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落魄道人的偶然发现让世界知道了敦煌

第一章　一个落魄道人的偶然发现让世界知道了敦煌

莫高窟前面有一座像模像样的神塔，下面埋着一颗卑微的灵魂。一个本应被国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罪人，身后却享受如此殊荣，神塔上还记载了他的“不世之功”，这不啻是对历史的莫大讽刺。然而正是有了这个可恨亦复可怜的落魄道士，更是由于他的一次偶然发现，或者说是他的一丝贪念，冷寂了近千年的敦煌才又变得热闹起来。

自从乐僔开窟以来，十几个世纪过去了。长夜漫漫，烽火连天，风沙侵蚀，地层裂断。

时间老人把许许多多的瑰宝埋葬了。到了清朝后期，敦煌早已失去了汉唐风韵，不再是“华夷相交一都会”了。而莫高窟也香火断绝，道路塌陷，洞窟里积满了流沙。一幅摄自1907年的千佛洞照片，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破败景象。就在这时候，从遥远的湖北麻城，来了一位目不识丁的矮个子道人，名叫王圆箓。

那年正好是1900年，亦即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而王道士的到来，给敦煌文物造成的损失，实在不亚于圆明园的劫难。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爬上了那座刺目的砖塔，仔细浏览了镂刻在上面的“功德碑”。这座塔是王圆箓于20世纪20年代在国人的一片喊杀声中寿终正寝之后，他的一帮徒子徒孙集资修建的。碑文洋洋洒洒，赫然记下了这位“神道”的“不世之功”。王圆箓原为清朝一名倒霉的绿营兵，由于“历尽魔劫，灰心名利，看破红尘而皈依法门”，来到敦煌莫高窟。所谓“灰心名利”云云，其实是骗人的鬼话。王圆箓之所以来到敦煌，主要原因是为了糊口。在肃州（酒泉）的兵营里混了大半辈子，忽然被裁减了，没有一技之长的王圆箓感到了生存危机。情急之下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谁知“看破红尘”的道观里依然充满了尔虞我诈，王圆箓被排挤得无路可走，于是越过茫茫沙漠，来到被世人遗忘的莫高窟安身立命。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位新来的当家人对于神佛还是极其虔诚的。来到敦煌的第一天，他就跪在大佛殿前发愿清除积沙、修葺洞窟、重塑金身，干一番中兴莫高窟的大事业。君子无戏言。从此，王圆箓便骑一头小毛驴，拿一个红本本，走村串巷，到处化缘募捐，一个麻钱一个麻钱地积攒着重振莫高窟的资本。“功德碑”上记载了他这个时期所干的几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修葺洞窟。莫高窟历经沧桑，壁画早已褪色陈旧。王道士特地从敦煌城里请来了几名油漆匠，大张旗鼓地将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醒目的壁画重新涂抹描绘，使之鲜艳如初。由于王圆箓的这一“功德”，好多洞窟的原始壁画遭到破坏。

建造“千像塔”。这一“功德”更加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这个愚人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将各个洞窟里残损的佛像、彩塑收集起来，埋在一个土坑里，上面建立了一座佛塔，谓之“千像塔”。20世纪60年代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挖掘了千像塔，发现埋在里面的许多残肢断腿，哪怕是一只胳膊，一个佛头，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杰作。但更多的“中国维纳斯”却在埋葬过程中损毁了。

“修复”栈道。这是王圆箓又一桩更加令人切齿痛恨的“功德”。那时候，历经千百年的天灾人祸，崖壁上的栈道都坍塌了。香客们拜佛烧香，进洞很不方便。许多洞子要搭上梯子才能进去。为了方便人们进洞礼佛，王道士竟然雇人将相连的洞窟打通，进去一个洞子，就可以串通好多个洞子。方便是方便了，却将许多珍贵的壁画破坏了。

当然，王圆箓在莫高窟几十年，也不是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在我看来，他倒是干了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绿化莫高窟。这一点“功德碑”里倒没有提到。王圆箓是湖北人，从青山绿水的南方来到大漠绝塞的敦煌，显然感到缺少了一点什么。于是派人驾了一辆大轱辘车，从新疆哈密买来数千株青皮白杨苗子，栽到下寺周围。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千里荒漠来到莫高窟，看到这一片茂密的参天大树时，不能不生出几许敬意——尽管它们是王圆箓栽的。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王圆箓最大的一项“功德”——发现藏经洞。这一点，“功德碑”上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师父同工人用手挖之，始见此窟。”在这里，道士们给此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实际的情况却要简单得多。王圆箓雇人清沙，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清除了16窟甬道的积沙。积沙清除之后，墙壁失去了长久的支撑力，北壁裂开一条若隐若现的小缝。那时候，每年四月份各处的善男信女们都要来给佛爷上香，当然也就免不了要捐赠些钱粮之类的“供物”了。王道士请了一位姓杨的师爷来记录大家的“功德”。收钱的桌子就摆在16号洞窟靠近裂缝的地方。这个杨师爷有一点嗜好：水烟不离口。一手端着水烟瓶，一手拿着芨芨草棍子（火捻儿），“噗噜噜”“噗噜噜”地吸个不停。有人进来认捐了，他就将芨芨草棍子往背后的墙裂缝里一插，把施主的名字和捐赠的数目写上。如此反复，一个月的庙会下来，那原来并不明显的裂缝出现了一道十分清晰的裂口。王道士看见不动声色。庙会结束后，他悄悄地踅进16号洞窟，用手轻轻地敲了敲裂壁，里面发出空空的声音。王道士的心嗵嗵地跳了起来。他断定这是一处埋藏金银珠宝的暗洞。然而，当他气喘吁吁地推倒洞的土墙，鼓起红眼珠子四下急速扫描时，立即感到一阵透心的冰凉。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他叫来杨师爷，二人掌着昏暗的油灯，对洞里的东西匆匆检视了一遍。这是一座长宽各为九尺五寸、边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的复洞。从地面至窟顶堆满了古代文书写本、社会档案、经卷刻本和各类丝绸绘画、纸画、麻布画幡、雕版印品与金铜木制等佛教文物，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经典。保存上起魏晋，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止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包括我国古代七百余年连绵相续的各类经史文献和极为珍贵的艺术品，约50000件之多。这个让王道士之流大失所望的藏经洞，实为20世纪初考古与文化史研究的重大事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乃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让我们把历史推到北宋景祐二年即公元1035年。那一年，北宋军队和西夏铁骑会猎于党河之滨。一场恶战之后，西夏人占领了敦煌。破城之前，聪明的和尚们（当然还有政府官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他们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每包10卷），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原系唐代高僧洪（张议潮收复河西11州时的高参）打坐修行的复洞之内，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搞得天衣无缝，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西夏人在敦煌统治了191年，当年逃跑的和尚们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老死荒野，一个也没有回来。藏经洞的秘密也就从此无人知晓了。从那时起，到王圆箓破壁而入，这座举世无双的古代图书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旷世珍宝，整整地沉睡了一千年。一千年啊!

王道士是一个走南闯北，在兵营里混过多年的人，深知官场里那些穿着补服戴着顶子的老爷们喜欢古董。他准备给这些“废物”派点用场，或许能打通一条官路也未可知。于是装了几箱经卷佛像，赶着一辆驴车，走州上县去碰运气。他巴结的第一个对象是肃州兵备道廷栋。这位大员随手翻了几卷经书，不禁哈哈大笑：“这字还没有我写得好嘛!”像扔一块抹布似的将千年文书扔到了一边。王圆箓碰了一鼻子灰，灰溜溜地离开了酒泉。回到敦煌后，他便将一部分经卷送给了敦煌县令汪宗瀚。进士出身的汪宗瀚，一看便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马上将消息报告给了甘肃学政叶昌炽。叶昌炽是当时有名的金石学家，得到消息后让汪宗瀚代求了一些卷子，补入他已定稿的《语石》一书中。为了保护这批文物，叶昌炽向陕甘总督建议将藏经洞的东西悉数运往兰州保存。总督问道：“那得多少运费呀？”叶昌炽沉吟有顷，回答道：“几千里路程，骆驼运载，大概得五六千两银子吧。”总督吃了一惊：“五六千？我的天!那比在后花园里设几次大宴的钱还多呢!”此事便搁置起来了。为了总督大人的几次“大宴”，中华民族失去了保护藏经洞文物的极好机会。后来叶昌炽只好无奈地下了一道“就地保管”的命令，王圆箓在洞口堵了几块砖头敷衍，私下里依然拣了经卷佛像，送给一些大家富户、乡绅官员，以换得一点所谓“供养”。举世罕见的民族瑰宝就这样在王道士的手里不断地、零零星星地流散着，终于引来了地球另一端的虎狼。

第一个盗宝者是英国人斯坦因。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就曾到敦煌一带进行过地质考察。那时藏经洞尚未发现，洛克齐参观了壁画和塑像，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向英、德、法、俄等国的学者报告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宏丽和精美，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特别是引动了参加会议的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的野心。过了五年，1907年3月，一个风沙弥漫的日子，斯坦因终于万里迢迢来到了敦煌。和他同来的还有他聘请的一位中国师爷——写得一手好字的落魄秀才蒋孝琬。他们在敦煌县城下榻，准备先去附近的汉代遗址探险，然后再游览千佛洞。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在敦煌定居的乌鲁木齐商人扎依德那里听到数年前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于是立即决定先到莫高窟。3月16日，斯坦因到达千佛洞，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庞大的石窟群，即被这些宏伟古老的艺术惊呆了。事有不巧，王圆箓到外地化缘去了，庙里只有一个小道士。那位小道士拿出一件保存十分完好的经卷，让斯坦因看。看了这件“高约一尺，长可能十五码”的宝藏，斯坦因信心大增。基于王圆箓归无定期，洞口已装了木门，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带上，无法进入藏经洞，斯坦因又折回敦煌县城。他毕恭毕敬地拜会了敦煌知县王家彦及沙洲营参将林太清，盛赞大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太平盛世”以及“官吏的廉洁，民风的淳厚”，哄得两位“县团级”的老爷浑身的虱子都在发笑。于是慷慨大度地派了十几名工人帮助斯坦因到长城一带随意寻宝。斯坦因在沙漠里发掘了两个多月，发现了古代玉门关及汉长城在西北延伸的痕迹，而且在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汉简705枚。斯坦因在他的著作《西域考古记》中是这样说的：“当我在靠近大部分的碉楼以及毗邻小屋遗址的垃圾堆里，找到了许多中国字和木简的时候，尤其增强了我的满意。那些有字的小木片有许多证明是有年代的。据我的中文秘书检阅的结果，所有这些年代都是在西元后第一世纪，我们因此更为兴奋。这里的边墙遗迹在前汉时便已为人据有，而我手中所有的是中国写本文书中最古的东西那是确定无疑的了。我尤其喜欢的是蒋师爷匆匆检视一过，把这些木简的内容也弄明白了。木简的性质差异很大：有关于军事统治简单的报告命令；收到器械给养一类物件的呈报；私人的通信之类。此外还有学校的字书及书法练习一类的残片。”

斯坦因满载而归返回敦煌时已是5月15日。当时正值庙会，人山人海，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斯坦因先在县城里窝了几天。5月21日，斯坦因带着他的考察队再次来到千佛洞。事情开始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王道士对来自大洋彼岸的这位洋人心存疑虑，他早用砖头封住了藏经洞。《西域考古记》中描述了斯坦因和王道士最初接触的印象：“五月间我回来的时候，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外国人的事充满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由于现在我所找到的那座秘密狭小之通路已用砖墙砌断开来，要想急于接近那一屋大藏书是不容易的。我的热心的中文秘书所说的那位道士的特性，更其使我感到前途的困难。”斯坦因决定智取。在和王圆箓的交往中，斯坦因感到这位道人对玄奘充满了由衷的尊敬。于是他专门请来了一位工匠，在千佛洞南部的一个小洞窟里塑造了一座玄奘的坐像。特别有趣的是，这位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一再声称自己的腿硬不会行跪拜礼的欧洲人，竟然虔诚地跪在了玄奘的像前，而且一跪不起。当被感动了的王道士上前想将他搀起时，发现这位洋人的眼眶里热泪涟涟。

“滚开!”斯坦因恼怒地吼道，“你不配做玄奘的信徒!”

“唔？”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崇拜玄奘法师吗？你不是一再表白自己是玄奘的后世弟子吗？可是——”斯坦因的目光里充满了怒火，“在这座举世闻名的佛窟里，竟然没有一座玄奘法师的塑像!”

“先生……”

“别喊我先生!”斯坦因不屑地瞥了羞惭满面的王道士一眼，“喊我师弟!我们都是玄奘的信徒，明白吗？”接着便十分动情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尽艰险来到敦煌。王道士此刻已经泪水盈眶了，他被万里之外的这位“师弟”的虔诚彻底征服了。

“为了玄奘圣像前的香火缭绕不断。”斯坦因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子，亲热地按在了“师兄”的手里。

王道士的“武装”被彻底解除了。为了遮人耳目，他让斯坦因的中文秘书蒋孝琬和他单线联系。斯坦因则背了一架照相机，对众多的石窟进行了拍照。能说会道的蒋师爷和王道士“联系”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我真高兴极了!”此后，藏经洞的宝藏便由“王道士很热心地一卷卷抱了出来”。“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种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以后，全是古画，大都画在绢或布上。”因为心情紧张，“实在没有时间去寻找供养的文辞，仔细研究绘画。我所注意的只是从这种惨淡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我引以为惊异松快的是道士对于这些唐代美术最好的遗物竟然不很看重。——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得太过。这种节制立即收了效，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以上均引自《西域考古记》）

对于盗宝的方式，三个人作了如下分工：由王道士进洞取宝，转递给在洞

外守候的蒋师爷。蒋师爷匆匆挑选之后，再于夜深人静之时抱回斯坦因的帐篷。而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一桩文物盗窃案的主谋斯坦因则稳坐在羊毛毡上轻松地吹着口哨，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哦，上帝!”的惊呼。他在《西域考古记》中如是说：“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们和王道士约定，在我未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发现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

“亲爱的师兄!”斯坦因满脸堆笑，用蹩脚的汉语对王圆箓说，“我要给您和您的庙宇捐赠一笔款子——一大笔款子。”

一大笔款子？王圆箓干焦的嘴唇咧开来，露出一大排黄牙。多少？40两？50两？

“不，我的亲爱的师兄!——那太少了!”斯坦因摆出一副救世主的样子，“我们英国人向来是慷慨大度的，喏，200两!”

什么？200两？王圆箓以为自己听错了。就这些破书？白送给肃州兵备道人家还嫌字写得不好，扔到阴洼旮旯。“先生，您是说……”

“对，200银子!现在就给。”斯坦因拿出四个马蹄银来，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在上面吹了吹，发出悦耳的响声。

王道士接过白花花的马蹄银，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颠沛流离了几十年的兵痞兼道士，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啊!他的膝盖发软了，眼看就要跪倒在洋人的脚下了。斯坦因一把拉住他，紧紧地将他“亲爱的师兄”拥抱在怀里，久久地拥抱着，四只眼里的热泪同时流淌了下来：斯坦因胜利的喜悦之泪和王道士感激的眼泪。

斯坦因离开敦煌时，仅经卷文书就装满了二十四只箱子，精美的绢画刺绣等文物又装了五大箱。这支英国“探险队”赶着五辆马车，十几匹骆驼，满载着他们用四只马蹄银“购买”的中华民族的稀世之宝，浩浩荡荡地穿过大清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州县，向着万里之外的英伦三岛进发了。而且一路受到了“礼仪之邦”官员们的保护和款待。大约16个月后，斯坦因所获取的全部文物平安运达伦敦大英博物馆。斯坦因风尘仆仆盗宝归来，举国欢腾，他因此名声大振。英国政府授予他爵士勋章，牛津和剑桥大学同时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给他颁发了金质奖章——而这一系列殊荣，在过去是不会轻易给予一个非英国血统的人士的。这和我们“天朝大国”对自己家当的漫不经心、满不在乎相去何其远也!据后来的资料统计，斯坦因两次（1914年又来了一次）所盗敦煌文物计有：图书、经卷、写本、刻本过万卷，绘画500余幅，织绣品150余方。分别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如今，斯坦因已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在西方受到尊敬和纪念。国人不知有何感想？喜耶？悲耶？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斯坦因于1907年秋季离开敦煌，伯希和于1908年春天来到敦煌，其间相距还不到半年。伯希和同斯坦因不一样。斯坦因不懂汉文，而伯希和却是一位中国通。斯坦因盗宝，主要靠湖南秀才蒋孝琬。蒋孝琬写得一笔好小楷，但没有什么学问。他挑选文物的标准主要看字写得如何。字写得好的留下，字不好的不要。结果只是挑选了一批佛经抄本，就其史料价值而言，和伯希和所盗之物，简直不能同日而语。伯希和当时只有28岁，却已经是河内远东学院的考古学教授了。高鼻深目，留着一部大胡子，颇有学者风度的伯希和是著名汉学家沙畹的学生，很有语言天分，精通汉语、藏语、蒙古语、日语、法语、德语等八种语言，对已经死去的回鹘文、怯卢文、粟特文也都颇有研究；且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过一段时间，操一口流利的京腔。这就为他的敦煌“探险”奠定了极其有利的基础。这次远征，目标原本不是敦煌。当时伯希和还不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因为狡猾的斯坦因到英国后，在一段时间里并不大事张扬，而是埋头整理他所获取的猎物，仅仅那批珍贵的绢画，他和他的专家小组就研究整理了七年。那时伯希和正和一批法国东方学专家在其殖民地柬埔寨挖掘吴哥遗址。从北方传来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国以及英国人、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在中国西域获取大量文物宝藏的消息，在瓜分龙肉时不落人后的法兰西专家们惊呼：“法国人睡着了吗？法国不能坐失良机，赶快远征中国西域!”随即在法国教育部和十多个科学和文化研究机构的支持下，组成了以伯希和为队长的远征队，向着遥远的中国新疆出发。他们横穿俄罗斯广袤的原野，来到了新疆南部门户——喀什。然后一路挖掘，比在自己家门口还要自由得多，搞了几十箱子木简、陶瓷、版画、雕像和文书，雇了一队牲口驮着，志得意满地向着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进发。他们以为这就很够了，很可以在巴黎的上层社会掀起一股英雄凯旋的风浪了。谁知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一个偶然的机缘，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使中华文物蒙受了又一次重大的劫难，也使伯希和成了法兰西备受尊崇的文化名人。伯希和到达乌鲁木齐时正是1907年，祖国边陲冰天雪地的时候。他准备着将在库车、库木吐拉等地挖掘的文物运往巴黎，闲暇时饶有兴味地在大街上溜达。突然对面走来一位似曾相识的官员。四目久久相对之后，二人亲热地拥抱在一起。

“老朋友，你好吗？”伯希和拍着对方的肩膀，高兴地问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方笑望着伯希和有板有眼地嚼了一句。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伯希和也用地道的京腔撂了一句，他们对唱的是《论语》。

“好!好!我知道你这位汉学家是到新疆‘好古’来了，走，到舍下一叙。”

这位被伯希和在回忆录里称作蓝大人的官员，原是北京官场里一名不大不小的角色。后被流放到乌鲁木齐，过着凄凄惨惨的冷清生活。伯希和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时曾与他打过交道，多少有点交情。如今在梦幻般的西域邂逅，真有点他乡遇故人的味道了。

几杯酒下肚，两个人的脸都红了起来，头上微微冒起汗来。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伯希和用孔子的话来奉承着蓝大人，感谢他的盛情招待。

蓝大人被乖巧的洋人巴结得心里暖洋洋，身上痒酥酥，于是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问道：

“敦煌，你去了吗？”

伯希和摇摇头。

“咳!你怎么可以不去敦煌呢？”

伯希和斟了一杯酒，双手捧送给蓝大人：“慢慢讲，慢慢讲。”

不知是中国人的“热情好客”使然，还是“大国之风”作怪，总之是这位朝廷的命官急不可待地向他的洋朋友详细介绍了敦煌发现藏经洞的事，并且热情地希望伯希和前去一看。

“你肯定会满载而归的。”蓝大人红着眼睛，用无限真诚的目光看着伯希和，“那可是个大金矿啊!”

为了打动伯希和的心，他又走进里屋，拿出一本敦煌经卷，吹去上面的尘土，递给伯希和。

“哦，上帝!”伯希和打开文书，匆匆掠了一眼，就知道它的价值了：这是一部公元8世纪初的手写佛教经典!

“还有这样的文书吗？”伯希和急切地问。

“有!有!”蓝大人见他的洋朋友居然很有兴趣，颇有点受宠若惊了，“多的是!多的是!用你们的话来说，这只不过是大海的一滴水啊!”

伯希和当机立断：上敦煌!

伯希和匆匆赶到敦煌县城，得知斯坦因几个月前已经光顾过藏经洞，临走时搞走了几十大箱书籍文物，不禁大感失望。不过他还是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来到了莫高窟。令他喜出望外的是，藏经洞虽屡经劫掠，但真正宝贵的东西大部分都在。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是这样说的：“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弆之数，意必大减。至入洞扉，令人惊愕!洞中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万当有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巨大之藏文写本，则以版挟之，堆置洞隅。时有中文藏文字迹流露于简端，余解数版观之，察其年代均在九世纪之前。且于约略浏览中，得遇梵文及回鹘文焉。”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跃然纸上。

这一次，王圆箓准备重重地敲一下年轻的洋博士。他和斯坦因打过一回交道，已经知道如何和这些收“破烂”的洋人周旋，使那些“废旧书籍”卖个好价钱了。

“尊敬的仁慈的活神仙，”伯希和用清晰的汉语恭维着王道士，“您就说个价吧!”

王圆箓的眼睛珠子转了两转。他狠了狠心，咬着牙伸出了四根指头。

“什么？”伯希和惊愕得睁大了眼睛，“400两？”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嫌贵吗？如果嫌贵……”

“不不不!”伯希和连忙取出八个马蹄银，“可爱的活神仙，您是法兰西最尊贵的朋友，高卢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友谊！”

当王道士喜滋滋地将那一堆银子藏起来之后，心里不由犯起嘀咕：这些洋人到底是咋了!他们买这些玩意儿到底要干啥？作为回报，他给了伯希和格外的优惠：让他进洞子自己挑选。上一次，他没有让斯坦因进洞，而是由他进洞取书，蒋师爷在洞口挑选。这一回，伯希和的价码翻了一番，待遇当然也就不一样了。

伯希和进洞之后，对浩若烟海的书卷进行了一次认真的筛选。在一盏昏暗油灯的映照下，这位大胡子年轻人一干就是五天五夜，整整120多个小时!他将两万多卷文书迅速地浏览了一遍。在五天时间里，他饿极了啃一块干面包，渴极了喝一口凉水。大小便尽量憋着，实在憋急了就在洞口方便一下。实在累极了就靠在书堆上打一会儿盹。这种情形，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中有所记载：“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弆，尽加展览，其事至繁，将一万五千卷至二万卷，自首至尾览过一遍，六月余乃能竣事，非余所能胜任也。然欲悉其内涵，考其关系之重轻，又不得不每卷展开……然余亦不敢轻心从事，每遇一卷却破碎不堪者，亦不率尔放过。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决其无有。”

浏览之后，伯希和对这批珍宝的价值心中也有数了：“其一为精品，任何价值，皆非所计，必得之而后已；其一为凡品，可得可失，姑妄论价，如遇险阻，弃之可也。”（《敦煌石室访书记》）这个精明的法国佬给自己的挑选工作定下了三条标准：第一，有题记的；第二，有纪年的；第三，价值珍贵的。对手抄佛经：“非书法精善，非有前人题识及标举之年月，非有特异之处，概从割爱。”“至及涉经纶之汉文写本，则不论何类，尽量收罗。”经过长时间的精心选择，伯希和挑去了汉文卷3000多种，古代民族文字2000多卷，共6000多件。是敦煌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这6000多卷文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文书。包括魏晋至北宋近一千年间的官府文件、私人信函、审判笔录、学生作业、教师批卷、民俗民风、经济活动、社司转帖及各种契约（最多的是土地买卖和人身买卖）——这些为斯坦因的中文秘书蒋孝琬先生所不屑一顾的东西，首先被伯希和所选中。因为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二、儒家经典。

三、佛经、道经、摩尼教经、景教经。

四、少数民族文献。

五、历史、地理文献，特别是西北地理文献。

六、变文、讲经文、曲子词等讲唱文学。

七、天文、历法、医药学、针灸学、脉经等方面的著作。

八、韵书、字书。

九、气功方面的书。

十、佛画。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经过伯希和的“筛选”，敦煌藏书的精华实际上已经被洗劫一空——尽管还剩了10000多件。

伯希和押送着他远征的“战利品”，路过北京，胜利的喜悦使得他忍不住要炫耀一番。他将其中一箱文物在北京装裱，然后在六国饭店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展览。直到此时，北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才知道其中不少已被外国人盗走。学界巨子们扼腕顿足，痛心疾首。陈寅恪恸哭流涕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罗振玉、王国维等奔走呼号，联名上书，要求清朝政府保护国宝。清政府这才下令把劫余的遗书运至北京保存。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中记录：“国人始大骇悟。宣统二年学部咨甘肃有司将洞中残卷悉数运京。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这一次，花的是朝廷的银子，影响不了陕甘总督的“大宴”。一支由几十辆插着黄龙旗的木轱辘驴车组成的大清车队，便威风凛凛地由兰州向敦煌进发了。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尽管清政府下了“红头文件”，地方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对这些无价之宝视若草芥，装运时不登记、不编号，像运大白菜似的随意装卸，任意放置，一路风吹、雨淋、日晒、人偷，损失不计其数。先是在莫高窟就被王道士藏匿了不少——此人已经尝到甜头，知道这些东西可以换钱。拉运过程中又被大大小小的“老鼠”偷走了不少。第一站，车队停在敦煌县城，文物就放置在东街小学堂的教室里，无人看管。县城的官绅们纷纷光顾，顺手牵羊拿走了许多。第二站到了兰州，停歇数十日，又被省城的“君子”们“暂借”了一部分。然后点了数，造了册，仅8000多卷。第三站，车队抵达北京。千辛万苦拉来的文物并未立即送往京师图书馆，而是停放在学部官员李盛铎的女婿何秋坪的家里。翁婿二人连夜突击，将其中价值宝贵的悉数挑选，藏于密室。总数不够了，这位朝廷命官急中生智，和他的女婿通力合作，将一卷撕成两卷，凑够了8000多卷的数字。然后才送到京师图书馆收藏。而且李盛铎还因为“运书有功”，受到了朝廷的嘉奖。

写到这里，我双目模糊，笔尖发涩，耳畔又响起了陈寅恪教授的哭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事情并未结束。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和俄国的奥登堡远征队接踵而来。他们除了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一部分卷子外，又在西北地区广为搜罗和发掘。其中奥登堡所获最丰。法国著名敦煌学者戴密微在《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一书中说：“当奥登堡于1914年—1915年在西域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收集到手一大批敦煌汉文写本的，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北京那批藏卷相媲美。”如果不是俄国国内革命事起，奥登堡“大哭言归”，敦煌文物可能还要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

美国人姗姗来迟，却更为贪婪，手段也更加恶劣。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雄心勃勃地来到敦煌。此时，藏经洞文物发现已经二十多年了，经卷文书荡然无存。华尔纳便把目光放到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可以带走的塑像上。他仅仅花了70两银子，就得到王道士的首肯：请便，华尔纳先生！一心修功积德的王道士有他自己的打算，此时他正准备实施一项新的“功德”：在一些旧壁画上面涂上新壁画。现在有人主动铲去旧壁画，岂不使莫高窟的这位“当家人”干起“实事”来方便得多了？华尔纳欣喜若狂。他用了整整十天时间，仔细观看了全部敦煌壁画。他在《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中写道：“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来到荒凉的中国。”他以救世主的口吻表示要“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艺术”，并咬牙切齿地发誓：“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华尔纳确定了所要带走的作品，用他带来的一种能使壁画分离的特殊的化学溶液，把纱布粘到壁画上再分离下来。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了五天，在320、321、328、329、331、335、372等窟剥取了26方壁画，面积达32006平方厘米。使中华民族的这块瑰宝蒙受了万劫不复的灾难。这个盗贼临走时还偷拿了两尊无比精美的塑像，其中之一即著名的第328窟半跪式供养菩萨。华尔纳抢走的这批艺术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博物馆所没有的。小小的福格博物馆因此而闻名于世。

华尔纳仍然于心不足。由于这次剥离壁画的工作是在冬天进行的，寒冷的气候使得化学溶液一上墙就结了冰，影响了他的宏大计划。因而1925年春天，他又带了一个包括壁画专家在内的庞大的远征队，提着“不道德的胶水桶”，再次来到敦煌。此时虽然已是中华民国了，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们，依然笑容可掬地对这个强盗表示欢迎。华尔纳这次“远征”的胃口大得惊人：“我计划使这个地方二十年后将不值得一看。”就在王道士和府县官员对他们的“友邦人士”礼让有加的时候，敦煌的老百姓——一群光头赤脚的西部汉子，发出了驱逐外国强盗的呐喊。

敦煌县长正为华尔纳一行大摆宴席洗尘，就听到外面人声汹汹，好似沙漠上掀起了风暴。一群当地百姓拥进县衙大院，参加者有农民、商贩、泥木工人、民间画匠以及一些清贫书生。他们手持扁担、铁锨、木棍，怒目赤面地围住了美国远征队。

“贼娃子!”

“贼娃子!”

人们手指华尔纳，愤怒地斥骂。更有人挥动着手里的家伙，跃跃欲试地喊道：

“打死他!”

“打死他!”

群情激奋，声如海涛。

县长窘迫至极，站起来大声说：“肃静!对于来华的外国人士，国民政府有政策，不准随便乱来。”

“去你爹的球!”

“什么狗屎政策!”

人群里一片骂声、嘘声。

华尔纳对他的中国随员翟荫耳语了几句，翟荫向大家拱拱手，面带笑容说道：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误会了!我们这次来搞一部分壁画，主要是拿到北京去陈列展览，以便中外人士就近研究，也是为了发扬国故嘛!”

人们又轰开了：

“哄鬼去!”

“谁剥壁画就打死谁!”

众怒难犯。最后由在座的当地士绅出面作保：华尔纳一行不得剥离壁画，如果剥离，由大家随意处置。人群始才散去。

看着汹汹而去的敦煌百姓，华尔纳耸了耸肩膀。他心里明白，要是一意孤行，说不定真要命丧黄沙哩!于是垂头丧气地领着他的远征队，灰溜溜地离开了敦煌。自此之后，外国冒险家们再也不敢到敦煌来“探险”了。

再说王圆箓。此公用民族血泪换得了外国人的几百两银子，在敦煌这块地面上就算是暴发户了。但他却不贪，不占，依然保持着他的“优良传统”：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衲衣，而且账目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他拿这些银子除建立了本章前面部分所述的几件“功德”之外，还干了一件“实事”，或者说是“政绩”：修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三清宫。几十年后张大千携家来敦煌面壁，就在这座道观里居住了三年。当然，细细推究起来，这位“神道”也有点小小的瑕疵——因为他也是人。在他走千家串万户募捐化缘的时候，结识了不少虔诚的女弟子，于是也就留下了一些风流种子。1984年的一天，一位甘肃临泽的老太太骑着毛驴，颠儿颠地来到敦煌研究院。她的儿子在后面吆着牲口，晒得油焦黑亮的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兴奋。管理处的同志接待了他们。

“王圆箓是我大。”老太太语出惊人。

“你大？”

“大就是爹的意思。城里人叫爸爸。”儿子解释说。

“嗯……”管理处的同志感到有些困惑，“你们来干什么？”

“来要莫高窟。”

“要莫高窟？”人们“轰”地笑了。

“现在政府不是落实政策吗？莫高窟原本就是我大的财产嘛!”老太太伶牙俐齿，“政府现在不是把资本家的财产都归还了吗？”

管理处的同志又笑了：“王圆箓是你大，有证明吗？”

“我妈活着的时候，偷偷地给我讲的。”老太太有些羞涩地说。

“去，把你大和你妈的结婚证书拿来，咱们再商量。”

“旧社会哪里有结婚证？”儿子插话了，“再说，道士爷和我奶奶搞那事儿，本来就是背着人的嘛!”

“那不行。”管理处的同志忍着笑，做出严肃的样子，“莫高窟是国家的财产。你们实在想要，就到国务院去要吧!”

写到这里，这一章该结束了。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我也听到了一些新鲜的观点，特别是这些观点是一些敦煌学专家提出来的，就更值得在此一说了。或许，它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促使我们多角度地去思考一些问题。

一些专家说，如果不是斯坦因和伯希和，那些无价之宝很可能被王道士及其徒子徒孙烧成灰，给善男信女们治了病。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宝盗去以后，每一卷都用玻璃盒子装着，书库里面有恒温恒湿，空气也经过过滤，保护得非常之好。而且都拍了照片，供各国学者借阅、参考。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看，方便得很。而我们自己保藏的敦煌经卷，却很难看到。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万多件敦煌文书，连北京图书馆的人编书都看不到原件。东北某地博物馆保存有一批敦煌吐鲁番文书，装在麻袋里面，堆放在地下室。一些专家去借阅，打开麻袋一看，顿时傻眼了。由于长时间的受潮发霉，已经变黑，结成炭块了。谁也不敢动，一动就化成灰了，只好原封不动地将麻袋扎起来。

这种观点我以为，起码可以警示我们应该更好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国宝。至于王圆箓其人，种种罪过都是愚昧所致，这个愚昧的兵痞，掌管着宝窟，完全是历史的误会。不过，王道士出于对神佛的虔敬，用古经卷换了钱，自己不吃不喝，全用来修补洞窟、重塑佛像、再绘壁画——尽管这样做的结果是破坏了敦煌文物。而前些年，西部农村的一些农民拿着从古墓里挖出的千年陶罐，去换一两块钱一只的搪瓷缸子，还以为占了便宜哩!谁来阻止今天的愚昧？

现在，当我们万夫所指地谴责这个小人物，将他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时候，倒是应该深切地去思索一些问题：王圆箓式的无知，王圆箓式的对于神的虔诚，以及他那对洋人的盲目相信，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在我们的民族性中是否还以这样那样的形式残留着？

王圆箓们绝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