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交往圈与采访路线

第五章　记者的交往圈与采访路线

【新闻案例】

目前一些学术机构和科技人员涉足商业炒作，引起群众议论和专家担忧。近日，中国生化学会规定——

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1]

“某某学会推荐产品”、“通过某某学会科学鉴定”……在科技备受推崇的今天，这样的广告宣传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可又有谁知道“学会”这个神圣的名字是不是盗用的呢?

权威学术组织正面临成为商业炒作招牌的危险，一些科技人员与黑商有染，正在动摇公众对学术组织的信任，这些情况已经被学者们意识到。于是，有些学术组织开始着手规范“家规”。记者日前获悉，国内一级学会之一的中国生化学会率先作出规定:学会成员不得擅自以学会名义在商业活动中发表学术观点，以防误导公众。

核酸风波惹恼学界泰斗

中国学术界有句流行语:学生物化学的人不知邹承鲁，如同中国人不知北京。这位堪称中国科技界泰斗的邹承鲁院士，是剑桥大学归国学者，是新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成果——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主要贡献者之一，也是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邹承鲁院士是中国生化学会的理事长，也是此次净化学会“家规”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去年在科技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核酸风波”，中国生化学会有多名会员卷入。一位参加过核酸听证会的院士虽未在会上发言，会后却被商家当作招牌菜供上媒体。而另一位学会下属专业委员会的负责人不但以学会负责人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介绍核酸营养的文章，甚至还以学会名义召开了核酸研讨会。此举令邹院士非常恼火，他随即给这位会员去信，告诫他不要用学会头衔替商家说话。邹承鲁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核酸之争已超出了学术之争，其中有学术道德问题。因此，邹承鲁提出学会应在内部建立道德规范，与商业炒作划清界线。

记者日前电话采访了邹院士，当请他谈学会规范家规的情况时，他疲倦地说，他已退休，定“家规”的理事会是他最后一次作为理事长参加，因此他不愿再说什么。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邹老其实有太多的无奈。他一向以秉性刚直而闻名，其实有太多的话可以说。不过他能面对媒体点名批评他下属分会的负责人，已经很难得。这位学界名人在其晚年一直在为学术界的风气建设作着令人尊敬的努力。

“家规”出台拥护者众

记者在中国生化学会核心刊物《生命的化学》2001年21卷第3期上查到了定“家规”的会议纪要。文中声明:“会员不能以学会名义表示意见或公开发表论文。学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信誉，以学会或专业委员会成员的名义发表意见，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学界一致的看法，因而在社会上产生不良的导向……”

“我非常赞成这样的规定，科技工作者不应受商业诱惑。”中国生化学会张永莲研究员这样表示。

“学术组织应当公正、科学地对公众表达意见，才能保持在群众中的高信誉度。这对于防范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言论有重要作用。”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刘培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他还指出，成立各个学会本来就有制约成员的作用，虽然他并不认为学者中有太多见利忘义的做法，但他支持各学会出台严格的防范规章。

“学会”“作托”谁来评判

“目前，有些学术组织为企业产品作宣传，我个人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市科协副主席刘培温对记者说。他认为学术组织有义务普及科学知识，包括向公众介绍先进的技术，但如果不加限制，就可能走上唯利是图的道路。

记者发现，频频在媒体上作为商家后盾出现的学术机构以生物医药领域居多。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但是谁能规范这些组织的言行呢?“许多学会只是挂靠在中国科协，它们主要是由部委管理的。”中国科协一位工作人员说，“中国科协管理着约200个一级学会，不可能知道他们每项活动的内容”。言外之意，学术组织的言行多半只能靠自律，在尚无完善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依靠大多数科技工作者的良心。

谈及这篇获得2001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的采写过程，作者说这是一条“闲谈中捕捉到的信息”。“一次聊天中，朋友说起一件我感兴趣的事情:中国生化学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出台了禁止会员利用学术组织之名为商家当‘托儿’的‘家规’。由于职业的敏感，我意识到这件旁人看来也许不起眼的业内事件的深远意义。……”^[2]

一次朋友间的闲谈为记者带来一条有重要价值的新闻，我们除了要肯定记者发现新闻的能力外，还应明确交往对于记者的重要性。对于记者而言，交往圈就是信息圈。交往的范围有多大，直接获得信息的范围就有多大。不光是朋友间的闲谈，交往圈内的人主动向记者提供各类信息，都为记者打开了获得新闻信息之门。

无论是初入行的新记者还是入行多年的老记者，都常常遇到相同的问题:到哪里去找新闻?有的记者每天有用不完的新闻线索，有的记者每天为到哪里找新闻而发愁，线索来源差异实际上也是记者交往圈差异的反映。

一个记者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记者要学会与各种机构、各色人等打交道。不管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企业老板，还是普通百姓，甚至社会的“边缘人群”如乞丐、街头“混混”等，都应成为记者交往的对象，他们可能在某个时候为记者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建立了广泛的良好的社会关系，记者不管跑哪条战线，都会有丰富的新闻线索。所以，记者应学会建立广泛的社会交往圈。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姑且把记者的交往圈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与他们的交往也就是记者的采访路线。

一、“上层”是个强大的信息场

记者要善于走“上层路线”。这里所说的走“上层路线”指的是记者要善于跟上级部门和领导打交道，从上层获得独家的新闻和采访的便利，而不是指利用上层关系谋一己私利。这是记者的职业特点决定的。其他很多领域的工作者可以不跟上层部门和领导打交道，只要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就行，比如大学教师就可以埋头自己的科研和教学，不与上层部门和领导打交道，但记者就不能这样。以挖掘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新闻为己任的记者就不能自设禁区，因为上层是重要的新闻信息源。若不走“上层路线”，就意味着主动舍弃这一重要的信息源。

美联社记者哈姆伯特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及时为他提供了鲁道夫·朱利安尼退出2000年美国参议院纽约州议员竞选的内幕消息。这是哈姆伯特在美联社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所报道的最大的一个内幕消息。朱利安尼的退出成为哈姆伯特报道过的最重要的独家新闻之一。一般来说，对竞选活动进行报道前，记者都应当先了解候选人的朋友和顾问们，确定他们中间的哪些人能够成为记者的关系户。关系户是比官方发言人更有用的消息来源。记者和关系户之间需要几个月来相互了解，然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彼此信任。在报道朱利安尼竞选参议员时，要做到这一点却十分困难。因为这位纽约市长的整个竞选班子都十分忠诚，并且努力地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朱利安尼和他的首席顾问对媒体不仅不信任，而且根本不屑一顾。然而，使出浑身解数的哈姆伯特还是成功地打开了缺口。他与朱利安尼的首席顾问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没有诀窍可言”，他说，“多和他们聊天，聊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从这些事情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多和他们谈谈体育、天气、书籍或是电影什么的。总之，除了竞选这个话题以外什么都可以聊。慢慢地，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向你敞开信息之门”。^[3]哈姆伯特总结自己的采访体会时说，要学会与消息灵通人士们相处。如果说金钱哺育了政治，那么这些消息灵通人士就是政治新闻的源泉。“关系网的扩展对于政治新闻报道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群体就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岛屿，只有身处其中，才能够及时获得最新消息。你必须逐渐地与这些人建立联系，与他们交往并尽量了解他们。”^[4]

(一)“上层”是各类信息的汇集中心

“上层”是个强大的信息场。所谓场，按照字典上的解释，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相互作用。通俗地讲，我们所说的信息场，是指各种信息汇集、流动的场所。不管是上层部门召开的会议，还是上层领导参加的活动，甚至领导者本身，都是新闻信息比较集中的地方。

上层是个相对的概念。对中央新闻单位来说，上层是指中央和国务院各个部门;对省级新闻单位来说，上层是指省领导和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部门;对市级新闻单位来说，上层应包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以及主要市领导。

上层是各类信息的汇集中心，也是对外扩散信息的中心，因而可以理解为各类信息的集散地。领导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决策，决策的依据就是信息。不管是哪个领域、哪个行业的哪个部门，遇到重大问题都必须向领导汇报。汇报得多了，领导掌握的信息就多了。上层部门和领导掌握的这些信息有很多就可能转化为新闻。

上层领导亲自调研，掌握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上层领导外出调研的机会较多，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都有他们调研的足迹，他们视野开阔，接触的新信息也多，作为领导者，他们习惯于进行比较，这些调研信息及比较信息有些也可转化为新闻。即使是与上层领导考察、调研途中的交谈，也会有丰富的新闻素材和发人深省的报道视角。比如，1999年，湖北省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武汉市绝大多数农村农作物绝收，许多地方的农民连水都吃不上。那段时间，市委书记、市长们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到郊区视察，看看水库、塘堰里有多少水，农民的饮水问题解决没有。每次看到的情况都差不多，都是塘堰见了底，裂了很大的缝，农民从很远的地方挑点浑水回来，再用明矾一搅，沉淀、澄清之后再用来做饭和饮用。虽然领导们每到一处的正式讲话都是强调要确保农民安全饮水，但沿途车上谈话的内容却很丰富。比如，沿途市领导问及鄂西地区常年干旱农民怎么抗旱，水利部门的人汇报说那里的农民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几乎每家都挖了特别大的水窖，用砖砌，水泥糊好，不易渗漏，遇到天旱，就取水窖里的水。市领导说，武汉市是个洪涝灾害频繁的城市，对防洪排涝已有一套成功的经验，但在抗旱方面却显得毫无办法，这两相对比说明，抗洪抗旱“两手都要硬”。这就是个新闻题目。考察一下武汉市在抗洪与抗旱方面的投入对比，这篇新闻就写成了。

上层不光是指领导个人，还包括办公厅和政策研究室。上层领导的工作日程都是由办公厅安排的，领导所做的决策往往也是由秘书们初拟的。因此，秘书们也是重要的新闻来源。

政策研究室也是不可忽视的新闻源。政策研究室的职责就是为领导决策提供咨询。为了更好地提供决策咨询，政策研究室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要搜集各地经验和教训等等。研究室掌握非常丰富、详细的第一手材料，没有这些材料，他们的建议就无法提出，就无法有的放矢地为领导提供决策咨询。这些第一手材料，就是重要的新闻素材。比如，武汉市人大政策研究室1999年曾作过一个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其中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个事例:蔡甸区玉贤镇有一个村办小学，前几年为迎接“普九”达标检查时，校舍建得很漂亮，教学设施的硬件都达标了。为此，村民每户都捐了钱，但近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上学的孩子少了，这所学校每个班多的二三十人，少的只有上十人。据调查摸底，当年秋季上小学一年级的适龄儿童全村将只有一人。这种极端典型的事实本身就是一条很好的新闻，但它往往是记者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我们循着人大政研室提供的材料，前往采访核实，发现当地干部和群众都对当年的“普九”达标的一刀切做法很有意见。1993年至1995年，为了实现“普九”达标的硬指标，各个学校不管大小，只要是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都必须达到教室、活动室、音乐室、图书室等硬件齐备的标准。为了达到这些标准，农村学校也不敢懈怠，不管村里多穷，人口多少，都举债建起了漂亮的楼房。然而，当这些花巨资建成的楼房投入使用不久，入学的孩子少了，一个班上常常只有几个孩子，校舍成了巨大的浪费。这种情况在农村相当普遍，相当多的乡镇和村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不光是跑农村的记者在反思，跑城市教育的记者也在反思同一个问题:如此搞教育达标，合理吗?正是人大政策研究室提供的调研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新闻线索。可见，政策研究室有丰富的新闻资源。

领导身份也是新闻源。新闻的一大特点是其显著性。上层领导的特殊身份就是构成显著性的要素。中央领导看一场晚会、一场戏，都可以成为第二天报纸、电视的头条新闻或重要新闻，而普通观众看了再多的晚会、再多的戏，都不会进入记者的视线，这就是身份的显赫与否在起作用。既然领导的显赫身份构成了新闻的一大要素，那么发生在其身上的许多事情，都可能成为新闻。多年前，有位市长老家来的客人在轮船码头受了服务员的气，向这位领导抱怨。这位领导便“微服私访”，结果也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他马上开了个记者座谈会，现身说法，请记者对城市服务工作提意见。结果“市长挨骂”的新闻迅速传遍全国。为什么市长挨骂是新闻，普通老百姓出门在外哪天不得受很多窝囊气，怎么就没有被写成新闻呢?地位身份不同使然。上层人物身上的故事、他们听到的情况、他们思考的问题、他们遇到的难题，都可能因为记者善于与上层交往而变成笔下的新闻。

(二)记者走“上层路线”的便利条件

既然上层是个巨大的信息场，记者就有必要学会走“上层路线”，学会与上层部门和上层领导打交道，要学会与他们交朋友，这样才能获得大量的独家新闻。因此，学会走“上层路线”，是记者这项职业的要求。

然而，上层也是较难打交道的一个领域、一个群体。这里的上层主要指党政高层部门及其领导。特殊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性质使他们保持着某种神秘感，与公众保持着较大的距离。这种距离感给记者接近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但是，记者的特殊身份为其打开上层通道提供了便利。首先，记者是公众知情权的代言人，以报道新闻为己任，除了一些有保密限制的特殊场合，可以到任何场合去采访。这种出入方便为记者提供了进入上层圈子的便利条件。其次，记者地位的浮动性奠定了其与上层交往的平等性。“无冕之王”这一称号虽然颇具争议，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的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为记者走“上层路线”奠定了平等交流的心理基础。

事实上，上层部门和上层领导也需要和希望与记者交朋友，需要通过记者把政府和领导个人思考的重大问题尽快让群众知道，需要把政府部门和领导个人做的事情通过记者宣传出去。身处媒介社会，上层领导越来越认识到媒介政治的特殊意义，谁会运用媒介、掌握媒介，谁就拥有公众、拥有推进社会发展的资本。正因如此，上层也越来越多地主动联系媒体。这种主动，为记者走“上层路线”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当然，我们强调记者应善于走“上层路线”，善于与上层部门和上层人物交往，并不意味着迎合上层，充当上层领导的传声筒。记者与上层部门和上层领导交往不管多么随便，多少带有不平等的意味，尤其是当这些部门和领导比记者所在媒体级别高的时候，更为明显。他们习惯于发号施令，指手画脚，往往喜欢记者报喜不报忧，一旦某个记者写了一篇批评的稿子，批评的对象是某位领导分管的，这位领导会马上生气，甚至会直接对记者提出批评。即使这样，记者也不能充当领导的传声筒，领导要宣传什么就宣传什么。记者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是媒体的记者，而不是领导的秘书。媒体有自己的报道原则，有自己的品格，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是新闻、有新闻价值的，才能被报道，领导要求报道的内容若没有新闻价值就不应报道;是新闻、有新闻价值的，就应该报道，即使领导不愿意让它被报道出来。只要记者的报道符合新闻报道的规律，最终会得到上层的理解，因为报道新闻是记者的职责。

二、中层是各方信息汇聚和传播的中介

记者要善于走“中层路线”。这里的“中层路线”是指一个地区的政府各职能部门。如省、市、区党委下属的部、委、办和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和各职能部门下属的各处室。

在新闻单位，一般都进行了战线的分工。有跑党政的，有跑公检法的，有跑城建的，有跑工业的，有跑农业的，有跑科技的，有跑教育的，有跑城区或郊区甚至跑街道的……随着新闻竞争的激烈，记者的增多，各条战线都“分兵把守”，因而战线分得越来越细。这些分工无外乎两种，或横向的按区域分，如按城市、农村分，城市或农村又按所辖范围再细分;或纵向的按战线分，如工业、农业、司法、军事、教育、文教等。然而不管分工有多细，记者所跑的区域或战线都有一个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又有其下属机构，这些下属机构就是其职能部门，具体到一个单位又有若干个科室。这些就是记者走中层路线必须经常接触的对象。

(一)上层和基层的信息在中层交汇

与上层相比，中层接触实际情况的机会更多，分管的工作更细、更具体，所掌握的信息更具体、更丰富;与基层相比，中层看问题的角度更宏观、更客观，所掌握的信息更全面。

中层是上层信息与基层信息交汇的地方，交汇就可能发生碰撞，碰撞的过程往往是产生新信息的过程。比如，上级的指示要通过中层贯彻，但上级的指示有时并不一定与各地实际相符，各地有自己的特殊情况，或在贯彻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情况，这种新情况中层最先知道，最有发言权。

由于中层“官位”没上层那么高，没有上层那么多“顾忌”，因而其所掌握的信息也比较容易向记者透露。谁与中层交往越深，谁就可能最先得到来自中层的信息。

记者不管是按地域分工还是按战线分工，都应当经常到所跑地域、所跑战线的中层机构转一转、串一串，成为这些机构的常客。虽然记者到各单位去采访，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工作关系，记者作为一个采访者，而各单位作为一个被采访者，但记者采访的过程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过程，就不纯粹是一种工作关系，其间有时还包含着一定的人情关系。这种人情关系往往是建立在多次交往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使是工作关系，合作得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往的深度。比如说，记者与某个部门交往多了，双方之间非常熟悉了，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愿意把所知道的最新信息告诉记者。

以宣传部门为例。一般来说，不管是跑哪条战线，记者往往最先考虑的是去找宣传部。跑一个区域如此，跑一个部门或单位也是如此。宣传部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负责宣传的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发生的稍有影响的事情，几乎所有较有影响的新闻信息，都集中在这个部门。记者主动和经常与宣传部门取得联系，并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是获得新闻线索的有效捷径。但是，宣传部门一般是不会主动向记者透露负面信息的，即使记者获知一些负面信息来向宣传部门求证，也会遭到婉拒。不过，一旦记者与宣传部门的某个人建立了私底下的朋友关系，这个人就可能成了记者的“线人”，不管什么信息，只要他知道，他都会向记者透露的。有一位区宣传科科长，在一次与区领导到下转为区管的原市属企业调研，发现该企业存在一种管理上怪现象——产品积压在仓库多年却一直不卖而企业严重亏损，这一企业的症结直指国有企业管理积弊。他觉得是一条好线索，可自己的身份又不便于亲自采写，便请来他信赖的记者。结果，这篇新闻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而稿件上连这位宣传科科长的姓名都没有署。后来，这位科长说，其实当时他就觉得这条新闻可以获奖，自己非常想参与采写，毕竟好新闻可遇而不可求，但身不由己，又不愿让这条新闻被埋没，只得奉献出去。

其他中层机构与记者的关系也是如此。

(二)记者应善于与中层交往

记者要成为中层机构的常客。交往与交流的频度影响交往的深度。记者怎样才能融进中层机构的圈子里，怎样才能成为常客呢?

参加中层机构的活动是加强与中层交往的有效途径之一。任何一个单位和部门都有长期和短期的计划目标，一年或一个时期要完成哪几件重要的事情，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这些活动是记者与中层机构建立联系并获得线索的好机会。

记者要适时地参加各个中层机构组织的活动。有这样几个好处:(1)可增进彼此的熟识程度。可以通过参加对方组织的活动，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这种直接渗透式的接触常常能赢得别人的好感，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刻。毕竟参加活动可使双方接触的时间增多，交流的话题也多些，彼此也更了解些，比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接触深入得多。参加这些单位的活动，要表现出对活动有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这既是对对方的尊重，也能取得对方的好感。比如，科协组织科技下乡，因为组织得非常频繁，一年要搞好几次，每次都不过是请几个农业、畜牧、水产、蔬菜方面专家、带着几捆图书资料去，这些图书资料很快被等候在那里的农民一抢而空。因为没有什么新玩意儿，许多记者都不爱参加了，每年都是例行公事般地简单报道一下活动本身，懒得与组织者进行交谈，甚至都懒得报道此类事情。有一年，笔者参加了一次由武汉市科协组织的下乡活动，虽然也是被派到头上的采访任务，但是心想既然领了任务，还是投入一些的好。一路上，笔者向组织者了解了这次参加活动的专家们的背景情况，以往这种活动农民的热情怎样，今天天气这么冷，会不会有农民来参加，万一没有人来岂不很尴尬，当然也包括对他们这种奉献精神的赞美，等等。到了活动现场，数千名远道赶来的农民在寒风中等待，专家一来，呼啦啦都围了上来，争抢图书，我被这种热情所感染，很积极热情地到处追着采访。我的这种状态很自然赢得了组织者们的好评，后来，他们经常与我联系，请我参加他们的其他活动，还主动向我提供他们调研中了解到的各种信息，这样我才知道科协原来潜藏着丰富的新闻。(2)可直接观察到第一手材料，找到丰富生动的新闻素材。有时，记者没有参加某个活动，事后也可以通过被采访者的转述还原当时的情景，但毕竟不如直接观察来得生动，况且，别人观察的视角与记者大不一样，有些他可能认为不重要，忽略了，有些他可能认为根本不能跟记者说，隐瞒了。所以，记者到现场与不到现场大不一样。还是以那次科协组织的下乡活动为例，他们请记者去，自然是想请记者帮忙写一写当时的盛况、专家们的热情、农民的渴望等。然而，我在现场也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许多农民来到现场只为抢一些图书，见什么抢什么，图书、油印资料、挂图什么都要，而且能抢多少就抢多少，有的人同一种图书抢了七八本，说是拿回去送给别人(有的可能还是卖给别人)，因为专家带来的图书有限，有的专家要求农民把抢到几本同样的书退回来，以便别的人也可以得到，但抢到书的农民死活都不肯拿出来。采访得知，农民说，反正这些书又不要钱。而另一些需要用钱购买的图书和资料，虽然也非常实用，但几乎无人问津。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专家希望有人就种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来咨询，吆喝了半天，就是没有人来问，专家们只好搞搭配赠送:问一个问题才能免费得到一本书或一包蔬菜种子。这种怪现象是科技下乡活动中生动的场景，一般很少有人写到，其实它是很好的写作素材，它可以真实地反映科技下乡活动的现状。如果记者不参加这些活动，不细心观察，断然发现不了这些生动的新闻素材。(3)可以对这些机构的活动方式、工作性质和内容有深入了解，从而成为这条战线的内行。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行业、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多参加他们的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他们那一行的“行规”。这里的“行规”指的是那条战线的内在规律和工作特点。一个记者懂得“行规”，成为内行很重要。成了内行，有共同语言才能有交流。不然老问一些外行话，人家根本就懒得跟你谈。

记者应成为中层机构的常客，但不管关系再近，仍然必须注意保持距离，保持自己的“客人”身份，而不能把自己当成“主人”。这涉及记者的报道立场问题，即“屁股坐在哪一边”的问题。不管是与人的交往，还是与单位之间的交往，时间长了，交往深了，最容易发生感情倾斜，甚至情感移位，遇到事情不自觉地会偏向与自己关系较近的那一方，成了那一方的代言人了。这是人之常情。但是，记者必须克服这种人之常情。记者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是客观中立的观察者，应以客观报道事实为己任。这种客观既要求记者做到是什么就报道什么，对一个单位成绩的报道不夸大其词，无中生有，还要求记者做到有什么报道什么，对这个单位出现的负面新闻，也应及时客观地予以报道。记者却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是个记者，必须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己的职业良心负责。有时记者联系的采访单位想请你写篇正面宣传的报道，但到现场后，你却发现纯客观的报道更具深度，更耐人寻味。这时，是按人家的意图定呢，还是按自己的发现来写呢?按人家的意图来说吧，老生常谈，新闻价值不大，或者根本没有什么新闻，按自己的意图写吧，人家又不高兴。1997年5月29日，新华社张伯达、韩晓晖根据陕西省农机管理局有关通知，随省政府车队前往渭南市大荔县朝邑农场，参加该局主办的“陕西省小麦机械化‘东进西征’收获活动开机仪式”。仪式一结束，剪过彩的领导及有关厅局、市县负责同志纷纷上车离去。同行的摄影记者欲多拍照片，便在此多停留一会儿。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参加开机仪式但尚未进田的3台收割机慢慢掉头离去，4台收到一半的收割机也由麦田返回，5台收了400米左右的也往回边收边返，开来装麦的4辆卡车有1辆空车直接开回去了。记者顿时产生了“龙口夺粮”为何不一鼓作气收割的疑问。于是，记者写下了这样的报道:

夏收何必搞仪式　小麦未熟遭“剃头”^[5]

几十亩尚未成熟的小麦，昨日在陕西省农机局主办的一个“小麦机械化‘东进西征’收获活动开机仪式”上被数台联合收割机“收获”。当地一些干部群众对这种形式主义造成的损失惋惜不已。

在关中东部大荔县朝邑农场一片上万亩的麦田里，1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参加了这一颇具规模的仪式。上午10时40分，仪式开始，应邀而来的各级领导讲话、剪彩后，一台台收割机驶入麦田开始收割。

30分钟后，参加仪式的人们陆续离开。这时，记者意外地看到3台尚未进地的收割机掉头离去，4台在麦田中间的收割机向回转向，5台收割了有400米左右的收割机也边收边返。

在“龙口夺粮”的“三夏”，为何不一鼓作气持续收割?农场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儿的小麦还要三四天才能完全成熟，现在收割有点可惜。省农机局5月26号就派人来打前站，为了应付这个会，我们场140多名干部职工整整准备了3天，兄弟农场支援了5台收割机，向外单位借了6位礼仪小姐。从早晨7点，我们等了3个多小时。”旁边一位戴眼镜的干部也插话说:“今天割的五六十亩麦，因未成熟和湿度太大导致脱粒不净，要影响产量。”据了解，朝邑农场今年庄稼长势喜人，亩产可达207公斤，比去年增产30多公斤，但这样一折腾，增产就要受影响。

隆隆的机声中，一台台返回的收割机向3台卡车“吐”出“一口口”泛青的麦粒。一台收割机因麦粒发粘而发生“肠梗阻”，3个工人顶着烈日，为此忙活了半天。一位在农场干了30多年的老师傅指着快装满的卡车对记者说:“唉!麦子熟了才能割嘛，何必为了搞个‘仪式’剃青头?这样的麦子不光减产，还要费更大的功夫去晒晾。”11时40分左右，最后一台收割机也轰响着离开了这块未到收获期的麦田。

这篇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新闻稿是典型的违背邀请单位意愿之作。然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有时，有的单位为了竞争需要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就请与自己有交情的记者;有的单位因为某项工作做得不好，受到批评，也请记者从另外的方面进行宣传;有时，为了参加某项评比或评选，有的单位也请记者做舆论宣传，等等。这种人家最需要记者帮忙的时候，记者最容易上当，最容易失去“名节”。越是这种时候，记者越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自己的身份，不能为了维持关系做有违职业道德和良心的事。

三、基层是原态信息的“富矿区”

记者要善于走“下层路线”。这里说的下层，主要是指记者要善于和勤于下到基层，深入最基层的群众中间去，那里有最原始、最生动、最丰富的新闻素材。记者的采访活动不同于行政机构的调查，不能向基层施加行政压力，要求人家向你汇报这，汇报那。记者的采访主要靠记者的普通人际交往，从普通民众那里最广泛地得到最真实的声音。

一个记者若被称为人民的记者，那是最高的荣誉。因为他的笔代表着人民的声音。代表人民的声音从何而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所想、所盼、所求、所欲都是一个记者必须时常关注的。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唯一的途径就是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和他们交朋友。所以有的记者感慨:“我们看一位编辑记者，不仅看他一个月里写出多少字的报道，还要看他交了多少知心朋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喊出“为平民拍电影”口号的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在拍完电影《大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妻子老提醒我，你出门开着车，回来住这么大一套房子，你跟普通人能一样吗?你的长处就是敏锐地观察生活，你现在不跟普通人的生活接触，得特别注意。我也时时提醒我自己，而且现在整个影视界都有这种脱离生活的危险。”冯小刚还特别提到著名作家刘震云，他说:“刘震云就不这样。他经常到他们报社旁边那条街去，要碗抻面或是羊杂碎，跟人聊天。”

这种危险在新闻界也存在。现在记者出门采访的条件好了，有专门的采访车。要到哪里去，坐着车直奔目的地。速度是快了，接触生活的机会却少了。过去，老一辈的记者们出门采访靠步行、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不仅体验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而且随时可能遇到和发现好的新闻线索，可以随时停下脚步跟路边的人聊一聊。然而，今天的记者坐在车子里，与群众接触的机会少了许多，可能获得的新闻线索也失去了许多。

(一)用脚深入基层

现在有种流行的说法，新时代的记者不再用脚采写新闻，而是用脑采写新闻。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强调记者用脑写新闻，强调新闻点子、新闻策划和记者智力的重要，强调知识积累的重要，这完全正确。毕竟新闻不只是现象的描述，其中还应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同样一个主题，分别让不同的记者来采写，其稿件蕴含的思想内涵会大不一样，原因就在于记者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比如，同样是中国土豆遭到洋快餐弃用，有的记者可能只看到中国土豆不适合人家的标准要求，有的记者则透过这一事实看到了中国农产品缺乏统一的种植计量标准。工业品有着统一的大小尺寸规定，而农产品大小不一、含水量不一、外形不一等等。因而我们说记者采访不能只看到表面现象，应透过现象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但是，我们承认记者用脑写新闻，并不能否认记者必须用脚去写新闻。用脚是用脑的前提。没有用脚发现素材的前提，再好的脑子也无法想出好的新闻作品来。还是以土豆为例，如果记者不深入农民中间，不深入田间，就不会发现农民种土豆的农田有的是岗坡地，有的却是以往的水田，每一厢田宽窄不一，沟的深浅不一，种子来源不一，有的是从农技部门购回的，有的就是自家一年一年自留的，这些诸多不统一的因素，致使种出的土豆大小不一、质量不一。而没有这样的第一手感性材料，自然也不可能产生有关农业种植标准的思想来。

有时，记者写稿子是先有了某个点子，然后循着这一点子找事实材料。这种情况该如何去看呢?其实，记者在某一次具体的采访前有了某个点子，是他以前深入采访的某些事实积累出的思想观点，没有以前的采访，他很难得出这些观点。况且，事先提出观点，并不意味着新闻稿已完成。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常常会发现事实与观点有很大出入，观点必须以事实为基准，这时必须修正先前提出的观点。所以，用脚采访新闻是记者的基本功。

我们说，要当好一个出色的记者，必须具备“六勤”:腿勤、嘴勤、眼勤、耳勤、手勤、脑勤。这六勤中，以腿勤为先。没有腿勤，不深入实际生活，其他几勤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实际生活脱节，就没有了可问的话题，可看的画面，可听的声音，可记的素材，可思考的问题。一个出色的记者，如果是跑城区的，这个城区的每一条街道的街名，什么机构、什么建筑位于什么位置，他应该都了如指掌，甚至应该比这个城区里的老居民都熟悉。

记者用脚深入基层，可以亲眼观察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丰富而复杂的现实不是通过各种文字汇报材料获得，而是需要记者用脚到基层亲眼观察才能认识社会现实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任何总结性材料都是经过抽象概括的，可能将一些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抽象掉，只有用脚到基层去“丈量”，才会发现现实总是比材料更丰富、更生动，也更复杂、更残酷。比如，天气预报说某个城市的最高气温38℃，可记者走遍这个城市的各处城区实地测量却都在42℃以上，铺路筑桥建房的人们仍然顶着烈日像平日一样忙碌着，尽管政府部门已通知高温时节要减少室外劳动时间;再比如，政府部门发布的每年建经济适用房的数字逐年大幅增加，记者实地考察却发现许多经济适用房小区住着开豪车的人，或者有多套住房的家庭。

记者用脚深入基层，可以亲身体会城乡居民真实的生活。体验生活是记者积累采访素材的一种方式，也是记者了解社会的一种途径。当记者以另一个社会角色生活一天，就会发现工作的艰辛、生活的不易，还有人情的冷暖、政策的缺失、社会的不公，等等。体验生活必须靠记者深入到具体的某个职业、某个群体，不可能靠想象写作。比如，酷暑里筑桥工人头顶似火的骄阳脚踩发烫的桥面露天作业是怎样一种滋味?山区马班邮路的邮政工人长年在外孤独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是怎样一份寂寞?种瓜的农民守在公路边盼望过往车辆能停下光顾瓜摊是怎样一种焦急?医院里患者被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怎样一种无奈又无助?只有深入到这些人群中用心体验，才能真实地体会到他们对生活的品味。

记者用脚深入基层，可以听到来自基层最真实的声音。没有经过修饰的百姓的声音在哪里可以听到?在他们生活的基层。不是在偶尔被邀请参加的会议上，也不是在有关部门组织的集体采访中，而是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这样的环境和状态中，他们才可能不受任何干扰地道出他们的心声。武汉的“麻木”(三轮车)在2003年被集中取缔时，面对媒体集体采访，一“麻木”世家表示坚决拥护政府的政策，一年后，我单独去与他交流时，他道出了真实的想法:他坚决拥护“麻木”不上大街的政策，但背街小巷何不让“麻木”继续生存?作为首都的北京都允许三轮车存在，武汉何不给“麻木”车主一条生路?

记者在用脚深入生活的同时，自然地就增加了观察生活和接触各种普通人的机会。有时，一次用脚深入基层的行动，可以给记者带来多条新闻。比如，我们曾听说武汉市江夏区舒安乡农民种植了大片的藠头，在日本非常受欢迎，但种植的农民却不赚钱。原因是当地加工技术不过硬，加工这个环节由日本人完成，钱就被他们赚去了。这个线索吸引了我们去采访。在去采访的路上，我们搭乘的是从江夏区城关纸坊街到舒安乡的小巴士。路经土地堂乡，我们看见沿途一些农民摆满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西瓜摊，等待路人购买，与他们的守株待兔式的路边销售形成对比的，是他们背后一望无际的十万亩西瓜地。我们下车与农民攀谈，农民道出了许多心里话:政府要他们种这么多西瓜，却又很难帮他们把西瓜都卖掉，本来种西瓜该比种稻谷赚钱，但这样做买卖既耗人力销量又太小，只能贱卖，还不如种稻谷。这种大生产与小市场的矛盾本身又是一条新闻。再上车，听到车上的农民谈起两件有“意思”的事。一则是某村有个人，娶过两任妻子，总共生了7个孩子，家里穷得连吃饭的桌子都没有，这个父亲倒也“聪明”，在门口的一棵大树上挖了许多大洞，根据孩子的高度设计洞的高度，供孩子们吃饭用。这则趣闻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事后采访虽然发现农民的叙述与事实有出入，但他有7个孩子而当地政府漏管倒是事实。另一则故事是某村早已通电，近一年来，该村农民却又用上了煤油灯，原因是电费高达六七元钱一度。经过采访发现，电费过高是因为当地的电工私自偷电，不光自家用电不花钱，而且亲戚朋友、村干部都不花钱，这种关系电、人情电在农村还较普遍。这两则故事后来都成了我们的新闻。乘车路上，我们还看到在一个贫困乡，却有一处村庄的房屋格外显眼，一个村子都是楼房，房子建得一排排很整齐，与其他村庄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差。后来，我们专门为此去采访发现，原来这个村庄里的人都是外来人，从湖南迁来的，他们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勤劳，农活做得精细，而且因为老家在外地，他们不定期地在老家与新家之间流动，这种流动也为他们带来了不少外面的信息，市场意识也强烈些，也更能适应市场。由于是外来人，他们的危机意识强些，团结协作的精神也强些，我们采访了社会学家，得到了理论的印证:这是“向上流动”的必然结果。外籍人走出世代相守的家园，证明他们具有超前、创新的观念，因而在接受新事物上就表现得较为积极。他们在新地方的生存条件比当地人差，他们更能吃苦耐劳，富有挑战和竞争精神。同时，外迁的农民为了不被当地人轻视，保持较强的凝聚力，遵守当地法规，凡事力争做得更好，由于与亲友、外界的交往较多，他们视野也较开阔，思路也较活跃。这一趟到基层的采访，我们一路就获得了另外的四条线索。如果坐在办公室里等通讯员提供新闻线索，很可能这些线索一条都不会到记者手里。

这里我们理解用脚采访新闻，并不是一味地强调每时每事都必须用脚，不坐采访车。比如遇到突发事件，为了抢时间，自然应该使用最便捷的交通工具，有时为了抢时间只能请当地的新闻媒体或通讯员提供情况，用电话采访或传真等现代科技手段。我们说用脚采访新闻，主要是指记者要有这种深入实际的意识，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都取代不了记者脚踏实地、深入实际的基本功。

(二)用心深入实际

我们说记者要身体力行地深入实际、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才能获得丰富生动的新闻线索。然而，并不是身体到了最基层的群众生活，就能获得丰富生动的新闻线索。有的记者每天也在最基层跑，深入到了城区里的街道、居委会，到了居民家里，到了农村的小组、村民家里，却仍然劳而无功，常常得不到最基层的丰富信息。为什么?人家没有相信他，跟他有一层隔膜，什么都不愿意跟他讲。

记者深入实际除了通过对接触的事实进行观察外，还要通过与人谈话获得新闻线索、新闻素材。要实现有效的交流，首先要赢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只有获得采访对象的信任，对方才可能把他认为有意思的事实告诉你。如果对你抱有戒心，讲话就会留有余地，真正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可能就被隐藏了。而记者必须想方设法让对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可能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新闻。

记者初到某地与陌生人打交道，双方都难免会有生疏感、距离感，即使记者显得热情主动，对方仍可能心存戒备。如何获得人家的信任呢?最关键的是记者要用心深入实际，用心与他人交流，必须把自己当做他们当中的一分子，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

首先，记者用言行感染采访对象，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记者采访时主要用嘴说话，写稿时用笔说话，但是，记者与人交往时，不仅用言语说话，有时也用行动在说话。记者的一举一动都在向采访对象表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时记者并未意识到，但采访对象实际上就是凭此对记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做出了最基本的判断。他们往往从记者的第一句话、第一次待人接物的态度，第一次来访的行为表现去衡量记者，并考虑怎样应付记者。就是说，记者与陌生人第一次接触时在考虑怎样从人家嘴里掏出真话、打开人家的话匣子的时候，人家也在观察记者是个怎样的人，琢磨该怎样对付记者。

在农村采访乡镇干部时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有的乡镇干部是从县里下派的，过去成天坐在办公室里，下乡都有车，所以成天穿戴得整整齐齐。然而，他们下派到乡镇以后，尤其是下到村里的时候，他们不再穿西装，不再穿皮鞋，不再把头发梳理得有棱有形，不再坐小轿车，讲话也用老百姓的语言，原因是他们想首先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要让农民感到他们是自己的人。记者也是如此，试想，到居委会或到农民家聊天，开着汽车去与步行去效果会大不一样，有人陪同与独自查访效果会大不一样，端着记者的派头与平易近人的作风效果会大不一样……中央电视台女记者董倩曾说自己采访过的节目中感触最大、印象最深的一期当属《羊泉村记忆》。这期节目主要讲的是山西孟县羊泉村万爱花等的几位老人回忆当年惨遭日本鬼子强暴的事情。“1937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伤痛，你什么时候看这个疤，它永远都是鲜活的，永远都不会结上痂。在那个苍凉的黄土高原上的小山村里，我们一起去经历了一段历史，回顾了一段历史，那个环境和氛围很容易让人动感情，自然投入也大，印象就会很深。”“你是应该站在平和的立场上，但是你心里不能无动于衷。你为什么平和?你的平和是为了把人家的不平和与激动全给带出来。有的事情需要以平和心对待，但是随着事情发展的跌宕起伏，你要跟他一同去经历，你要设身处地站在他那个角度想，你们在那时那刻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时你还能平和吗?如果说只是片面、孤立地理解平和，那你绝对没有感情，又怎么能谈投入呢?”“在采访中让我动情的时候，那一定是我真的被全身心地调动起来了。在羊泉村采访那些老人们，我们同是女性，只是因为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的地方，命运就发生这么大差异。换位来思考，假如我是她们，我怎么面对这一连串的命运安排?我只有站在她们的立场上考虑，融入到她们之中，才能让她们把存积多年的苦水说出来。既然如此，我为何要把自己的感受躲躲藏藏的呢?”^[6]在2000年7月14日播出的这期节目中，我们看到，当万爱花老人讲到惨遭日本鬼子蹂躏的经历时泣不成声，董倩默默地伸出手握住老人，就像女儿与母亲在交流，给老人以理解和力量，鼓励老人打开倾诉的闸门。

其次，记者要用知识深入对方，寻找与对方的共同语言。社会学认为，人的交往呈现着一定的地域特征和社会地位特征。一般来说，人们往往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为基础，划定自己的活动半径，形成较为固定的交往圈，并对这个圈内关心的话题、圈内人面临的问题都十分了解，因而交往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很容易谈到一起。就拿大学生来说，他的交往圈主要是家庭、亲戚、过去的同学和现在的同学，当然现在又增加了素不相识的网友。一旦某个机会与同学的同学相识，很快也熟悉起来，从而扩大自己的交往圈。而且，在这个交往圈里，与同学之间的交往比与亲戚之间的交往要多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这一社会角色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活动区域、兴趣爱好、面临问题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为他们的交往提供了共同的话题。

记者的交往圈应该扩大，不应该只限于某个固定的圈子，而应该有广泛的社交能力，尽可能广泛地结交更多的人。然而，社会交往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找到共同语言。记者要在广泛的圈子里交往，就必须有广泛的知识储备，这种知识储备并不一定是指深刻而系统的理论储备，而是相应的知识。比如，我们想与居委会接触，想从那里了解来自居民的声音，我们就必须先知道居委会已不是一级政府组织，是居民的自治组织，其干部来源有哪些，这些人当干部的渠道有哪些，居委会有哪些职能，为居民做哪些服务，存在什么问题，面临着什么困难。对这些方面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再去居委会采访，就会找到共同语言，让对方感觉到记者对我们还真了解，也就很愿意跟记者谈。随着交流的深入，记者再适时地提出自己的疑惑，比如，有的居民反映居委会好像变成了召集居民打麻将的地方，这是怎么一回事?居委会的干部就会把真实情况和他们的苦衷吐露出来。

同样，记者要与农民打交道，想了解农民为何种田不赚钱，事先就得到市场看一看农产品价格是高还是低，农产品畅销还是滞销，否则你可能算出一亩田一季油菜至少挣一两千块钱，而农民一听，完全没有共同语言，就懒得跟你谈了，因为你太不了解行情，一亩油菜种一个冬季加春季只能收入两三百块钱。记者要去看守所采访，就必须事先了解一下看守所里关押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切不能把看守所里关押的人视同为监狱里关押的人。不然弄出笑话来，采访就会变得不顺利。

(三)建立采访基地

记者是个满天飞的职业，接触面越广越难深入，常常是采访面铺得很开，却都蜻蜓点水，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

记者是个忙碌的职业，几乎每天不停地采访。尤其是在报纸扩版、增加新闻内容的背景下，报纸普遍感到记者人手很缺，稿子不够用，记者天天被催着出去采访，每天疲于应付，见什么写什么，不管有没有什么新闻价值、能给读者带来些什么。

记者也是一个容易患浮躁病的职业，就如同演员容易患这种病一样。演员不管剧本、角色好坏，都愿意接，为的是不让自己被观众忘记。记者也是这样，记者亮相的途径是多写稿子，不管稿子写得怎样，名字出现得多了，给读者以反复的视觉刺激，就容易被记住。为了多在报纸上亮相，就得拼命写，不管事情值不值得写。

记者工作的以上特点使他们容易浮在上面，很难沉下去作调查研究。久而久之，浮在面上的东西写完了，记者的信息源泉就枯竭了。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之一是定期做调查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定期抽出一定的时间，到基层做调查研究，从局部着手，从整体上把握一个行业、一条战线的发展态势。这对记者写出有分量的深度报道尤为重要，对一个具体新闻事件如何把握也十分重要。比如，教育界有这样一个怪现象，那些在本校考试中得分最多的小学生、初中生，往往在竞赛、升学考试中得不了高分，甚至有的还不能及格，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竞赛和升学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大多在校外参加培优班，而培优班的讲授内容就是高年级的学习内容。三年级培训四年级的内容，小学生学初中生的内容。明明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小孩的成长不利，但老师们也不得不给家长们指点迷津:让你的孩子培优去吧。这种状况左右着整个普教阶段，考试机制没有根本改变，虽然强调从应试教育的机制中走出来，口号喊得十分响亮，但主管部门没有改变，基层自然不会有任何改变。如果没有对这一现实的整体把握，我们写新闻报道时，很自然地遇到哪个学校教学生去野营、去下乡劳动，就满怀激情地去讴歌，殊不知，这种新闻的引导力极其微弱，因为它根本无视教育的现状。或者，我们把哪个学校老师布置作业少、课外补习少当成好事来写，很快会遭到家长的反对。他们要么给学校和老师提意见，要么干脆把孩子转到课业负担重的学校去。

记者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单位或地点，作为自己的采访基地，也就是常去“蹲点”，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一个点了解整个战线、整个区域的现状和变化。

有个通讯员，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因为爱好写作，常把身边发生的大小事情写成新闻、散文，被乡里视为笔杆子，就把他调到乡里，但没有解决户口，成了“背米袋子”的干部。这个农村青年很勤奋，天天下到村里，各个村的大小事情他都一清二楚。因为他对这里熟悉，在乡里工作又帮助他了解上面的政策，视野也开阔，一年中，他可以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三四十篇有关该乡发生的新闻。后来，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么多新闻稿，县委宣传部把他调来，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既然坐进国家机关，他下乡的次数少了，对每个乡镇都知道却都不是很了解，因此，他每年写的稿子仅十余篇，而且许多是和记者一起合写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记者应该建立自己的采访基地。建立采访基地有这样几个好处:第一，把基地当做自己的根据地，可以与基地的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可以听到基层最真实的声音，可以收集到基层最原始的素材。第二，这个基地是记者观察所采访战线和区域的窗口。记者经常到这个基地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就可能发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整个行业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承载某个重大主题的新闻事实。把目光集中在某一点，对问题的观察就能仔细一些，就能发现浮光掠影式的采访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对一个地方研究透了，就可能看见问题的实质。

《湖北日报》2001年开设了一个“体验种田”的专栏，由几名记者选择湖北省云梦县伍洛镇顺河村农民万美霞作为定点跟踪采访对象，将这户普通农民家庭的际遇，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中去观照，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立体透视。从年头到年尾，记者每周不定期到这位农户家中，与万美霞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其买种、栽苗、摘菜、卖菜，联系专家上门送科技，感受种田的甜酸苦辣。这个专栏前后共刊发29篇新闻报道，涉及农业结构调整、农民负担、民主理财、干部任免、农村消费、农村治安、农村保障等方面，折射出整个农村的面貌。一个家庭的神经连着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关联着一个地方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如《村支书为啥说换就换》这篇报道，就是紧紧抓住了有的地方存在“谁出钱谁就当村干部”这一不正常现象而写的。报道反映的是2001年夏天在征收农业税款时，镇里驻村干部强行要求村干部先垫资。村支书由于钱缴得不够，被驻村干部一句话就撤换了，当即让另一位交足了钱但有劣行的村干部负责全村工作。此事在村民中引起较大反响。村民担忧地说，花钱买来的干部上台后，如果加倍捞钱，村民的负担恐怕又要加重了。几位记者在总结采写“体验种田”报道的体会时说:“通过解剖万美霞这个农户以及他所在的乡村，我们深切感受到新时期农村转轨阶段的喜与忧，一个个新闻题目在脑中涌现，一件件活生生的材料在笔下流淌，不再感到写稿搜肠刮肚，也不再感到稿件空洞无物，文风自然而然随之改变。”^[7]

当然，解剖麻雀有时也难免会产生片面性。毕竟一个地方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以，选择采访基地一般应在两个以上。不仅可以使我们看问题全面一些，而且有比较才更可能产生新闻。

◎小结

本章主要讨论了记者交往圈问题。记者的交往圈决定其采访半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是其交往对象。若把记者的交往范围划分为上层、中层和下层(基层)，上层作为决策机构，是信息集中的地方，即强大信息场，中层是上下信息交汇和传播的中介，下层是原态信息的“富矿区”，不仅信息丰富生动，而且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原生态”信息。记者的交往圈也规定了记者的采访路线，即获得丰富的新闻线索的路线。

◎思考题

1.说说交往对于记者采访的特殊意义。

2.为什么说“记者用脚采访”永不过时?

3.为什么强调记者要建立采访基地?

【注释】

[1]《北京晨报》2001年10月7日，作者薛晖。

[2]薛晖:《闲谈中捕捉到的信息》，载《新闻战线》2002年第10期。

[3]转引自［美］杰里·施瓦茨著:《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页。

[4]［美］杰里·施瓦茨著:《如何成为顶级记者——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

[5]新华社西安1997年5月30日电，作者张伯达、韩晓晖。

[6]《直问中国电视人:〈新闻调查〉主持人董倩访谈录》，http://medianet.qianlong. com/66/2002-2-6/35@50014.htm，2011-05-03。

[7]曾祥惠、张兴旺、巴晓芳、张勇军、张云宽:《“体验种田”一年间》，载《新闻战线》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