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定的“六条”规矩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会议做出了几条规定：一曰不做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正是这些规矩成就了西柏坡，成就了新中国。

“六条”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就拿“一曰不做寿”来说，连毛主席都需经过百般推辞才能逃过“被做寿”一劫。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各级党政军“一把手”要做到这一点就更困难了。可以说，做寿还是不做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此是深有感触且深受其苦。

早在1947年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周岁生日，与会的同志说：“我们正赶上吃你的寿面了。”毛泽东不得不像往年一样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他说，延安都丢了，还祝什么寿？又说，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我一个人祝寿，太不近人情了。再则，部队和群众都缺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不是让我脱离群众吗？我才50多岁，往后的日子长着哩；即使全国胜利了，也不要祝寿。

1948年，五大书记齐聚西柏坡，毛泽东55周岁生日临近时，中央机关的一些同志又开始以“改善伙食”的名义张罗着给主席做寿，毛泽东以“影响不好”为由加以拒绝。他说，“希望今后再也不要给党的领导人过生日祝寿，这样影响不好。”可能觉得这样说力度还不够，于是又强调，“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反。”

1949年，在全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时期，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关于做寿的“博弈”之后，毛泽东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将“不做寿”作为规则确定下来，才有可能将做寿“这个封建旧习惯”改革掉，于是就有了七届二中全会上六条规定中的这首条规定。

“不送礼”主要针对党内“慷公家之慨”的送礼行为。彭德怀作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就极端讨厌“慷公家之慨”的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曾批评那些爱请客送礼的人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

毛泽东将“不送礼”作为一条规矩，主要就是担心公款性质的“礼尚往来”会助长攀比之风、享乐之风、奢靡之风，会让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堕落。应该说，毛泽东的警觉和担心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很有远见的。

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喝酒的。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喝酒会误事，不能喝的人最好不要喝，能喝的最好少喝。”但是，“无酒不成席”是中国的传统习俗，大多数人都难逃酒的“压迫”，连毛泽东也不例外。

1930年毛泽东在江西偶遇三弟毛泽覃，毛泽覃提出共饮一杯酒，毛泽东却道：“喝酒误事，请你自便。”

1949年米高扬来到西柏坡，曾经提出要与毛泽东比酒量，毛泽东以辣椒反击，提议每喝一杯酒吃一个红辣椒，米高扬招架不住，最终毛泽东只喝了两杯白酒了事。“欲饮自便，不饮莫劝”，这是毛泽东喜欢的饮酒方式。

毛泽东反对饮酒，除了自身确实不能喝酒，也不喜欢喝酒之外，更主要是反对胡吃海喝、铺张浪费，甚至借摆酒席大肆敛财的腐败行为。饮酒伤身事小，对社会风气的败坏事大。某地流传一句这样的顺口溜，曰：“抽烟不管事儿，喝酒管一阵儿，要想办成事儿，一阵儿接一阵儿。”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酒肉攻势，才能把事情办成，这是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是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败坏。

关于“少拍掌”，说的不仅仅是拍掌的问题，而是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的大问题。反对的是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坏、说成绩不说不足、说假话空话不说真话实话等问题。反对的是虚张声势、好大喜功、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夸张仪式。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听说保定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涿县。晚上研究进北京城的仪式问题时，不少同志认为，既然是胜利之师，入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毛泽东坚持“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

“少拍掌”体现了对群众的尊重，是对群众路线的坚守。乱拍掌会掩盖真相，掩盖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真实联系。有些领导同志习惯了听人拍掌，不管是视察工作还是做报告，要是听不到掌声，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受欢迎，然后是怨恨接待单位“不会办事”，接下来就可能给你“穿小鞋”。因此，接待单位大都会安排群众拍掌，比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如何如何”。接待单位甚至还会临时召集一些人来捧场，形成一种宾朋满座的热烈气氛。但恰恰是这种被刻意安排的拍掌和捧场最令人厌恶，因为它侵犯了拍掌者和捧场者的尊严和权利，他们被当作一件物品和摆设任人摆布，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少拍掌”对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坚持群众路线，对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改进文风、会风和工作作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以人名作地名。当时世界各国出现了很多以国家领导人命名的地名。如“华盛顿市”、“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党内也有不少人提议以毛泽东等伟大领袖的名字命名城市，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由于斯大林在苏联大搞个人崇拜，国际影响很坏。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毛泽东对“以人名作地名”非常敏感，态度也一直非常坚决。1946年6月18日，《新华日报》“批评与建议”栏目发表了徐竞的《革命领袖与烈士的名字不能乱用》一文，文中指出：“最近有些地方的行政机关，不慎重考虑纪念先烈及尊重革命领袖的伟大精神，而只局限于表面的纪念，随便应用革命领袖的名字，作一些小地方或街市的名称……这样将先烈和革命领袖的名字混用起来，使很多群众分不清。”“分不清”这倒是个小问题，毛泽东更担心的是“以人名作地名”会诱发个人崇拜，重蹈斯大林覆辙。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不以人名作地名”从此正式上升到国家法规的高度。

早在1944年春，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了一篇编者序言，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对我也上了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1948年秋，时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建议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不同意。1949年春，毛泽东又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毛泽东模范地遵守了这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当时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见《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