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风铃写敦煌

前言　铁马风铃写敦煌

虚幻迷离的沙漠之夜，我登上了高耸入云的三危山。一群黑森森的墓碑挡住了我的去路。我一惊：莫非这就是埋葬几代敦煌学者的墓园？对于敦煌，多少年来我是思于兹，念于兹，剪不断，理还乱，今晚终于成梦，前来圆梦了。

天是那样蓝，月是那样明，灿烂辉煌的银河整个儿地扣在了沙梁上。我抚着沾有露水的墓碑，一个一个地看了过去。我分明听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动——这都是一些多么年轻的名字啊!他们用自己的血浇灌了敦煌艺术的沃土，沙砾里却只留下他们的躯壳。我无言地站在这些孤魂的身边，想起遍布中国大小城镇的酒吧会所灯红酒绿高歌狂舞的情景，一股悲凉一股崇敬一种感悟油然而生。我把目光转向莫高窟北面的石崖上。那是创造了千古不灭的敦煌艺术的画工们栖身的小窟。数百个画工洞像一双双黑黝黝的眼睛，正在深情地注视着我。我知道，那是千年画工跳动的灵魂。

忽然，悬挂在九层楼上大佛殿的十八只铁马风铃响了起来。“当——啷——”“当——啷——”，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越来越清晰——1941年3月，大千居士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四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界已如日中天，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

铃声悠悠，黄沙漫漫。蔽天风沙之中，一辆破旧的牛车颠簸着向敦煌艰难地行进。车上坐着刚从法国归来的青年艺术家常书鸿伉俪和他们年幼的儿女。从此，整整半个世纪，常书鸿忍受着妻离子散之痛、酷暑奇寒之苦、断薪断炊之艰，和他的学生们手挽着手，用宽润的胸膛结成一堵坚不可摧的墙壁，挡住了国民党和西方国家文化特务的盗窃，挡住了乌斯曼匪帮的抢劫，挡住了红卫兵的捣毁，成为举世闻名的“敦煌保护神”。

铁马风铃声中，我看到了前面沙路上一行行清晰的足迹。那是于右任先生的脚印，是徐悲鸿和梁思成的脚印，是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的脚印，是沈从文的脚印。我仿佛还朦胧地看到了吴作人、叶浅予、谢稚柳、刘开渠、吴冠中、潘絜兹、王朝闻他们留下的足迹……这里，就在我脚下的这片小小的绿洲上，有着我们民族的魂。

就在这一瞬间，我下定了决心，要为敦煌的千年孤魂写一本书，为那些依然坚守在大漠绝塞中的学者和艺术家唱一首也许并不响亮的赞歌。于是我留在了敦煌。整天爬石崖，钻洞子，上阳关，去宋城。在摄氏四十度的高温下，像猴似的趴在一座座古塔上，仔细地辨认那些字迹斑驳、模糊不清的铭文。一夜夜坐在研究院的图书馆里，汗流浃背地翻阅资料。然后便是马拉松似的采访。上至专家学者，下至和尚道士，见人就问，逢人便聊，像阿里巴巴进了芝麻之门那样贪婪。一些已经离开敦煌的艺术家，那就“上天入地”去找。当我在南方一座小城的陋巷里，找到已经退休的女敦煌学家谭蝉雪时，泪水立即涌满了我的眼眶。这就是我的大学校友、那个才情横溢的广东倩女吗？站立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位老年的白毛女、现代的祥林嫂!为了圆少女时代的敦煌梦，这位杰出的女学者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九死而不悔，终于在敦煌学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十四年的大狱，铁铸的“反革命”帽子，并没有销蚀她那魂断春秋的敦煌情结。出狱后，一个如此单薄的女子，在西部荒原上一面打着土坯，搞着缝纫，用浸透了汗渍的人民币收购着一本本敦煌古籍，从事着业余的敦煌学研究。只是到了新的时期以后，谭蝉雪的敦煌梦才得以实现。而此时，她已经老了。在中国敦煌，像这样九死一生、矢志不移的专家学者，何止百人!

漫长的采访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心灵的洗礼。特别是用整个生命破译了敦煌古乐的音乐家席臻贯那令人心碎、使人断肠的事迹，用最具说服力的事实阐释了关于人生和事业、国家和个人的真谛。听着席氏遗孀若断若续的哭诉，一种揪心的疼痛和肃然起敬的感情，充溢着我的心头。每一次采访，都是一种激励，一种鞭策；每一次访问，都让人久久不能平静。是时候了，我要把这种种感受，种种启迪，传达给我的读者，传达给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于是便怀着敬畏的心情，青灯素笺，伏案经年，写下了那一片金色的佛光，写下了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壮。尽管为此黑发变成了白发，但我却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为壮怀激烈的几代敦煌学者，献上了自己的一炷心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