集结”之类。这就意味着，有疑而问的“过者”并不了解唐代天宝中叶关中征兵的情况。其时，诗人杜甫客居京师已久，对“点行”情形绝不会如此陌生，对频频“点行”的情形更不可能漠然无知。将途经咸阳桥之人说成就是诗人杜甫，至少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

“长者”是对诗人杜甫的“尊称”吗？更不可能。杜甫时年不过40岁上下，“役夫”没有称其为“长者”之由，当然，杜甫也没有在诗中自称“长者”之理。“长者”虽问，“役夫”却不敢申诉，可见“役夫”对“长者”心存戒备。视“长者”为杜甫，至少无法解开“役夫”不敢向其“申恨”这个谜团。

作者与“行人”作了长篇对话吗？认同这种说法，必须确立一个前提：“行人”队伍在“咸阳桥”停止了前进，“行人”方有时间发泄心中的愤恨。只要研究一下诗歌文本，便可知道这一前提事实上并不存在。“耶娘妻子走相送”，送行者须奔走相送，可见“行人”未稍事停留，而且，按照常理，在“哭声直上干云霄”这种场面下，也不会允许全副戎装的“行人”于咸阳桥羁留片刻。反过来说，如果“行人”驻足，“拦道”的情形还可能发生吗？或者说，百姓的“拦道”就能阻止兵车战马的行进吗？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经过“咸阳桥”的队伍没有停止行进，“行人”队伍必是快速通过了送行者的人流。行色匆匆的“行人”既然没有驻足停留的机会，所谓作者与“行人”的深入长谈显然是不可能进行的。

如此说来，传统的理解难以合理地解释《兵车行》中的人物关系，与诗篇中的人物密切相关的叙事视角问题，很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关键是“长者”。在古文中，“长者”一般不用作自称，而用作他称，除“年长之人”“位尊之人”这种通常意义外，“长者”还有另一种解释：“显贵的人”（《汉语大辞典》缩印本第6755页）。诗中的“长者”即指显贵者。“役夫”过着艰苦的从军生活，却丝毫不敢向“长者”申诉满腹怨恨，那么，这个“长者”只能是指对“役夫”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这只能是指军中校尉之类。天宝中叶，唐玄宗宠信的边帅高仙芝、哥舒翰之类，不正是这些地位显贵的人物的代表吗？

“行人但云点行频”，“点行频”三字是“行人”对“过者”问话的答语，一个“但”字，说明行色匆匆的“行人”对“过者”的问话，一语作答未及多言。“或从十五北防河”以下，记录的不是“行人”，而是另一个人的话语。此人话语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不过是说，军中地位显贵的人虽然也过问军士的生活，但是，“役夫”岂敢向他们申诉自己的怨恨？“行人”“役夫”均指从军的军士，其区别在于，“行人”指行经咸阳桥的新征军士，“役夫”指从军多年的征戍军人，“行人”是诗歌叙述者对从征军士的称呼，“役夫”则是诗中答话人对从征军士的称呼——无论是“行人”还是“役夫”，实际上都没有参与诗中的长篇问答，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驻足长谈的可能。

那么，这个倾泻了自己愤怒的说话人是谁呢？看其谈话之内容当可猜度其人之身份。说话人的话语涉及下列4方面内容：“役夫”的戍边经历；“山东”经济凋敝的状况；征战者家庭租税情况；边庭血战、尸骨成堆的惨况。因此，说话人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对西北边事十分熟悉，对边庭血战亲身经历，是一位战后余生的人；第二，对天下世事认识清醒，对拓边政策怨恨极深，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人；第三，此人曾多次从军，此次却侥幸未被“点行”，其亲属即在“行人”队伍之中。——送走“行人”之后，其人情绪激动按捺不住，倾诉了自己的满腹怨愤。

说话人是谁？只能是“耶娘妻子走相送”一语中的“耶（爷）”。

杜诗具有细针密线回环照应的特点。“行人”途经咸阳桥，“娘”顿足，“妻”拦道，“子”牵衣，唯独“走相送”这一群体中的“耶”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踪影。其实，“耶”非但没有失踪，反而是诗歌中重要的艺术形象！杜甫的反战思想，正是通过此人的话语曲折地表现出来的。送别之时，作为一名久历战争的退役军人，他只能平静理智地对待发生的一切，他知道，军人家属阻拦的举动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效果。于是，在咸阳桥的烟尘散尽之后，痛定思痛，鲜明地表述了对这种非正义战争的理性认识。也许，现实生活中的“耶”不可能有如此思维明晰的谈话；也许，作这样的谈话的“耶”并非一人，而是一个军人家属的群体。作为文学创作，这并不重要。作者必须提炼生活，塑造形象，即使没有这样逻辑严密的谈话，作者也必须塑造出进行这番谈话的“耶”，因为，这是体现作者反战思想的主要艺术形象。昔日的从征军人，今日的军人家属，此种双重身份，使其谈话具有极大的信度、深度和力度。可以说，“耶”在《兵车行》中作为主角出现，是诗人艺术构思中最重要的一环。

剩下的问题是，既然记录了“耶”的谈话，那么，“君不闻”“君不见”，诗中两度提到那位“君”即听话人是谁呢？是作者自己吗？这又是一种误解。“长者”不是作者，“过者”也不是作者，《兵车行》不是用第一人称写就的诗，作者没有在诗中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出现。

现代叙述理论认为，作家和作品之间存在一个叙述者，作家并不直接站出来叙事，而是通过叙述者来叙事。叙述者并非作者本人，他与作者保持一定距离，但又部分体现了作者的道德判断和审美标准。叙述者的出现，使诗歌作者保持一种全知叙述角度。作者只是客观地记录人物和事件，保持中立的立场和公正的态度，而不作事件的评判者。而叙述者作为诗中的一个形象，则介入人物和事件的始末，表现自己的情感和立场。“君不闻”“君不见”本是乐府诗中常用的句式，但亦不妨将“君”看作是作者于诗中设置的一个“叙事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问话人，即“耶”答语中所指称的“君”，就是作者于诗中设置的“叙述者”。而诗中的长篇问答，便在“君”和“耶”之间展开。

这实在是一种十分高明的写法。其高明之处在于，作者只是无偏见地记录了百姓的谈话，而且这种谈话是在“君”和“耶”之间进行的。作者不过是一个“采风者”，对实录的内容可以不负任何法理上、道义上的责任。这种写法，杜诗多次运用。典型的例子是与《兵车行》差不多作于同时的《前出塞》。“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诗中的“反战”思想，同样是通过一位军士的自述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出自作者的直接议论。这种写法，是对汉乐府“观风俗、视薄厚”（《汉书·艺文志》）这种现实主义传统的直接传承。

正是运用这种全知叙述视角，诗人大胆地记录了人民的呼声。“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是何等激烈的言辞！“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这是何等冷峻的现实！“耶”对朝廷拓边战争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描绘，显然带有愤激夸大的成分，获得了“君”的深深同情，并不意味着完全代表了诗人杜甫的看法。写“君”和“耶”的谈话，一方面表示了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另一方面，杜甫又与这种激烈的言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天宝中叶，边塞战争的后果尚未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对于立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诗人而言，也无意使自己站在唐玄宗拓边这一基本国策的反对派的立场上。“忠君”是杜甫一生信奉的原则。困守长安期间，诗人向权贵献上求擢拔的诗歌，向皇帝献上求垂怜的礼赋，这些行为，与同情人民悲苦命运的《兵车行》的写作是不矛盾的。“开边意未已”“开边一何多”，如此激烈的言辞在诗中的出现，丝毫不意味着这就是杜甫的言论。这样说，并非贬低《兵车行》的思想意义，恰恰相反，《兵车行》反映出诗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强烈的责任感。《兵车行》对人民呼声的记录，对统治者而言，则是一种敬告。

《兵车行》采用这种叙述视角，作者的看法不是直接表露出来的，而是通过“叙述者”与“耶”的对话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看到朝廷开边战争的严重危害，但是，诗人又完全没有必要以一个朝廷政策反对派的面目出现。这样，一方面，透露了作者的立场，借他人之口，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另一方面，又避免了政治上不必要的麻烦。在天宝年间那种狂热歌颂边塞战争的氛围之下，诗人的表达还是十分审慎的。设为问答，借汉喻唐自然是一种障眼法，更重要的是，诗人在诗歌中完全隐去了自己——作者不过是如实地记录了送别的一幕而已。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称《兵车行》“含蓄”，其“含蓄”正表现于此。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行人”是叙述者对从军战士的称谓，“役夫”是答话人对从军战士的称谓。其内涵并不完全相同。“过者”是一个途经的人，除了借其挑明“点行”这一事件的性质之外，“过者”在诗中的出现没有更多的意义。至于“长者”，则是“耶”（先前的“役夫”，现在的军属）对军中长官的称谓。而诗中的全部谈话，则在叙述者与“耶”之间进行。弄清了这些问题，《兵车行》解读中的诸多破绽也就不复存在了。

（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