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过境的红军

1933年4月5日，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南昌，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革命“围剿”。4月6日，蒋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无以御外侮。”［25］4月10日，蒋氏在江西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对国民党将领发表训话，扬言“余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26］。

蒋介石有一个荒谬绝伦的理论，那就是：中国亡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27］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蒋氏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可以不闻不问，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则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蒋氏进驻南昌后，调兵遣将，准备对苏区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这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发动前，蒋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他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该训练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蒋氏亲任团长，并聘请德、美、意等国军事教官执教，从1933年7月至9月连续开办3期，每期3周，受训结业军官达7500人；从德、法、比、捷等国购买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严令在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先后颁布《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13种禁令；在平地、山地或城池均推行碉堡政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周围修筑2900多座碉堡，向赣南逐步推进，对根据地四面紧缩包围，尽量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源，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蒋介石还想借反共之机，一举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局面。他一再打电报给陈济棠，要他出来担任这次大规模“围剿”的指挥任务，但遭到拒绝。蒋氏只好自己披挂上任，于5月21日在南昌宣布成立行营，赋予这个南昌行营指挥反革命“围剿”的全权。蒋氏亲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分别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北、南、西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特派陈济棠、白崇禧为“剿匪军”南路正、副总司令，但陈济棠、白崇禧既不拒绝，也不明确表示接受蒋介石的任命。随后，蒋介石又派著名说客蒋伯诚到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议，要粤、桂派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蒋并应允由中央供给粤、桂部队饷械。李、白经过权衡利害后，决定应付一下，广西派遣第44师（师长王赞斌）4个团到江西，广东派出第1军（军长余汉谋）到赣南参加“剿共”。1933年5月间，桂军开到赣南信丰、定南、安远等县，凶残的桂军对留在苏区的小股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和屠杀。王赞斌规定，对于抓到的与红军有关的苏区男女，自14岁以上、65岁以下，一律格杀。对于这种疯狂屠杀，也有人有不同意见，王赞斌就说：“你不要太过仁慈，要知道共产党是同我们势不两立的，我们今日不杀他，将来他必定会杀我们！”王赞斌的第44师在赣南苏区1年多，死在他们屠刀下的苏区人民无法统计，王赞斌因此得了个“杀人王”的绰号。［28］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12000余人，从江西出发，通过湘粤桂三省边境西进，红军经过桂北时，白崇禧派第7军1个营部署于清水关，1个营布防于湘江西岸。这一次桂军没有与红军进行激烈战斗，稍一接触就后撤。据说，这是白崇禧事先安排好的。［29］

李、白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堵截，只派出桂北民团骚扰。红军西进后，白崇禧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将全部西进，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与陈济棠磋商，以广西兵力不足，边防空虚为名，请陈济棠加派粤军到赣南接替桂军第44师的防地，得到陈济棠的同意。8月下旬，白并秘密潜赴桂军第44师驻防的安远县，向王赞斌面授机宜，让他立即将该师集结于安远县城及其附近，等粤军到防后，即率领所部兼程开回桂北兴安、全县、灌阳一带，准备应付中央红军。［30］

从1934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第5次“围剿”。蒋以50万军队重点进攻位于江西的中央根据地。蒋介石鉴于前4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决定放弃“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堡垒政策，以持久战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源，然后与红军主力决战，企图消灭红军。当时中央根据地有正规红军10万人，赤卫队20万人，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与红军相比，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之，中共党内王明“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一个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德国人李德（名义上是中央红军的军事总顾问，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言听计从，实际上充当了最高军事负责人）手里，错误地实行冒险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逃跑主义的战略战术，红军在反“围剿”中接连失利，在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立足，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从红色首都瑞金出发，率领86000余人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第5次“围剿”开始，白崇禧即接到桂系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发来的情报，称蒋介石采纳著名阴谋家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一路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平乐、昭平、苍梧；一路压迫红军进入广东新会、阳春；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31］这个情报的发电人是王建平，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此时已经打入国民党中央的情报系统，长期为白崇禧提供机要情报。［32］

白崇禧鉴于事态严重，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速回南宁商量对策。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向从江面兴国西征，并突破国民党军设立的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10月30日，蒋介石作出《关于追剿方针及北西南各路军行动的部署》，命令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县）兴（安）桂（林）碉堡线。［33］

11月初，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后，于11月中旬制订了《关于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确定其方针是：“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歼灭之。”［34］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辖第16、第62、第63师，第19师一部以及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辖第7纵队吴奇伟的第59、第90、第92、第93师以及第1支队、第4旅、第75旅）、第三路“追剿”司令周浑元（辖第5、第13、第96、第99师）、第四路“追剿”司令李云杰（辖第23、第15师）、第五路“追剿”司令李韫珩（辖第53师），总共16个师77个团。［35］计划规定：“追剿军以一部由衡阳至祁阳、零陵（永州）沿湘江西岸布防，并加强碉堡封锁线之构筑；主力分由遂川、莲花、嘉禾、临武蹑匪尾追，务与广西剿匪部队切取联络，将朱、毛‘匪军’主力包围于湘、桂边境之零陵、全州地区歼灭之。”［36］任命白崇禧为广西“剿匪军”总指挥，指挥桂系第7军、第15军的5个师。计划规定：“广西‘剿匪’军主力，扼全州、兴安地区，严密堵剿，协同‘追剿’军围歼西窜之匪。”［37］同时还任命王家烈为贵州“剿匪”总指挥，指挥所部第25军3个师、3个独立旅、2个独立师等部队进驻湘黔边区堵截。

蒋介石所规定的作战“指导要领”是：“‘追剿’军主力配合广西剿匪总指挥白崇禧所部，务乘朱毛‘匪军’主力窜至湘桂边境之祁阳、零陵、全州一带，湘江以南，灌江以东地区围歼之。贵州之第25军王家烈部，应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边境之通道、锦屏、黎平一带扼要防守，堵‘匪’北窜。”“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防匪越江流窜。”“各县应严密保甲组织，并应督饬乡镇组织义勇队、侦察队配合进剿的‘国军’，围剿流窜‘匪军’。”［38］

蒋介石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当时，蒋的心腹谋士们考虑到蒋介石与陈济棠、白崇禧之间的矛盾，特别提醒蒋：“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回答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11月14日，蒋介石命令何键督率所部“追剿军”会同粤、桂两军务必歼灭红军于湘水以东。令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39］

11月17日，蒋介石又制订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大纲》，规定总的“方针”是：“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龙）萧（克）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贵州黎平线东南）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其“纲领”是：“（一）应于匪未窜渡湘、漓水以前，于永（州）宝（庆）武（冈）黔（阳）锦（屏）黎（平）洪（州，属黎平县）（龙）胜、桂（林）线上，赶筑工事，先择定重要城镇，构成据点，然后逐渐加强增密。（二）于上述地区内，预为坚壁清野之准备，使匪窜过湘江时，进无所掠。（三）先于上述地区内，严密组织民众，布成侦探网，并由湘黔桂军于上述工事线上.分布民众团队扼守，并扼要控置有力部队，预为区划守备地点。（四）一旦‘匪’若窜过湘、漓水以西，各军即迅就预定之地域，相机‘堵剿’。（五）原任追击之部队，即穷匪所至，追截抄袭，与各守备部队联合‘兜剿’。”［40］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周密细致而且毒辣无比的反革命计划。

为诱使桂系积极参与“围剿”红军，蒋介石还允诺，堵击红军成功后，将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桂黔“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同时答应立即拨发开拔费100万元，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实报实补。蒋的企图是在湘江与漓水以东地区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口袋，等待红军的到来。

面对蒋介石开出的优厚条件，白崇禧、李宗仁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叶琪、刘斐及各区民团指挥官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白崇禧认为当前的局势是严重的：第一，红军企图未明；第二，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系中央军跟踪而来，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白并判断，红军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占领这个“天府之国”。这三种可能性，以第三个可能性最大，第二个可能性次之，第一个可能性最小。因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可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红军立脚的最好地方。其次，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符合红军的理想。白崇禧并认为，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致在此久留，根据这一判断，李、白认定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他们一面电复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有力量在境内堵击红军，言外之意，是希望蒋军不要跟踪红军进入广西境内，一面作好迎战准备。

会后，白崇禧问他的军事高参刘斐：“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刘斐回答：“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说：“是呀，我们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们打’，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说：“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行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因此，白、刘首先确定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就是“送客”。总的原则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进入广西的危险，在具体做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当时，白崇禧的判断，红军可能转移到川黔山地，重建根据地。因此，桂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的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主意打定后，白崇禧率领参谋处长黎行恕、副官处长唐希汴、交通处长蓝腾蛟、军务处长陆西川、高参刘斐等幕僚于11月12日（或13日）从南宁出发，前往桂林设立指挥所。稍后几天，白崇禧偕刘斐由桂林出发实地考察战场，以决定作战计划。经实地考察后，刘斐建议：以主力固守龙虎关，使红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地区西走。但同时也应防止红军南下富川、贺县一带，甚至西渡抚河，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止红军渡河西进，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红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制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红军不致进广西腹地的目的。白崇禧听完刘斐的构想后连忙说：“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作罢！”

刘斐根据这个构想，拟定了桂军在桂北地区阻止红军的机动攻势防御计划，其具体部署是：（1）以10个团布置于灌阳、兴安一线占领阵地。重点保持于灌阳方面，计6个团，为攻势防御地区，以廖磊为地区司令官。当敌由桂北西进时，待其主力通过全州之线时，即对其后尾部队转移攻势，以促其早离桂并收一定的战果；左翼兴安方面，为守势防御区，以4个团占领阵地，以夏威为地区司令官，利用纵深阵地拒止红军南下，以保攻势地区作战之进展，并掩护桂林之安全。（2）以1个加强步兵团，固守右侧后战略枢轴之龙虎关；如红军被迫不能从永安关以北西进，而以主力攻击龙虎关时，应全力固守，并在主力预备队支援下，确保现阵地以待主力决战方面之成功；如红军主力在中央追击军压力下，被迫南下富川、钟山、贺县时，应固守现阵地，掩护主力预备队左背之安全。（3）以7个步兵团，为主力总预备队，位置于恭城附近，为主力决战兵团，适时支援攻势防御区转移攻势；或支援龙虎关守备（加强）团之战斗；特别是在红军向富川、贺县、八步抚河东岸地区南下时，应以全力南下攻击红军侧背，压迫其向粤北地区与粤军协力歼灭之。（4）抚河防守部队，调集所有桂东民团担任之，每一主要渡口至少有1个民团的兵力（相当正规军1个营的战斗力），沿河固守。在统一指挥下，将所有民团集中控制于抚河西岸。在敌向抚河东岸南下或向抚河攻击时，应固守沿线之线，以配合和支援主力总预备队南下侧击之成败。白崇禧还一再叮嘱廖磊等前线指挥官，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正面堵击。这样，一可促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这是白的如意算盘。白崇禧同时下令，对红军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恶毒的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把房屋烧掉，到时让红军既找不吃的，也找不到落宿的地方。

11月16日，白崇禧与刘建绪在全县见面会商联合堵截中央红军事宜。白崇禧表示：他很有把握，桂军决尽全力阻截，希望湘军常与桂军交换情报。白、刘商定：双方利用湘江、漓水之天险，阻击中央红军沿长征先遣队故道西进，双方配备相当兵力进行夹击。桂军担任兴安、全县、黄沙河之线，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之线。

从全县回到桂林，白崇禧又召集廖磊、夏威、刘斐等高级将领和高级幕僚开会，研究应付红军过境问题。白崇禧在听了各位的发言后，做总结发言。他估计红军还有10万人，并对红军前进的路线进行了估计。他说：“这次红军倾巢而出，是为了老蒋第5次的‘围剿’，向西突围。他们必然下了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决心，其锋芒锐不可当，谁要堵截他们，必然要与你拼命。蒋介石经过对红军4次大‘围剿’，每次出动数十万大军，都以损兵折将失败而告终，我们和老蒋的力量相比，那是相差得太远了。现在我们最多不过20个团的兵力，要拿去与红军硬拼，那无异以卵击石，而自讨苦吃。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战略和战术，如兵法所谓‘知己知彼’，‘全军为上’，立于主动，方不至于吃亏。同时，老蒋早已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非把我们拔掉不可，这些都是客观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对付红军的过境，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我们不要堵截，只能采取侧击和尾追，但假使红军特别是老蒋的中央军，要侵入我们广西，那就要坚决阻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处此严重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善为自处。”［41］

从这个总结发言来看，白崇禧对中央红军的实力还不是很清楚，估计过高，这是白崇禧不敢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的原因。假如白崇禧清楚中央红军的实力，白崇禧这位反共强人是很有可能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的。如果桂军死死守住湘江防线，那么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就会成为问题。

正当各路国民党军按预定计划向中央红军合围之时，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今江永）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李宗仁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将驻龙虎关以北防堵红军的桂军主力南移至恭城附近，以策应富（川）贺（县）兴（安）灌（阳），同时请求蒋介石转令何键率部向江华、贺县推进。蒋介石同意李、白部桂军由全州、兴安南下堵截。同日电令何键所部延伸接防，并转请何键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42］

当时薛岳率领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衡阳、祁县一带，但由于蒋介石要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限制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西进的步伐，使湘军不能及时抽身接防，致使全州、兴安一线河防出现空当。11月25日，中共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抓住这有利时机改变行军路线，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但是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河点，延误了渡河的大好时机。

蒋介石发现红军先头部队已经从容渡过湘江，不禁气急败坏，于11月28日致电何键、白崇禧，以严厉的语气指责道：“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43］蒋介石令何、白：“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刘建绪）、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侧，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引者按：指湘桂边境地区的清水关、高木关、永安关、雷口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44］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指挥“追剿军”的22个团，白崇禧指挥的桂军的12个团，在空军的支援下，沿湘江两岸对正在渡河的中央红军实施南北夹击，企图重新控制渡河点。红军长征路上最为悲壮惨烈湘江战役开始。

从27日起，桂军第7军所属的韦云淞、王赞斌两个师展开于灌阳新圩、苏江、大塘至咸水南部之线堵截红军渡河。桂军在新圩等地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进行激烈战斗。至晚，红军以重大伤亡代价连续4次突破桂军防线。

随后，何键、白崇禧指挥的湘、桂两路军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的中央红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止了优势之敌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

历时9天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牺牲惨重，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45］在湘江之战中，红八军团第21师几乎全部牺牲，第23师也严重减员，整个军团剩下不足2000人。［46］此外，红五军团第34师与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壮烈牺牲。［47］

红军渡过湘江后，白崇禧于12月1日晚致电蒋介石，一面对蒋介石上月28日电中的严厉指责进行辩白，同时表明自己的反共决心：

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县）咸（水）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淞沪清党，涉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夙蒙委座帲幪，谅邀洞鉴。“共匪”虽多，欲求安全通过桂境而不遭我军痛击者，无此理也。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周司令浑元所部宥日进入道县，本日已入桂境，通县“匪”我决战之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象矣！至示以遵照芸、先计划，速为亡羊补牢各节，当遵令执行。唯目前问题是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且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决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白崇禧叩。东戌平行印。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向越城岭及其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前进。其目的是沿红军先遣部队红六军团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随即布置在湘水以西“围剿”红军的计划，湘、桂、黔军配合，防止红军入黔与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将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岗、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

白崇禧为配合这一行动计划，于12月2日在广西兴安重新编组桂军，以第15军为第一追击队的第44师入西延尾追；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以廖磊为指挥官，率周祖晃的第19师、覃连芳的第24师，于兴、全一带尾追，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并防护柳江上游，目的是压迫红军尽快离境，并防止红军在湖南城步县境内受阻后回师广西龙胜、三江，威胁柳州。红军了解到蒋的意图后，决定避实就虚，改由越城岭山区西进，直驱贵州。

桂北一带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白崇禧事先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措施，红军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而且桂北一带全部都是海拔一两千米上下连绵不断的山脉，道路都是陡峭险峻的羊肠小道，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道路，这样的道路，对于连续数月来拖着全部家当长途行军、饥寒交迫的红军来说，已经是畏途，还要应付桂军和湘军的追击和侧击，更是十分艰难。而对于桂军来说，这些广西军队长期生活在山区，擅长山地行走运动，又熟悉地形道路，他们侧击红军处在明显有利的地位。种种不利因素，使中央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48］

白崇禧歹毒的坚壁清野和侧击战术使红军付出巨大牺牲，也给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对当年的艰难情形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1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3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49］

当时任三军团团长、湘江之战时与桂军交锋的彭德怀在自述中也说：“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7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50］

红军全部离开广西后，白崇禧如此夸耀他的反共“功绩”：“此次‘共匪’西窜，号称10万，其来势甚为凶猛，可是我省只有14团之军队及民团之力量，由上月25日起，至本月12日止，已将他驱逐出境，由此看来，‘共匪’亦不见怎样打得。此次我军与‘共匪’作战，除‘共匪’伤亡不计外，计生擒其‘匪’7000余人，若生擒与死‘匪’共计不下15000人，统计夺获‘匪’枪四五千枝，机枪数十挺；至民团方面，所获亦不下此数，此可说是我省‘剿匪’以来，空前未有之胜利。‘共匪’在江西生存七八年，蔓延数10县，以成百万之军队，而不曾歼灭，今以我十四五团之兵力，便将击溃，这不能不归功于我省军民合作，奋勇杀敌之精神之所致。然江西连年‘剿匪’，而‘共匪’愈猖獗，此种原因，实由军队之不良，政治之腐败，有以造成。因军队不良，不独不能歼灭‘共匪’，反而资助许多枪支子弹粮饷；政治腐败，便造出许多贪官污吏，到处压迫良民，甚至逼民为匪。有此种原因，是以造成‘共匪’发展之机会，现在‘共匪’不能久住江西，实因为受各方经济的封锁和碉堡政策之实现，所以他见死期将至，遂不得不放弃老巢，希图西窜，另谋出路。当经我省边境时，他本想由我省中心通过，后见我省碉堡坚固，军民得力，遂不走富、贺而走灌、全，亦实由于此。但此次在界首、西延等处，‘共匪’亦受了莫大之损失，由此可知碉堡的作用，亦不可谓不大。总之，我省现在军队，已渐入轨道，民团训练，亦很有成绩，此次剿匪之胜利，全赖我省军民合作之功。现我省实行征兵制度，各处应征，非常踊跃，大家果能长此以往，继续实行，不但这小小毛贼，即一切帝国主义亦可以打倒，复仇雪耻，在此一举，希望大家努力。”

白崇禧一面大肆夸耀自己的反共“功绩”，另一方面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军事政治如何如何的恶劣。白崇禧还命令他的总部政训处电影队拍了一部名为《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声称在广西俘虏了7000名红军指战员，宣传桂系的所谓“剿共”战绩。［51］

但蒋介石却因为湘桂军未能在湘江一线全部消灭红军而耿耿于怀，从南昌致电白崇禧，指责他在桂北布防不力。电云：“‘共军’此次西窜，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道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在白崇禧看来，他反共有功，蒋不仅不褒奖他，反而指责他，觉得接受不了，于是回电蒋介石，反唇相讥：“职部仅有兵力15个团，而防线达千余里，即竭尽全力，亦不足以阻挡朱德、彭德怀狼奔豕突之势。反视钧座手握百万之众，集中兵力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进，得无以桂为壑耶？职诚惶惑，愿钧座有以教之！”［52］

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共领导内部就红军今后战略行动方向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建议，鉴于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会合的道路上已集结数十万重兵，设置了封锁线，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经过激烈的斗争，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53］

多年来，黔桂粤3省当局在鸦片的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一旦落入蒋介石之手，将使广西财源受阻。桂系大将廖磊直言不讳地说：“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途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

李、白经与陈济棠秘密磋商后，于12月12日联名主动向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发出了请求出兵“追剿”中央红军。

白崇禧随即命令廖磊率领第7军全部从三江向榕江急进，抢在中央军之前进入贵阳，控制贵州，以免广西的北顾之忧。白鉴于廖磊部1个军还不足以因应黔局，又电告李宗仁，请他转告陈济棠派1个军前往贵州增援廖磊。陈济棠随即派张达率第2军西上。

对于两广的意图，蒋介石心知肚明、了如指掌。他一面复电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对他们主动请缨表示嘉许［54］，一面令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不要尾追红军之后，要抢先进入贵阳，控制贵州的政治中心。所以，当廖磊军赶到都匀时，薛岳已经率部进驻了贵阳，两广与蒋介石争夺贵州地盘的斗争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不久，蒋介石亲抵贵阳，下令撤销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职务。

王家烈（1893—1966），字绍武，贵州桐梓人。1932年上半年起任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在贵州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为了生存，王家烈主动向两广靠拢，1934年下半年，王家烈、李宗仁、陈济棠派出代表商订了一个粤桂黔三省“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蒋介石对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须互相支援。贵州需要械弹，全部由粤、桂磋商接济。据说，这个三省军事协定后来曾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偷出献给了蒋介石，因此之故，蒋介石对王家烈恨之入骨，随时准备对王家烈下手。1935年3月，蒋介石亲飞贵阳，立即让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向王家烈转达他的命令，希望王在“军长”与“主席”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最初，王家烈表示两个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所保障。但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王家烈表示愿保留军职。蒋介石即免去王的贵州省主席职务，任命亲信吴忠信接替。蒋介石第一步得手后，步步紧逼，用重金和高官收买王家烈所部的两个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在王家烈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白崇禧为了保住这个政治盟友，特意向王家烈献“脱身计”，劝王辞职到都匀廖磊军部养病，将部队暂时交他人代行指挥，看情况将主力移到黔南。王家烈面对强大的中央军，不敢违抗蒋的命令，被迫主动辞去第25军长职务，要求出国考察，蒋介石随即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王家烈下台后，蒋介石对贵州省政府进行全面改组，全面撤换了省府委员及各厅厅长，并对黔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蒋介石夺取贵州地盘后，强令贵州鸦片烟经湘西取道浙赣路运往上海，大大减少了经过广西运往香港的数量，以致广西的鸦片烟过境税收入急剧减少。例如1934年度广西鸦片税收入1375万元，1935年度减至1093万元，1936年更减至485万元，给桂系的财政以极大的打击。

而且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机，赤裸裸地以武力吃掉西南地方实力派地盘的做法也给李宗仁、白崇禧及陈济棠以极大的震动，两广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张。第二年，两广发动“六一运动”，即肇因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