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视频

1980年12月，在我采访的根据地茌平，突然传来“李记者犯错误了”的消息。

没过几天，县委新闻科长张宝海来到济南，说县委管春梅书记让来看看你，看身体还好吧。他以朋友的情分向我透露了情况，原来新华社编辑部收到一封加盖公章的调查信，要求县委对我拍摄的“杨成海包地得到奖金”的情况进行调查。县委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上面政策变了，还是我这个人出问题了，只好派人到杨庄搞个调查，把情况如实反馈上去。张宝海说，县委不让说这个事，就是让我来看看你，送10斤乌枣给你尝尝。

为这事，我纳闷了一个多月。按当时的总形势分析，国务院新班子已经调整，万里分管农业，农村政策不会有大的变动，只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是稿件自身问题，编辑总应该先和记者打个招呼，找记者核实一下。可是调查不通过分社组织，也向记者本人封锁消息，实在蹊跷。杨庄农民分配兑现，是县委管春梅书记告诉这个消息并且陪着我一起去的，分配兑现会等我来才开始的。其中有个叫杨成海的社员在承包土地后得到奖金2206元，开会领奖的气氛比较好，我就发稿了，没想到后来惹出了麻烦。

直到一个多月后，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幅照片是秋收中发稿比较早的一张，图片说明中的一个“包”字，引起了不同意见。短短几天便收到13封读者来信。其中有8封是反对“包产到户”，包括向新华社与记者本人提出责问的；有5封表示赞同，包括3封来信询问杨成海包13亩3分5厘地的办法，以及承包合同的条款细节。

南京军区某部有一封来信，署了11个人的名字，用词严厉，认为报道“是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道，牵涉到社会主义方向问题”，记者说杨成海这个人近十年没有从队里分过现金，这是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一夜退到解放前……这是有意否定社会主义。

来信特别提出对“包”字的愤概。认为“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已经是臭不可闻的道路，人民已经适应新社会，而记者提出“包产到户”，是存心把历史往后拉，是充当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人民解放军绝不答应的。作为国家通讯社，是党的宣传工具，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党中央文件明明讲“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而新华社报道还是强调“包产到户”，这是违反党的纪律的，应该得到处理，对记者应该实施制裁。

新华社摄影部的有关编辑在收到来信后，没有正面答复，事实上也回答不了。只能用一个短函把茌平县委对实际情况的调查附在后面，印了一、二十份，给写信的地方一一寄上。

因为此事，我受到调查与责问。这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我生活在基层，太了解实际情况了，坚信历史会沿着这个趋势走。当时最大的压力并不在社会，而在新闻宣传队伍内部。

当时新华社内部也有一股批判“包产到户”的潮流。南振中与我长年在农村跑，不常在家，分社开会一说起农村形势，常常变成“包产到户”的“声讨会”。我与南振中像“地下党”一样，只能私下交换意见。当时，我的稿件一度被限制编发，还成为分社唯一没有涨工资的记者。后来总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孙振听到调查的人介绍情况后生气了，说“第一个涨工资的就应该是李锦”。穆青还专门打电话给分社社长宫敬之，要他支持“包产到户”的调查，支持这样的记者。1981年10月，宫敬之进行了一次鲁西北之行，让南振中和我陪同去了鲁西北农村，去了高唐王三万家，回来后便大力表扬我们。我从乡下调研回来，宫敬之就把全体业务人员集中起来，让我讲乡下新鲜事，活跃报道思想，从而扭转分社内部指责和否定“包产到户”报道的风气。

到1982年1月以后，中央领导对“包产到户”问题多次明确表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舆论上逐渐占据上风。山东省委明确批示要宣传鲁西北棉花丰收与推行责任制的形势，整个局面才由此发生了变化。

形势变化了，茌平县杨庄党支部开会研究，觉得我宣传“包产到户”为老百姓着了难，受了罪，于是他们便主动给新华社写材料，称赞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在困难时候为庄户人讲了话。其后，鲁西北地区先后有高唐、茌平、齐河、平原、陵县、乐陵6个县写信给新华社、山东省委和党中央，赞扬我深入农家炕头调查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庄户人家的好记者”，是我一生中铭记在心的褒奖。

几年间，我在鲁西北、沂蒙山过夜的村庄多达96个。那时村里没有招待所，每到一地，基本上都是与老百姓在一个炕上睡。在陵县义渡公社小高家大队，我与支书裴玉海睡一个炕，老汉68岁了，睡觉时喜欢光着身子睡，我也脱光身子，老百姓怎么睡，我就怎么睡。县委新闻干事杨光来陪着我采访了一路，耳闻目睹我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情况，非常感动，向县委汇报，办公室主任莫振奎便让他写了一篇通讯，发在县委文件上，号召全县党员干部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

历时一年多的骑自行车采访，好多事情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一次采访中，在离开齐河县前往高唐县时，天气骤变，北风呼啸，飞雪漫天，路上行人稀少，更不用说骑自行车长途跋涉了。县委宣传部长许会三再三挽留我，我说：“天气不好，不影响赶路。明天或许能转睛，我便可以照相。”县委宣传部干事史好全等人只好送我上路，透过茫茫飞雪，看到他们站在那里向我招手。

从齐河骑车5个小时，赶到120里外的高唐时，棉衣已经湿透，裤腿沾满泥浆。我没顾得喝口热茶，只在招待所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便径直来到县委宣传部，约了新闻干事田乃仁，直奔30里外的王庄。

由于顶风冒雪骑车赶路和连日紧张的工作，到高唐第三天，我就病了，头疼，发烧，吃饭很少，说话非常吃力，田乃仁劝我休息一天。为了赶上拍摄农民入党宣誓的照片，我又骑上车子到离县里40多里的南镇公社于桥大队去采访。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我只得在本子上写给别人看，请别人介绍情况。公社书记把医生找来，医生说我不能再工作了，要休息几天。为了病快好多工作，我把本来应服5片的药一气吃了15片，提起照相机又出了门。老医生看了说：“想不到新华社记者是这样工作的。”在场的干部社员也都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拍完照片，天已昏黑，十多名社员推着车子，手拉手地一直把我送到村外，走得很远了，还见社员们站在寒风里向我招手。

我从济南出发经齐河、禹城、高唐、夏津、平原到陵县，骑车采访近千里。所到之县，都提出给我派车。我都推掉了，说战争年代，咱们的老同志采访全凭两条腿，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和他们比起来，我骑车算不了什么；再说，骑车采访便于接近群众，让老百姓觉得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能从心窝里掏出话来，与你交流，了解真实情况，这对记者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