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权的“大锅饭”体制和“谷贱伤农”的统购政策,压抑了中国的粮食生产。从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中,中国的粮食生产一直处在徘徊停滞状态。由1953年的总产量16683万吨到1978年的30 477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了530万吨。人均占有量由284公斤增加到318公斤,每年仅增加了1.3公斤。粮食生产发展缓慢,使中国在这26年时间里,粮食供求矛盾一直尖锐地存在着,成为困扰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首要难题。据统计,这26年时间里,国内粮食收支有15年亏空,只有11年稍有结余。
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生产力得到一次全面的解放,加上粮食收购价提高,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粮食总产量每年以2000万吨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达到40 731万吨。5年时间,增加了10000万多吨。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但中国的农民却手中无粮心里慌,手中有粮心里照样慌。
这便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又一大悲剧。
在粮食紧张的艰难岁月里,广大农民以一种朴素的爱国之心,自己勒紧裤带子,把有限的粮食交给了国家,保证了城市居民的供应,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需要。而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句“农民伯伯踊跃交售‘爱国粮’”的赞语。
现在,他们粮食丰收了,全国人民都吃饱肚子了,按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是梦寐以求的目标。
但是,这天大的好事,却只有吃粮的人高兴,种粮的人反而又发愁起来了。
“卖粮难”,一个新名词诞生了。
1984年仲秋,湖南省某县一粮站大院里,装满粮食的板车、手扶拖拉机、萝筐挤得水泄不通,几百名汗流满面的农民在围着几名粮站工作人员团团转,求爷爷,拜奶奶,只差下跪了,但工作人员不为所动,坚持每户只能按计划分配数收购,多的一粒不要。
新疆某边境小县,主要街区有1/4被满载粮袋的马、牛、驴车和手扶拖拉机占据,顺着车流的走向,千米外的粮站大院里,人车蜿蜒,曲曲折折,塞满粮站的大院子。有人已接连排了十几个小时的队,有的已被验质员打回重新翻晒了三四次,再晒就要晒熟了,但仍“不合格”……
“天府之国”的四川某县农民愤怒了:以前粮食紧张时,我们把自己的口粮都交给了你们,现在粮食多了,你们就“甩派头”了,你们还要不要我们种粮食?情绪冲动的农民砸了粮站。
孩子等钱上学,子女等钱结婚,房屋等钱翻盖,更急人的是,冬季生产等钱买种子,来年生产要钱冬储化肥,我们能怪农民冲动吗?
江西、江苏、吉林、安徽……中国的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丰收的忧虑。
欠也忧,丰也忧,农民好伤心。花了成本种了粮食,现在却只能放在家里烂,这田还有种头?
不是农民的报复,而是必然的结果。第二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由16.9亿亩大幅度跌到警戒线以下,仅16.3亿亩,成为建国以来最少的一年,粮食大减产,减产总量2820万吨,减产幅度也居建国后的第一位,超过令人心悸的1960年。粮食一下子又紧张起来,“卖粮维”还喧嚣尘上,“买粮难”便接踵而至。
许多人这才惶惶然,这才想起农民老伯伯。于是,组织工作组下乡,派干部驻村,挨家挨户搞动员、做工作:种爱国田无尚光荣,交爱国粮为国分忧……
通情达理的农民又一次帮助政府渡过了粮食难关。
第二年,粮食播种面积恢复到16.6亿亩,粮食总产量达39151万吨,1989年再次跃上4000万吨台阶。
肚子饱了,脸就变了。
当农民怀着丰收的喜悦,肩挑车拉,将黄灿灿的粮食送到粮站时,他们才发现站门紧闭,“暂不收粮”的牌子让他们从头凉到脚。
“卖粮难“幽灵,又一次笼罩了中国的农民。
这是比1984年范围更广、压力更大的一次卖粮难。全国几乎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民,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卖粮难的打击。据吉林、安徽、湖南等9个产粮大省估计,约有480万吨粮食不能入库,黑龙江、湖北、河北等省农民有670万吨粮食急需寻求出路。村间小道上,乡镇大路旁,到处是车拉畜载的粮食,有的农民为出卖几百公斤粮食竟拉着架子车走遍了方圆几十里的所有粮站,但都被挡回。江西某地一农妇为卖掉一袋粮给儿子看病,竟跪在地上哀求粮站工作人员。
40000万吨的粮食总产量,对于当时已有1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并不多,最多只能算是解决温饱的水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粮食“过剩”现象呢?显而易见,这便是我国流通体制的弊端。体制不顺,流通不畅,国家缺乏调控能力,以至粮食多一点就“卖粮难”,粮食少一点就“买粮难”,于是,粮食生产便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少了少了多了多了”之间扭秧歌。
弊端在体制,灾难却落在农民身上。这一年,不仅全国产粮区农民70%的余粮没有卖出,国家应当收购的合同定购粮,全国也有数百亿斤未能兑现,有的勉强由粮食部门收下了,却无钱可付,给农民的仅是一张不知何时能兑现的白条子。
粮食部门无力收购,一些粮食商贩便趁机压价收购,每50公斤粮食仅值32～34元。根据货币贬值率换算,一公斤粮食仅相当于10年前价值的1/3或1/2。
1990年,中国农业史上的一个大丰收年,但由于卖粮难,农民人均纯收入扣除物价因素,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在不少省区还下降了。中国农村的丰收,其结果却是一场空。四川省农民有近50亿公斤粮食卖不出,少收入40～50亿元资金。黑龙江省农民也有十几亿公斤粮食未卖出,少收入十几亿元。即使收购了的,许多也仅只是白条一张,买不得盐,打不得醋。
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飘飘然、昏昏然了,他们被粮食“过剩”的假象蒙敝了,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应该调整种植结构,什么赚钱种什么,于是大力缩减粮食种植面积;应该取消粮食定购,让农民自己消化多余的粮食,于是粮站挂出了“暂停收购”的牌子;应该放开粮食经营,让个体集体一齐来搞活粮食经营,于是粮站转行开商店,个体户则代替粮食部门行使购销粮食的职责了……
他们全然没有想到,卖粮难暴露的不是粮食过剩,而是流通体制不顺,因而对这次卖粮难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致使这次卖粮难愈演愈烈,一直持续了3年多,有40个月之久。结果,就在农民灰心丧气、全社会都认为粮食过剩之际,全国爆发了1994年的粮食涨价风潮。
与卖粮难相伴随的自然是粮价的波动,这对于拿粮本本吃平价粮的城市居民来说自然没有多大的影响,而对要靠这些像侍弄宝贝儿子一样侍弄出来的粮食维生的农民来说,则意味着新房能不能建,孩子的学费能不能落实,农机具还能不能买。固然,国家的定购粮不会有大的波动,但定购粮款连七税八费都扣不了,农民真正要弄点钱花,还主要靠定购粮外的部分。因此,粮价的波动对农民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往往是一丰收就粮价下跌,并且跌价了也没人要,出现卖粮难。以至连农民也闹不清是因为卖粮难而粮价跌还是因粮价跌而卖粮难,反正对农民来说是祸不单行,卖粮难与粮价跌一齐来。当然也有粮食走俏的时候,这时虽然粮价会有所上升,但真正得实惠的不是农民,而是中间流通环节。1984年,粮食市场供过于求,价格下跌;1985年供不应求,价格回升;1986、1988年两年粮食基本平衡,但由于地区间不平衡,加上农民惜售心理,两年的秋季都发生了粮食大抢购,价格飞涨;1987年供过于求,价格回落;1989年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上半年延续1988年的高价位,但是下半年和1990年粮食市场出现疲软,粮价大幅度下跌。这次维持时间最长,一直到1993年6月,长达40个月,其中小麦均价由每公斤1.02元跌至0.76元,降幅25.5%,大米由均价每公斤1.47元降至0.96元,降幅达34.69%,不少地方粮价降至改革以来的最低点,同时也出现了最严重的一次卖粮难。
物极必反,在经历了长达3年半的价格疲软后,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原来过剩的籼米价格陡涨,从1993年6月的每公斤0.9元涨至1995年8月的2.4元,涨幅达1.67倍,玉米涨1.4倍,以至国内市场价普遍高于国际购价。按1995年8至10月均价比较,小麦高16.75%,玉米高38.15%,大米高63.5%。
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粮价才基本稳定,但随后卖粮难又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粮价又开始走入一个低迷的状态。从1995年底开始下滑,上半年平均粮价还是每公斤1.6元,年底便降至1.4元。1996年,在国家宣布提高定购粮价格后,市场粮价下滑速度并没有完全遏制,部分地方甚至更加加快,仅优质大米降价就达15.7%,并一直低迷到1998年粮改启动前。按1996年的情况比较,粮食普遍低于国际市场价,如粳米低35.46%,小麦低33.2%,玉米低27.7%。
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不是少了就是多了,粮食流通体制再不改革,我们将永远在这个怪圈里打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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