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的困顿是看得见的，而思想的困顿却深不见底。想想写评论的作用和意义，莫不是通过解剖作品以消除来自阅读者内在的困顿——那些隐藏在作品深处，被作者布局在情节和情景中无法明言的心绪，慢慢地在绵延的叙述里，缓缓流淌，细细阐释，而后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完成了全景式观照。接受者被纳入文本体系，成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品因而不再孤单，亦不复孤立，真真实实地落入观众欣赏的土壤里，踏踏实实地扎下了根。想来那么多经典，承载着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最高智慧，经历岁月的洗涤，又被时光自动保鲜保值，评论的推介应该起了相当的作用。因为，二者的文化底蕴一脉相传，共时和历时的体验，通过作者传递，读者得以感知，所以，评论与创作的呼应关系，应是评论写作的智性要素之一。作家携带着特定的时代烙印，作品自然是时代的产物，有了这个要素，读者即使没有阅读到作品，对作品的间接知会，达到了未见其人而闻其意的效果，如登山顶振臂高呼，评论大概就起到了“而闻者彰”的延伸作用。
比如《红楼梦》有多少研究和解读作品，与《红楼梦》这个唯一的“本体”，共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大观园”，这是作品与评论、作者与作品之间独有的审美距离，相应的很多名家名篇也是因此而成就了彼此。
捋清了创作与评论的关系，“不再让文学评论成为写作者讨巧社会取悦读者的凭借”，著名评论家阎晶明的这句话，直面评论独立存在的价值，至少给评论写作增长了信心。
评论无法游离于时代之外，作品与评论共同合成了“当代”的文艺“风景”。作家与评论家，既是营造“风景”的主人，又是欣赏“风景”的游客，双方互动，构成了文学苑林的本体。瓦莱里曾说：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不是某种精心准备的自传的某个片段。“自传”——“我”就在其中认识自己，而且我想别人也能在其中认识“我”。作家这个“我”和评论家的这个“我”，有时相互间的呼应和共鸣并非立即彰显出来，而是有时间、空间和读者的个体性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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