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遥望，那一道寂寞深处中的辉煌

——台湾学者龚煌城院士印象

齐勤

余秋雨先生云：“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而龚煌城先生，就是那绕过“金戈铁马”的风云叱咤，却只在“胡笳长笛”的袅袅余音中默默探隐索微的学者。唯其如此，他的研究之路便显得更加寂寞与冷清，不仅艰辛备尝，而且无人喝彩。但他始终如痴如迷，乐在其中……

——采访手记

别具风采

他的发言刚一结束，会场便报以热烈的掌声，他微笑着连连颌首致谢。之后，他收起讲稿，温文尔雅地走下了主席台，向我走来——个头不高但很挺拔，一身灰蓝色的合体西装，配着一条红黄蓝三色组成的漂亮领带，面色润泽，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显得十分有风度，且时尚而年轻——中西方优秀文化的浸染，使他别具风采。

我立刻迎上去，与他握手，向他问好。他很谦和，握手却温暖有力，这使我更生好感。作为一个资深记者，访人无数，握手无数，可我最忌讳的就是握到一双或冷冰冰，或软绵绵，或空洞洞的手，因为这类手的主人，大都不是冷漠之人，便是虚伪之徒，甚至二者皆备——偏又屡试不爽！故每次不幸握到，都忍不住要甩一甩或擦一擦我可怜的右手，以尽快排遣那瞬间的不爽。而他握手时所表现出来的气质，却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这令我心中大悦，采访他的兴趣自然大增。

2005年初秋，海峡那边的龚煌城院士应邀来宁夏参加“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我有幸多次采访到他。

说到“有幸”，并非修辞——他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专长汉语声韵学、历史语言学、西夏语言学、汉藏比较语言学等研究。他以治学勤奋严谨、创新不断而著称，20余年学术研究的成果集结而成《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文集》两部巨著。因在西夏语和汉藏语言比较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曾五度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2001年，他成为入选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的首位台湾语言学家；2002年，他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我有幸与他握手交谈时，他早已以非同凡响的成就而享誉国际学术界了。

因为西夏，因为西夏学，渐渐了解了他的人生、他的志趣、他的使命，并由此推开了西夏学研究领域的另一扇大门，这里隔着太平洋的波峰浪谷，一样风光无限，因为有龚煌城院士那芬芳四溢的研究成果，有龚煌城院士那卓越不凡的一生贡献。

追求真理

2005年8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如约到太阳神宾馆去采访。没想到上楼后，敲开门，见到的竟是他美丽的夫人蔡盏老师。她很热情，一见面就再三向我道歉，说龚先生刚被李范文教授硬拉着游览银川古城风貌去了，但很快就会回来，请我稍等一下。我自然知道范文教授的执著脾气，那是任谁也拗不过的，何况温和谦恭的龚先生。

也好，我便与开朗健谈的蔡老师聊起来。蔡老师身穿小圆领衬衫，深蓝色的薄羊绒外衣下，是一条颜色相近的飘逸长裙，衬托着她的温婉娴静——贤妻良母无疑。言谈中听得出来，他们伉俪情深。

由此便问及他们的情感生活，得知蔡老师与龚先生相识，源于先生与自己的哥哥是同学，常来家里玩。温情脉脉的表达，使少女的芳心怦然而动一见钟情，之后便是相恋结婚，直至如今的白头偕老。

“那时，每接到先生的书信，都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蔡老师笑得十分甜美，简直若少女一般。她告诉我，当年，龚先生在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历史比较语言学的8年里，她在台湾一边工作一边抚养着儿女，两人的思念一直靠鸿雁传书。直到龚先生毕业回到台湾，他们一家方才真正的团聚和安定下来。

“我不光爱他，也很钦佩他！”龚夫人的赞叹令我惊讶，因为历来亲人眼里少有“钦佩”。钦佩与被钦佩，同样需要不低的境界。

得知龚先生也曾教过几年中学，使我又感到一丝亲切——有相似的一段经历，相信访谈会更加顺利。

下午5时许，龚先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果然如我所料，一进门还没顾上擦去额头上的汗，他便谦和地连连鞠躬道歉，刚一接过夫人递上来的茶水，就马上坐下来，要我提问。

谈意正浓，不料范文教授又闯了进来，说该吃饭了！本想饭后继续采访，但想到龚先生和夫人毕竟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就让他们休息吧！龚先生送我到门口，满脸歉意地说：如方便，明天参观西夏王陵时，我们再谈好吗？

“西夏王朝太了不起了，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作为台湾学者，今天能到这里，真是大开眼界呵！”第二天，在西夏王陵参观时，龚先生很是兴奋，他在每一个展厅里徜徉流连，在每一件展品前驻足观看，态度都极认真，并时有提问。

龚先生讲，这些年来，多次来大陆做学术访问，一直很羡慕大陆学者的幸运——做学问没有经费上的太大压力。而在台湾，媒体和民意代表对他及中央研究院专家们的工作时有质疑，甚至批评他们：“花着纳税人的钱，成天研究一些死去的文字，有什么用？有什么价值？”还有人建议说，“应结束这种研究，不该再提供经费……”

我赶紧问道，龚先生那您如何作答呢？感觉压力大吗？

龚先生说，我的回答很简单：语言研究这门学问，最重要的用处，在于追求真理，全面了解历史的真相，正确揭示民族的起源与文明发展的脉络。而压力的出现，只能促使我们的研究更加严谨，成果更加显著。相信大家慢慢会理解的。

我理解龚先生的工作——其实，任何文字的研究，都是解开历史语言学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开人类文明演进之底蕴的必经之途——所谓“死去的文字”，其背后却是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文化、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灵魂！这是否就是龚煌城院士所说的“追求真理”的内涵与意义之所在呢？

“你理解得非常正确！”他感慨地对我说，其实，印欧语系，如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等国历史的追溯，早已卓然有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由众多民族组成的，我们在自己语言源远流长的艰辛探寻中，还需要一片一片地缀连起博大复杂的历史的拼图，不断使之完整和清晰——进而找到自己民族以及历史文化的源头之源。

参加“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龚先生和西夏学者畅谈了他在西夏学研究领域的收获。

大家都知道，龚先生不仅在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及汉语古音研究方面有着独特见解。同时，他在西夏语文研究方面同样卓有建树。在音韵方面，他修正了过去学者的若干拟音，探讨出西夏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在文字方面他发现了西夏文字创制上的特征，并建立起了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全新理论。

龚先生的观点是，应把西夏语也放进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中。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方面，原则上应尽量取材于保存最古阶段文献的语言。他指出，文献越古则保存古代语言的特征越多，越接近现代则变化可能越大。而汉语、藏语、缅甸语、西夏语就是汉藏语系保存有古代文献的四种语言，按照次序，汉语最古，藏语次之，缅甸语、西夏语又次之。

龚先生认为，研究西夏语，文献很重要。但西夏语是已经消亡的古语，研究西夏语最大的困难，便是受到现存文献材料的限制。好在遗存了大批的佛经译文与汉文典籍作为参考，这是西夏语研究的特殊优势。

“但研究西夏文原创文献更重要，需要有对西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相关文化知识。”他说，“我会继续致力于研究西夏文原创文献。”

近年来，学界公认，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与大陆相比，台湾学者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代表人物自然公推龚煌城院士”——他专长于古汉语、西夏语及汉藏语比较研究。在西夏语文研究方面，龚先生首先敏锐发现，西夏语音韵转换的现象皆有规律可循，而且这些转换现象跟西夏语的构词有关联。以前研究西夏文的俄国、日本、大陆学者，都没注意到这些现象。而事实证明，他所构拟的西夏音韵系统，证据确凿，坚实可靠。

据我所知，几十年来的孜孜以求，龚先生不但是世界两大语系之一——汉藏语系研究的专家，而且是国际上领先找回原始汉藏语的权威。

如痴如迷

余秋雨先生所言极是：“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而龚煌城先生，就是那绕过“金戈铁马”的风云叱咤，却只在“胡笳长笛”的袅袅余音中默默探隐索微的学者。唯其如此，他的研究之路便显得更加寂寞与冷清，不仅艰辛备尝，而且无人喝彩。但他始终如痴如迷，乐在其中……

他出生于1934年12月10日，那是日治时代，小学五年级前一直被迫学日语至台湾光复。考上台湾师范大学后，他主修英语，副修法语。这时，他在语言上的兴趣和天赋开始脱颖而出。

其实，他在大学里并没有机会去修国文系的声韵学这门课。对于汉语声韵学的知识与见解，他完全是靠自修得来的。非本科专业而能如此深入，真是难得。而由声韵学到文字学、训诂学，他也都有所涉猎。

1958年大学毕业后，他在中学教了9年英语，同时又进修了德语、俄语。他在学习西洋语言时，发现这些语言都有“共同的来源”，同属于印欧语系。而他自己的母语——汉语，则发源于汉藏语系。对母语的热爱，使他开始将志趣转移到了汉藏语系的研究上。

“如果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都可以找到源头，那汉藏语系的源头又在哪里呢？”他的兴趣来了。他说：“我愈不懂的，我就愈好奇，我就愈希望研究出来。”

为此，龚煌城辞别妻儿，毅然于1968年前往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历史比较语言学。这期间他对印欧比较语言学有了极为良好的掌握，奠定了他日后做汉藏语比较研究的基础。他爱好语言，也喜欢学习新的语言，靠自学学会了好几种欧洲语言。

他告诉我，他在留德期间，常听法语的广播，因而学会了听读法语。之后又学会了看俄文的资料——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终极目的，为汉藏语系研究所做的铺垫。

历时6年的寒窗苦读后，龚煌城于1974年获得了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该校将语言学包括在哲学学科中），并于1976年返回台湾，进入中央研究院继续他的研究。

汉藏语系有四大古典语言，即古汉语、古藏语、古缅甸语及西夏语。龚先生首先以古汉语、古藏语、古缅甸语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元音系统。论文于1980年发表后，即受到国际语言学界的瞩目和肯定。

之后，他更是再接再厉。

仿佛天意垂青，就在这时，他与西夏语不期而遇。“西夏字复杂而且带有神秘的色彩，我就被吸引进去了。”同时他觉得西夏语既然是汉藏语的四大古典语言之一，做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就不能把西夏语排除在外。

崛起于800多年前的西夏王朝，由于处于宋、辽等大王朝之间，战争不断，终于在顽强存活了189年之后，被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所灭，语言也随之渐渐消失。后人学习西夏语，只能从支离破碎的西夏文献中寻根问底，在艰涩难懂的西夏文字中辨析拼读。西夏文字，在当今世界已没有几人能看得懂。又因远在海峡那边，无人指导不说，也没有字典可参考——他的研究难度可想而知。

怎么办？龚先生说：“我就用最笨的方法，一个字一个字剪开，再按照字号的次序把西夏字重新排列，终于把西夏字的字形与字义联系了起来。”

回忆往事，龚先生不禁感叹道：“那时研究的艰难，现在实在难以想象！”然而，龚先生却沉浸其中，默默探究了20余年的时光，甘苦自知。

西夏文字的研究，可谓解开历史语言学的一把钥匙。那么怎样才能重现汉藏语文发展、流传的过程呢？

龚先生用一个数学方程式的概念作了有趣的解释——

12世纪的汉文怎么念？如今大家都不晓得，这是一个X。当时的西夏文怎么念？也不知道，这是一个Y。可是借助流传至今的当时语言基本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却可以晓得X以及Y两者之间的关系。《番汉合时掌中珠》基本上是一本词汇对照的语言教材，把“今日”等日常的汉文词汇用西夏文注音出来，再把同个西夏文的词汇用汉字注音出来，便可以展开解读的工作，至少知道X与Y之间的关系。用流传下来的西夏文的韵书《文海》，再加上一些民间私修的类书当中的资料，西夏文，这个原本已死的语文，就在孜孜以求的龚先生手中全部复活了！

“可以说，龚煌城院士的每篇文章，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论据、结论，均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论证谨严，循循善诱，总是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国际语言学界给予他的高度评价。

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龚先生的贡献可分语言、文字两大类。

语言学方面有：《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1981、1989）、《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1989）、《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等；

文字学方面有：《西夏文字的结构》（1981）、《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1982）、《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1984）、《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

常有人问龚先生会讲几国语言，“其实，他会讲几国语言并不稀奇，他还会讲很多消失了的语言。”台湾学者这样评价他，“总之，他学习各种语言的能力很强，确有特殊的天分，非常人能望其项背。”

龚先生一边做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在台大、政大、中山大学等校兼课。1991～1992年，他担任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负责编辑西夏语文词典。1996～1997年，他担任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东亚语系访问教授，并且两度担任美国暑期语言学研习班教授，讲授汉藏语比较研究。

他曾经幽默地说，别人都是教已知的学问，我却是去教自己还不知道的。台湾学者评价他，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使他能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而令人折服，堪称学术界的楷模。

1995年，龚煌城先生以古汉语、古藏语、古缅甸语及西夏语构拟了原始汉藏语的介音、元音和韵尾。之后，又完成了韵母的构拟——龚先生重建汉藏语系的心愿就此圆满完成！

一生投入冷门的学问，他懂得甘于寂寞，早已习惯于没有人了解欣赏，也从不期待掌声响起。虽然他研究的汉藏语文、西夏语音均属冷僻，但他在方法学上的严谨却受到学界普遍的推崇。

光辉篇章

此刻，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厚重的书——《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集》，是祝贺龚煌城教授七十华诞纪念文集。2004年秋，这本书由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前身）资助出版，封面设计雅致古典，上有两只仙鹤蹁跹起舞。序言，则是由被龚煌城院士极推崇的称之为“西夏学泰斗”的李范文教授所作。

序言这样写道：“龚煌城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西夏学研究专家。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数十年，不因袭旧说，不雷同他人，常发人之未发，言人所不曾言，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贡献很大。我在西夏辞书《同音》的研究中，充分借鉴了龚先生的研究成果，我对龚先生在西夏学方面的杰出贡献，深深钦佩！”

——这是海峡两岸，一个大家对另一个大家由衷的敬意与赞叹呵！堪称一段佳话。

李范文先生还写道：“我诚恳地告诉读者，龚先生的学问很大，我还得继续研究学习。给他的文集写序，实在是有损龚先生的光辉篇章。但我作为他的读者，作为他的崇拜者，作为他的挚友，我愿承担这一使命。”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范文教授言之有据——龚先生不仅拟测了西夏语音系，而且对西夏语音韵转换规律、音韵转换的起源、构词法、紧元音的起源、西夏语动词的人称呼应与音韵转换、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的衍生、音符与意符的衍生过程、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类林》一书的汉夏对音研究，以及汉语宋代西北方音，均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且皆有创新，解决了西夏语音、语法一系列的疑难问题……

——难怪评价为“光辉篇章”，名副其实啊！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对他的评价是，龚煌城院士一生谨严治学，尤其是在汉藏比较和西夏语文方面研究精深，贡献良多，同道中人引以为典范。

原来龚院士曾于2004年亲赴北大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讲学，不仅系统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促进了两岸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海峡两岸，山高水长，但血脉相通，文脉相通；心愿相近，学人相亲。

两岸学界公认，龚院士数十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汉藏语的比较研究及汉语上古音研究：在韵母方面，把以往被认为十分复杂的汉藏元音对应关系加以爬梳整理，找出严整的对应规律，并据以构拟原始汉藏语的韵母系统。在辅音方面，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研究上古汉语带-r-及-i-的复声母及流音韵尾，提出一个既符合汉藏语的对应关系，又能解释汉语内部谐声现象及上古至中古音韵演变的假设。

二、西夏语文研究：在音韵方面，声母部分修正了过去学者的若干拟音；韵母方面首先发现音韵的转换现象，并探索各种转换的规律及其与构词法的关联，更进而探讨西夏语音韵的历史演变。在文字方面，发现西夏文字制作上的特征，建立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新理论。

三、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研究：根据汉夏对音资料，构拟12世纪末汉语西北方音的声母（韵尾）及韵母，为汉语西北方音从唐末至现代演变提供了一个中间的环节。

参加“第二届西夏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龚先生被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正式聘为该校的客座教授。

1998年，他又获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大家公认，他对汉藏比较语言学的贡献，完全可以与19世纪几位欧洲学者对印欧比较语言学和20世纪德国学者对南岛比较语言学的贡献相媲美。更难得的是，他只在短短的二十几年（1978～2003）内就完成了这样艰巨的学术工作，其卓识与毅力，可敬可嘉！

心自如如

回想7年前，那次在“第二届西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的采访，我在敬重之余，也十分理解龚先生的艰辛不易——以年迈之身跨越滔滔海峡，来一趟祖国的大西北，实在难得。会议期间，学术交流、参观访问，日程满满，他很是辛苦，故不忍过多打扰他。一些问题就没来得及深谈，只待日后。绝没想到，从此海峡两岸，再无缘相见。

2010年秋，蓦然惊闻，他已于9月11日在台北溘然长逝，享年77岁。我怅然良久，深感哀痛。唯有遥望海峡那边，念诵一段佛经为龚先生默默祈福，并决定完成这篇小文，以此微薄的心意来纪念这位语言巨匠……

回想与龚先生接触过程中，每每发现，那曾被我们大陆长期摧毁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如温良恭俭让，如仁义礼智信，这些品格涵养，气质风度，倒常常在龚先生身上如影随形地自然流露，在他做学问和接人待物时尊重他人，通情达理，谦逊温和，彬彬有礼等多方面的细节上润物无声地表现出来，令人钦敬不已。

对此，北方民族大学束锡红教授所感所言堪为代表，她回忆道，作为学术泰斗的龚先生，在和我们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以及合作过程中，实在是认真之极，谦和之极，特别是文质彬彬的风度，给我们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龚先生走了，但他身边的人一直很感念着他对朋友、同事、学生的关心和善意。

1983年，他与一位同事一起到美国西雅图出席汉藏语言学会议。同事宣讲的论文是《台湾话的秘密语》。龚先生看了他的文稿之后十分赞赏，鼓励他说，“像这样的论文很好，你可以继续写下去，因为你受过现代语言学的训练。”之后，龚先生又多次和他恳谈交流，使同事受益匪浅。这位同事至今仍感念着他的真诚与善意。

他不仅对同事热心鼓励，对学生也非常负责。

龚先生常指导一些学生写论文，看到学生一些内容偏颇的论文，他会深不以为然，劝学生不要急于发表，要多多修改，斟酌完善，提出的观点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学生如今回忆起来含泪说，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为了我好。

“当初，尽管研究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但十分重情意的龚先生并没有忽略正常的家庭生活和休闲活动。”他的朋友说，他带着夫人到国外旅游的次数，可说相当频繁，欧洲、北美都常常去，还搭过邮轮去阿拉斯加旅游。因大女儿住在维也纳，他们夫妻就常到那边住上数周之久。“他们是好让人羡慕的一对夫妻啊！”龚先生的朋友莫不如是感叹。

龚夫人蔡盏老师则这样赞美龚先生：“他对家庭一直很是照顾爱护，他是很有良心的人。”据说，他们已是金婚伉俪。

龚煌城院士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是，内心很有热量，智慧很有能量。他身上既有大陆学者普遍具有的认真执著，又具备台湾学者特有的温文尔雅。在他身上既可看到曾仕强教授的睿智超然，又可触摸到蒋勋先生的温情和煦，而这两位都是我极尊崇的台湾文化大家。

龚先生殚精竭虑数十年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早已集结为《汉藏语研究论文集》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论文集》两部巨著。龚先生逝世前正在准备完成的工作有：用中文写一部专著，扼要介绍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把构拟的方法和原则以清楚易懂的方式呈献给读者，使读者能了解我的拟音系统的根据何在。”同时，他还准备精心编纂一部含有例句的西夏语大词典——对此，海内外学界均表示出殷切期待，然而……

消逝，是人的宿命。失去了青春，我们还有生命；失去了生命，我们还有岁月；失去岁月，我们还有历史；失去了历史，我们还有文化，还有精神——那是寂寞深处一道明亮而温暖的光，恒久辉煌……

“屈平诗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数十年来，研究的冷僻与冷僻的研究，使龚先生走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显得格外寂寞。

寂寞是一种境界。汪曾祺先生曾非常推崇那些“在多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寂寞，无疑造就了龚煌城先生——安于寂寞，是龚煌城先生的定力；而安于寂寞却又不陷于寂寞，则是龚煌城先生的智慧与美德。

正如台湾星云大师的佛偈所云：“我看花，花自缤纷；我见树，树自婆娑；我览境，境自去来；我观心，心自如如。”

笔墨至此，感慨无限，海天遥望，合十祈愿：心自如如的龚先生，远行在那寂寞的路上，依然可见花自缤纷，树自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