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无名英雄现身

称吴定九为“无名英雄”，源于著名新闻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笔者曾于2013年11月拜访方先生，谈及吴定九在新闻史上的地位及作用，他认为：“吴定九是二线的无名英雄，其事迹值得深入挖掘，作为后人应继续追寻线索好好写写他。”

方先生所言诚哉！作为《京报》创始人之一和“新闻编译社”的早期成员，吴定九前前后后为京报社工作了十二三年，但即便在总编辑任上也极少在《京报》上留下自己的真名实姓。经查国家图书馆所藏《京报》（1919．2—1930．5），笔者仅在1920年10月19日和20日两天出版的《京报》第三版上发现有一篇署名“定九”的连续报道文章——《女师学生救灾之盛会》。由于现存《京报》收藏并不十分齐全，虽不知此文是否就是吴定九在《京报》上唯一署真名的文章，但可以肯定，他在《京报》和“新闻编译社”所编发、撰写的文章大多不署名或使用笔名。前面提到，吴走的是一条充满风险的“新闻救国”之路，《京报》因高擎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大旗，并着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而成为北洋军阀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更有好友潘公弼被捕入狱和邵飘萍亡命海外的前车之鉴，吴定九隐名埋姓不啻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也是当年许多革命报人采取的一种惯用方法。

接下来的问题，吴定九在《京报》鼎盛期使用何种笔名？编发、撰写过哪些文章？解决途径仍然是通过查检、研读《京报》来寻得答案。

仔细顷读这一时期的《京报》后不难发现，报上以“K”署名的文章篇幅最多，延续时间也最长，从1923年6月至1926 年4月从未间断过。K的署名有两种含义，一是表示文章作者，如以K署名的时评、新闻报道、政论文章等；二是表示文章的责任编辑，如邵飘萍在《京报》上发表的所有通讯、论说、短评等各类文章全都由K一人负责编发，说明K其人非一般编辑。话再说回，前面已提那则落款为“本报总编辑特启”的《京报特刊预告》，亦在文末署名“K”，从而与“总编辑”成相对应关系。另外，有学者认为吴定九精通日、英两种文字，其名“鼎”的日译文为“かなえ”，再以罗马注音来表达则为“Kanae”，而K即取其第一个字母之意。综合上述因素，足以证明K就是《京报》鼎盛时期的总编辑吴定九。

由于种种原因，笔者难以对吴定九于此期间在《京报》上撰写的所有各类文章全面统计，但仅从手头掌握的部分材料来看也已相当可观，具体数据为：1923年4月16日——8月 20日，计32篇；1924年6月10日——9月30日，计47篇；1924年10月23日——12月10日，计45篇；1925年6月1日——7月10日，计10篇；1926年3月14日——30日，计15篇，总计149篇，10余万字。

这些文章主要刊登在《京报》最重要的第二版（“评坛”“时评”“特讯”等栏目）上的醒目位置，有时也登在第三版（国外要闻、本埠及各省新闻等）。这里需要指出，国内研究者往往错将本属吴定九撰写的一些文章归结到邵飘萍名下，如《冯玉祥对于目下政潮之态度——昨日与飘萍之谈话》（1923年6月8日）、《喀拉罕代表与邵飘萍之谈话》（1924年6月13日）、《中俄邦交成立后之空前大会》（1924年6月20日）、《昏聩糊涂之国务院秘书长》（1924年6月21日）、《冯检阅使与本社邵君谈话》（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解决时局之大体意见》（1924年10月25日）等文章，虽均在文末落款处署名K，却被收录到1987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邵飘萍选集》一书中，此类情况应予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