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农村老人的生活

1981年11月24日，正值寒冷的冬季，我开始了历时一年之久、骑自行车纵贯鲁西北的采访。我在这种下决心深入基层的调研中，发现了市场经济现象在农村的出现。

这次采访源自安徽分社尤淇、徐光春、王礼贶的启发。夏收时节，安徽分社社长尤淇带着记者骑自行车到凤阳县一路采访，此事得到了穆青的表扬。当时重视调查研究的穆青在新华社威信极高，他像一面大旗，指向哪里，新闻队伍便冲向哪里。我当时还不到30岁，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觉得自己比他们年轻，也决意骑车下乡采访，想法得到已经是分社副社长的南振中的支持，他嘱咐我一定要发挥现场调查的优势，多发镜头式的现场新闻。

车骑到高唐，县委书记翟瑞华桌上放着一张《人民日报》，刊登着时任新华社内蒙分社农村记者刘云山写的一篇《夜宿车马店》的文章。翟书记说你们新华社记者真了不得，内蒙记者住在车马店，山东记者骑自行车下乡，新华社这种调研作风，真了不得。

我拿起县委书记桌上的报纸一看，这篇文章不长，却极为生动：

记者在暮色苍茫中来到车马店的时候，老远就听到里面传出庄户人爽朗的笑声和牲口的叫唤声。进店一看，宽敞的院子被进城来卖粮卖油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店堂里灯火通明，满屋子的人拉呱得挺热火。

车马店的老炊事员周二旦一边飞动着菜刀，一边乐呵呵地说：“俺在店里干了十多年，天天跟庄户人打交道。过去庄户人眉头上挽着疙瘩，如今，个个膘得脸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数人拿的是红（高粱）黄（玉米）面窝头，舀两碗开水就着吃；现在可不一般了，拿着白面馒头还嫌不顺口，还要到街上买块豆腐割斤肉，打二两白干，人家就图那个美气哩！”

……

这时，来自黄河边上十六股村的青年后生高兴宽接上话茬：“过去队里年年不分红。有次俺爹进城，说要领俺去开开眼。到了街里，一不敢进商店，二不敢进饭馆，兜里空空，怕看了眼馋。这回俺进城，一次就卖了3000多斤油料。”说到这里，高兴宽拍拍自己鼓囊囊的上衣口袋。

看完这篇署着“新华社呼和浩特1981年11月30日电”的报道，一股愧疚涌上来。人家是文字记者，写的多有现场感。自己成天在现场跑，却写得干瘪瘪的。我这个人有个脾气，总是自责，觉得自己该努力的都没有把劲使出来，或者没有使好，心里就难受，为什么人家能做得比我好呢？总是这么要求自己。刘云山做好了，我得跟他学。

1982年1月23日，我骑着自行车来到陵县。严冬傍晚，天冷得让人说话发颤，进门一烤火，手指钻心地疼。县委招待所的人都回家了，我是第一次到陵县来，办公室的人把我直接带到县委书记高传杰家。县委办公室主任莫振奎从家里端来一大碗面条，上面打了两个荷包蛋。我说吃饭的事不着急，先替我推荐个好的大队党支部，我要看看生产责任制后集体作用是怎么发挥的。莫振奎脱口便说“张西楼”。我又提出，我要住到老百姓家里，看他怎么过年的。莫振奎听说要住老百姓家，惊讶地说，老百姓家条件差，晚上回县委值班室住吧。我忙说，我们内蒙记者还住在车马店哩，离老百姓越近，越能写出好文章。

这一年1月1日，党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宣告了“双包到户”责任制的合法性，高奏凯歌的同时，文件还不无担忧地指出：“最近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入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总结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看到一号文件后，我意识到，党在向我们部署新任务了，农村基层组织涣散会成为新的经济体制难以顺利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如果这个中间层次立不起来，就不容易形成完整的新体制。我得想办法用事实来破解这个难题。

问题该如何解决？张西楼的见闻恰好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路。张西楼大队是德州地区脱穷致富的先进单位。这个村与我一路上看到的多数村庄有明显区别，大队部比较气派，村中街道很宽，规划得很好。大队有蔬菜队、食品厂、养牛场与机耕队等，集体实力比较雄厚。陪同的新闻干事杨光来介绍，这个村的特点是“统”得比较好，队里机耕、浇水等实现了五统一。大队书记张万泽不仅有管理水平，也有主张。别人“顶牛”时他不顶，组织好社员承包土地；别人“放羊”他不放，把集体经济抓得紧，公共财产一分钱也不让分。

除夕夜，我在张西楼看到一个极为生动的场面。当地老百姓习惯在晚上烧起几堆大火，燃放鞭炮，驱旧迎新。7点天黑后，5堆篝火便在村中5个路口燃起来，全村500多口人都出来了。爆竹声从全村每个角落响起，几十枚彩炮在空中开花，地上一片红光。一个老汉把4个鞭炮整齐地摆在地上，硬拉几个青年人来点。他们推辞说：“大爷，你高兴就多点几个吧。”老汉急，朝他们说：“给钱给肉，你们都不收，点几个鞭炮也不肯，我没法子报答党员啊！”这几个社员只好与老汉一起点，只见4股青烟冒处，4个“穿天龙”带着呼啸声冲天而起，老汉哈哈地笑得特别开心。

大队书记张万泽告诉我，村里连续三年丰收，全村130户买了很多鞭炮，图个高兴，图个步步登高。这个老汉叫张书云，是个68岁的孤寡老人，去年得了场大病，老人急得要掉泪。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长几次请医生上门给老人看病，还安排几个党员帮老人的承包地治虫、锄草。由于大队实现了“五统一”，浇水、配药和换良种，都是大队负责，群众操心少。到年底这位老汉收入2300斤粮食，480块钱，老人一次买了6块钱鞭炮，他说这辈子还没有这么痛快过呢。

在张万泽家，几个饲养员被请来看电视。张万泽说这几个专业户一年下来也够辛苦了，让他们乐一乐。党支部几个人在饲养棚里开了一个小时会，商量春耕为全大队统一换种的事。

我把自己看到的这些场景，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通讯里。一天一夜的见闻，让我感觉这个大队党支部是坚强有力的，是能“统”得起来的。张万泽说，老农民，没有那么大能耐，一时还离不开集体，集体人多，大事好张罗，一家一户闯不过大浪头。他们对机械播种、牲畜饲养等用的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方式，大队重点抓这几个专业的承包，集体这一块便保住了。实行的是集体与家庭两结合，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两相宜。

除夕夜，我一直到天亮也没睡着，和杨光来住在张万泽家，这些活的镜头一个接一个涌到笔下。当晚的电视里，胡耀邦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加强党风建设。农村党风建设不仅牵涉到基层组织坚强，带动社会风气好转的问题，还关系到统分结合中“统”的一块能否搞好的问题，意义重大。我把在张西楼的见闻写了出来，一边思考，一边写，直到天亮。5点钟，让杨光来帮我再抄一遍，我便睡一会儿。仿照《夜宿车马店》标题，写了篇《夜宿农家听民声》。

张西楼的见闻也让我产生了深层次的思考。农村这么复杂的问题靠谁来解决，农民那么多困难，靠谁来帮助。改革成功了，最容易产生的是松懈。从深层次看，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能形成体制的，这只能是体制的基础或者说是一端，大队这一级非常重要，是一个中心枢纽，上面联系到社会与市场，三层要素都具备了，才是相对完整的体制，才可能取代人民公社的体制。这一点，以后多少年里，似乎一直未被人们认识。

当时，新华社每年评选一次社级好稿，这是新华社最高水平的象征。农村通讯特写很难入选，一年一篇而已。1981年社级好稿中的农村特写是刘云山的《夜宿车马店》，1982年社级好稿中的农村特写则是我的《新春佳节夸支部》。两篇稿件都是到最基层深入群众中采访出的新闻都是用讲故事，写镜头、说土话的方法，文风生动活泼，反映了群众的心声，以至于有人称之为“姐妹篇”。

新华社农村编辑马成广是有名的编辑，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写了一篇新闻业务文章，发表在刊物上，标题是《充满庄稼味的新闻》，他写道：

春节期间记者深入社员家里采访，写出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生活改善的新闻不算少，但是写得生动和深刻的并不多见，《新春佳节夸支部》是写得较好的。这篇通讯有三好：

真实地反映出农民心目中党的形象，这是第一好。记者紧紧围绕一个“夸”字，在张西楼大队采访了老饲养员、五保老人等，他们夸赞党支部，很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为这些人最能分辨生活的苦乐和人世的炎凉。因此通讯的说服力较强。

乡土气息出自天然，这是第二好。记者深入到炕头、槽头和街头，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心对心的采访，不但采访到农民的心声，而且采访到农民的情趣。所以，写出的稿子，自然天成，乡土味浓，没有雕刻的痕迹，使人读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篇幅短小，生动形象，通篇庄稼话，这是第三好。能让读者感到真正是农民在说话，而不是记者自己在代替农民说话。所以，使人更加感到亲切和真实。

这年年底，在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与刘云山在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相遇，刘云山当时作为内蒙的代表，我是作为中直的代表，都当选为团中央委员。我们在一起谈论的共同话题，是穆青社长，是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