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着泪的回忆和撰述

刘　斐

40万字，120多幅珍贵图片，121个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2011年年初，《钱学森故事》在各地书店一经上架，就被抢购一空。该书发行两个月以来，多次加印，印数超过七万册。

没有夸张的修辞，没有过分的演绎，没有宣传贯彻的口号，它是一个人的传记，故事中满满地渗透和折射出的航天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以钱老为代表的一代人为了民族振兴抛洒青春和热血的过程。因此，也可以说，它同时是一代人的奋斗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振兴史。

《钱学森故事》是怎样出炉的？著书立传的过程中有哪些感人的花絮？读者的心灵有哪些强烈的震撼？以钱学森为代表的老一辈航天人淡泊名利、矢志报国背后的精神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年轻一代又是否能够理解和认同呢？

带着种种疑问和困惑，记者采访了本书的作者之一、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刘莹，听她讲述《钱学森故事》背后那些含着笑、流着泪的回忆和撰述。

不爱作家不要演绎　百岁寿礼变成追忆

对于著书立传，钱老生前一直没有松过口，坚决不准任何人为他作传。即使有些人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想采访他、为他写传，换来的却是他严厉的斥责：“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

《钱学森故事》的策划工作是在2007年底启动的，那时钱老还健在。

解放军出版社想为青少年读者编辑一些通俗易懂又具有启迪教育意义的读物。于是就将目光投向了钱老，并将新书的策划送到了钱学森办公室和钱老家中。

看过策划、了解了著书的意图后，钱老的家人和钱学森办公室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很快反馈：故事的形式很好，可以写。

按照钱家的意愿，第二年一开春，整本书的提纲和样章就送到了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手上，让他及钱老家人过目，征询意见。

不久，审稿意见就出来了：写得“太生动”了，钱老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都写出来了，尽管文采飞扬，那也不行；要在样章的基础上做做减法，去掉文学性的描写。不能为了作品好读而过分渲染甚至演义，“瘦身”后的故事必须忠于传主，写出钱老真实的经历，还原钱老真实的生活。这样才能真正对传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

样章改好了，素材也收集得差不多了，但是涂元季却住进了医院。而出版社的编辑们整天被繁忙的责编工作充斥得满满当当，根本没有人抽得出时间自己写书。于是出版社跟涂老提出，为钱老找一位专业作家来写。

没想到这个提议一下子就被否决了，因为他们担心作家的文字丰富多彩，演绎太多，有失真实。写书的事也暂时搁置了下来。

谁曾想，2009年10月31日，钱老突然仙逝。

吊唁完钱老，大家的心里都积压了太多的东西，涂元季担心钱老的资料和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有所减损；出版社更是急于将钱老珍贵的素材和感人的故事尽快拿出来与大家分享。看到身体并不是很好的涂元季忙着整理钱老的素材资料并着手写书，出版社的编辑刘莹也顾不得工作的繁重，主动承担起了部分写书的任务。

时间变得更加紧迫，因为百岁寿诞贺礼已经变成了深深的追忆和纪念。

衣带渐宽终不悔　夜夜伏案为哪般

虽然写书的过程异常艰辛，但令作者们欣慰的是，初稿一气呵成，积压在心间的震撼和感动都喷薄而出，跳跃在字里行间。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些故事获得了钱老家人和钱学森办公室的一次性通过。

写作中，作者们时而为钱老的巨大成就振奋鼓舞，时而为他的感人故事黯然落泪。

国人都知道钱老是“两弹一星”元勋，但很少有人了解，他还是新中国第一个12年科学规划的综合组组长，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很多人都知道钱老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成就，但很少有人了解，早在70年前，钱老就为美国的三军讲课，讲授内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箭喷气式技术……

一位华侨曾经动情地回忆说，20世纪上半段时间，中国人在国外没有地位，经常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对待。他当时开着一家餐馆，每天早上营业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门口的垃圾清扫干净。不是因为地区卫生条件不好，而是邻居们故意扔到他门前的，日复一日。忽然有一天，当他推门出来的时候，发现门前的垃圾不见了。远处巡逻的警察直奔他而来，恭敬地向他行了个礼：“先生，今后我们会竭力保证中国人的人身安全！”

后来他才知道，那一天，中国的日历显示的是1964年10月16日——就在那一天，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采访收集的素材越多，作者们越是急于将这些令国人扬眉吐气、令民族振兴强大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希望能对他们有所启迪，并让年轻一代看到、想到自己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故事》是一种鞭策，旨在激励青年人奋发图强。

同时，《钱学森故事》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有所对照、感悟和反思。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前夕，研究院的领导拎了两条鱼来看望钱老，一见面，钱老就盯着鱼问：“院里的其他同志都吃上鱼了吗？”

对比现在有些官员，惟恐不能显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钱学森故事》这面明亮的镜子，在呈现钱学森位高人谦的一面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查和反思的空间。

不同的时代　同样的理解

钱老曾经在各种场合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他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回到祖国，做了该做的事，仅此而已。他强调说，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他一个人头上，务必要将荣誉授予别人，让大家共享荣誉，以便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同样意义的话语，也曾经不止一次地从航天领域的老专家老院士们的口中听到过。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孙家栋院士曾说，航天是个系统工程，谁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取得今天的成绩，自己也只是这其中的一分子，要说功劳，那是大家的，要说成绩，那是航天的。个人宣传他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就对着前来宣传报道的记者谆谆叮嘱，要突出集体，要突出航天人，要突出整个系统，不要把我拔得太高，不要损害同志们的积极性……

或许正像钱老说的，“钱学森”已经成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它所代表的已经不单单是钱老本人，更成为了那个时代、那个集体、那一代人精神品质的象征和丰功伟绩的写照。

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轻一代，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不知道挨饿受苦的滋味；没有经历过大跃进、文革等混乱年代，也无从体会人生的挫败和迷惑……一出生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滋养，奋斗的目标就是能够更加优越、尊严和幸福地活着。

对于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年轻一代充满着由衷的敬意和崇拜，这来源于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的突出贡献和在科学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当看到青年钱学森推掉航空喷气公司原始股、放弃美国绿卡，执意回到科研和生活条件都异常艰苦的新中国过贫穷日子的时候，很多人也许是不能理解的，更不要谈能不能做到。

有人会说，我想报国，可惜国家安定，民族富强，没有条件和场合让我施展报国理想。

而《钱学森故事》告诉我们，爱国报国是不受时间地域限制的，没有条件可讲，也不因人的身份和地位而有所差别。

钱老在美国留学期间，虽然远离故土，但时刻在学术方面研究一些祖国建设用得上的先进技术。当他把潜心设计论证的风洞原理用于风车发电，并为这项研究进行实例计算时，他的实验高度选定了从海平面到海拔8000米以上，本来是一个随机数据的选择，在他那里却成了必然，只因这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如果你走出了国门，那就好好学、用心积累自己的知识储备；如果你生于和平年代，那就以知识报国，以创新精神推动科技发展，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文明创造者”的形象和地位。或许，这就是《钱学森故事》想要传达给年轻一代的信息。

钱老的境界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企及，但他的故事会让我们在感动、震撼和思考的同时，激励我们更加纯净地做人、做事和做学问。

（本文原载于《中国航天报》2011年3月9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