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返乡笔记

最近，一位大别山区的博士过年回家的返乡笔记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博士在返乡笔记中写到了春节传统和乡村文化的失落、乡村经济的衰退，当然也写到了“知识的无力感”，特别是那些以举家之力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甚至博士生的家庭，反而“因学致贫”，而那些童年时一起上学的伙伴，反倒比博士率先拥有车子房子和票子。在博士的返乡笔记里，关于“知识的无力感”只占有很少的篇幅，却成为了大家最热议的话题。过年我也回了乡村，我也看到了乡村年味日淡，也经历小姨的葬礼、伯父的寿诞，既守着初一婆家初二娘家的传统年俗，也享受了爬山探险野外徒步的现代生活。因此，我也想写写我的返乡笔记。

路

我生活的长沙与故乡宁乡青山桥镇相距两百余里，八十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故乡到省城需要整整一天。现在回家自己开车，三小时足够。去年10月26日，长韶娄高速通车，高速公路从镇旁边经过，现在从长沙到老家，如果选择走高速，不到两个小时。

从高速公路下来后转一段省道，然后进入到乡村公路，车子可以直接开到自己家的院子里。这段路程大约不到四公里，路虽然不宽，但全部水泥路面。每次开车行走在村道上我都有点儿自豪感。

村道是2009年开始水泥硬化的。在这之前，是一条乡村土路。从山村出来，要过一条峡谷险峻的河，要穿越其他村。为这条路的修建，我们出过力。

2009年，村里的老书记来城里找我，说村路要硬化，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村路进入国家的村村通计划，筹到建设资金。虽然当时国家已经在实施公路村村通，但我们村是原来三村合并的，新的村干部跟我们这边没有关系，进村的路也不是同一条。好在我们原来进村的路，早年在一个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堂兄的努力下，由政府资助挖出了一条毛公路，有了基础，现在只需要找资金来硬化。我当时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有些便利。于是村委会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村庄合并后交通的实际情况，由我向有关部门提交。于是，在大家共同的努下，我们既找政府申请了一部分资金，又自己筹措了一部分资金，解决了资金问题。我当时正好有一套新书出版，我把首版的稿费十多万元全部捐献了。我先生和小叔子又各捐了五万。我还另外找企业捐了将近二十万。老村长一开始担心钱不够，说如果钱不够，村道往上就只修到我父母家打住。从我家往上，还有五百米左右就和邻村接壤，这段距离住着我们组的大部分人家。我不同意村长的意见，我说要修就要一直修到和邻村交界处，才能真正方便全村的人，如果万一钱不够，我再去想办法筹集。乡亲们这才吃了定心丸，一直把公路修到了邻村。也幸好当时我坚持，后来邻村也修了公路，和我们村的公路接上了。所以，现在我们村的公路，不像一般的乡村公路，大多是断头路，村与村、组与组之间往往差几十米、上百米不能相通。我们村的路是和邻村相通相连的，进出有了好几条道路，交通极方便。当然资金也超出了预算，但超出的部分我后来陆续想办法解决了。

虽然村道已经修了五年，但路况还相当好。因为当初村民修路的时候觉得资金来之不易，修得特别认真，质量把关很严。这一次回家，我又看到了新的变化，公路的拐弯处都竖立了转角镜，这说明公路已经有人养护了。

另一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将自己的庭院与村道连接起来了，进入院子的那一截道路大多都由自家出资，修了水泥路。

小黄

虽然大学毕业后就在外面工作，但逢年过节我都会回家陪父母过年。当然我也有一个便利，我和我先生是小学同学，住在同一个村，每年回婆家同时也回了娘家，不像有些夫妻每到过年都会为了回婆家还是回娘家而

争吵。

我先生经营着一家企业，到了年末面临着收账付账、给关系户拜年、员工福利分红等等诸多事情，越到过年越忙。往年我们总要到大年二十九才能回乡下。但今年情况不同，大年二十七是我伯父八十岁生日，作为侄女儿，理应回家给他老人家拜寿。于是，大年二十六下午，我独自开车，带着一条约四个月大的小狗先回了乡下。

这条小狗是从湖南岳阳抱来的，是一条乡下土狗，学名中华田园犬。全身黄色，名叫小黄。小黄起先由我小叔子养着，养了三个月之后，小叔子家新买了一只威猛高大的德国牧羊犬。这只德国牧羊犬到家后专门欺负小黄，常常咬得它嗷嗷叫，我先生看着不忍心，让我带回乡下去送给我父母。

父母住在乡下，两人都年逾古稀。母亲身体不太好，父亲耳朵有点儿背。他们不肯到城里和我们住，要在乡下守着。我们不放心，一直希望至少能有一条狗陪着，既可看家护院，晚上有什么动静也有个警醒。但是父母不同意。因为前几年他们也养过狗，每每养到一岁左右，到了冬天，就被盗狗的人用弩弓毒箭给射杀了。有一年又有人骑了摩托车来毒狗，母亲听到狗的惨叫声追出去，正好看到那人捡了死狗骑上摩托车，年迈的母亲奋力追赶，追出去好远。她后来讲给我们听，我们听了都心惊胆战，因为媒体有过报道，有人去追赶盗狗者，结果盗狗者一怒之下，朝追赶的人射了一支毒箭，把人当场射死了。这悲剧发生的地点就离我们老家不远。

我这次带小黄回家，事先并没有征求父母意见。但小黄到家后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母亲还生怕它因为陌生害怕而跑掉，让我一定要用链子拴几天再放开。那几天我出门拜年，小黄因为只和我相熟，要跟着，母亲还宝贝得不得了，生怕它跑惯了会乱跑。

过年那几天，我看到村道上时有大狗跑来跑去。往年这时候很少能看到大狗，大狗基本上都被别人盗走了。母亲也觉得奇怪。说今年村里还没有听到谁家丢了狗，大家也基本上不吃狗肉了。我相信这种变化跟媒体上的报道是有关系的。去年有人盗狗的时候不小心将驽弓射到自己，把自己给毒死了，还有人因为把别人弄伤被判了刑。城里的人知道原来狗肉是这么来的，也不敢再吃了。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市场需求少了，供给自然就少了。

看来小黄可以自由生活在农村了。和它城里的伙伴相比，它会过得更幸福，会拥有广阔的乡村和山林，可以重温一下祖先自由自在的山林生活。

大学生

大年三十下午，我先生的一个堂弟从无锡回来，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来给我公公婆婆拜年。

我先生的这位堂弟比我们低一级，当年我们都在村里读小学和初中。我的故乡以前叫石龙村，现在跟周围三个村合并，石龙村就叫永峰组了。自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全村只考上过一个中专生。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中专生大学生才多起来。

1977年和1978年，原来在村里教书的三个知识青年陆续考上了中专。这三位都是我们的小学、初中老师，属于老三届。自从他们离开之后，村里的教学质量一落千丈。如今，随着村民人口向集镇和县城转移，村里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村里的学校早就撤并到中心小学，初中则办到了镇上，当年的村校已不复存在。我出生于六十年代，正是“教育要革命”的时期，我们小学和初中是在村里的学校上的。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有二十五个同学，虽然那时候上中学并不需要通过考试，但因为家庭条件，这二十五个同学只有十三位读了初中。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是1978年，已经恢复了高考，初中进高中需要考试，我们十三个人都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但只有五个人考上了高中。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中只有两个考上了大学，这两个人就是我和我的先生。1981年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大是提前录取的，分数线需要上重点本科。当年我是我们村乃至全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女孩子，大家叫我女状元。

我先生的这位堂弟低我们一届考上了华中工学院，后来去了无锡工作。当年村里还有一个男孩子跟他一起考上了大学，也是学工科的，据说后来自己开办了工厂，把父母接出去了，现在已经多年没有再回村。

这之后，村里虽然也有孩子考上过大学，但是往往是好几年才有一个，而且考上的学校都不是特别理想。大学生也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所以，后来的这些大学生似乎都没有像我们当年一样在乡村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随着我们的跳出农门，我们的家庭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无锡的堂弟把自己的两个弟弟都先后带去无锡，自己在那边开了工厂，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创业。父母也跟着一起过去了。今年是因为舅舅家里办喜事，三兄弟才带着母亲一起回故乡。

我先生大专毕业后先是回到镇中学教书，后来通过招考进城，辞职下海，自己开办企业，同时也把自己的弟弟带了出来。

我进城以后，我弟弟自然也跟着我一起在城市生活，在城里发展。

我们那一代通过考大学跳出农村的孩子，在后来的生活中基本上都像我们三个一样，帮扶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发展。我先生的企业虽然不大，但是也有三百多名员工，有相当一部分员工来自我们老家。那些在企业工作了十来年的员工，基本上都在长沙买了房，买了车，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像我们一样，逢年过节才回到故乡。

老人

因为伯父生日，姑妈带着一大家子来喝寿酒，我也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表哥表妹。姑妈四十八岁守寡，一个人拉扯大四男四女八个孩子，现在她的孩子们都已成家，儿孙满堂。姑妈今年八十三岁，还耳聪目明，健步如飞。姑妈独自一个人生活，自己照顾自己，闲暇时到几个儿子女儿家转一转。

姑妈的孩子都孝顺。尤其是我的大表妹，当年因为我的介绍，进企业当了工人，嫁了一位技术人员。虽然企业现在面临转型，效益不好，表妹提前办了内退，但表妹夫有技术，在广州外资企业工作，拿着高薪。表哥告诉我，单大表妹一个人，每年就会给姑妈五千块钱的赡养费。按农村的规矩，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表妹其实不需要承担赡养义务，但因为她的家庭条件最好，所以她主动承担了。事实上，她的主动承担既减轻了几个哥哥的负担，也在兄弟姐妹之间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姑妈晚年很幸福。

大概是家庭的基因遗传吧，伯父八十岁，身体也很硬朗，还能像小伙子一样肩挑背扛，一顿能喝一斤白酒。他的八十大寿虽然没有大操大办，也还是来了一百多位客人，显得很热闹。

寿诞的所有事情都是他自己操持的，桌上的大部分菜，也是自己准备的。鸡、鸭、鱼、肉，都是自己喂养的，连缸里的水也是自己挑回来的。

看到这种情况，我父母和姑妈都叹息，说伯父的儿子女儿不照顾他。但是，在我看来，我的两位堂兄经济困难，自身难保，两位堂妹也都在外面打工，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家庭。他们都没有能力赡养伯父伯母。好在两位老人身体好，暂时还不需要别人照顾，自己挣来的生活条件比他的孩子们还好一些。

真正让人叹息的是他们家庭的氛围。我初二到伯父家去拜年，刚坐下，伯妈就跟我数落家里的情况，他们和自己儿子媳妇不仅不能相互照顾，简直还是冤家对头，时有争执，有时还大打出手……

这些年农村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了基本的养老金，每月六十元。但要靠每月六十元养活一条命显然远远不够。农村养老，主要还是靠传统的家庭养老，靠儿女赡养。如果家庭条件不好，那就得自己身体好。这些老人最怕生病。如若大病来袭，基本上没有活路。

家庭和睦对于老年人安心养老也非常重要，所谓家和万事兴。但是，往往贫贱夫妻百事哀。越是贫穷的人家，越是计较，越是计较，矛盾越深，于是陷于恶性循环。本来面对困难，大家越齐心越能克服，而贫穷的人家往往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计较，一家人不是相互抱团取暖，而是互相伤害。

山和水

我们村是山村。我弟弟告诉我一个挺“地理学”的词，叫“重丘陵地区”。山村被群山包围，四围的那些山，都是我小时候砍过柴、采过蘑菇、捞过小秋收的。每年回家看着那些山，就想去爬一爬，重温儿时的经历。

今年过年天气出奇的好。大年二十八、二十九艳阳高照，暖风和畅，完全是阳春三月的感觉。二十八日上午，闲来无事，我和弟弟、侄儿一起去爬山。弟弟近年迷上户外活动，回乡时常扛了猎枪和一帮驴友在山林里转悠。他说半年前他到山上去跑过一趟，已是山深林密，从前的山道几乎无法走了。

弟弟和侄儿都穿了冲锋衣，侄儿还背了登山包，带了一把砍刀。我虽然觉得他们有点儿煞有介事，但还是像他们一样换了衣服鞋子，也把自己弄得像一名驴友。

小时候上山砍柴、用耙子耙落在地上的松针，肩上背着背篼，手里握把柴刀，大多数时候赤脚，即使穿鞋子也是破旧的，因为谁也舍不得穿了新鞋去钻山林。那时候山林的树都很小，经过大炼钢铁和农业学大寨、开荒造梯田，大树早被砍光了。灌木丛也矮小，因为全村人家里取暖、烧饭主要靠山上的灌木丛，每年长出的灌木都被大家剃头似的剃光了。有些人图省事，甚至还会扛了锄头上山挖树蔸和柴蔸，真是“竭泽而渔”。所以，我小时候山上树木稀疏，完全没有野生动物能藏匿山林，家门前的那座山，沿着山脊从山脚爬到山顶，用不了一顿饭的时间。

现在，家门前的那座山根本无法从山脚直接往上爬了。由于多年没有人上山，山脊上已经长满灌木荆棘，无法通行。我们只得沿着绵延在山腰的一条山路盘旋而去。这条山路以前是从我们村去田坪乡水竹村的唯一道路，从交通上来说，算得上要道。弟弟说，他上中学的时候，母亲病重，他每天都要沿着这条路骑自行车到住在水竹村的医生家里去取药。现在这条路不要说骑自行车，就是行走都困难。山路两旁的灌木相互纠结交错，乔木挺拔参天，我们走在山路上，路上松枝枯叶像铺了厚厚的地毯，头顶已不见天日。有的地方还被山洪冲垮，形成断裂，我们得攀着树枝，用砍刀劈开荆棘，开出道路。

山与山之间的坡地，我们叫坨，我小的时候，生产队每年都在那些坨里栽种红薯，如今它们全荒芜了，任由灌木丛生，杂草疯长。

走过一千米左右山道，便是我们村和水竹村相接处。这片地方叫“现天坪”，顾名思义，是一片高山平地。湖南的丘陵山地，不像湖区有大片平原，为了解决耕地问题，先辈们因地制宜开凿梯田，像“现天坪”这样较大面积的高坡，就开垦成了梯田。只要山上有树，水土保持得好，山顶会渗出泉水，泉水汇成山塘。小时候现天坪这一带就有两口山塘隐在山窝窝里，据说山塘里有落水鬼，我们上山砍柴，到田埂边割草，家长总是特别嘱咐不要靠近山塘，若靠近了就会被落水鬼拖到山塘里去。尤其对现天坪的这两口山塘，更是说得有鼻子有眼。相传有一个小孩子落水溺亡，一直没有找到替死鬼，他的鬼魂就一直在山塘周围徘徊。小时候受到这个传说的影响，我从来没敢靠近过这两口山塘。今天在十二月暖暖的阳光下，我倒是特别想走近去看看。

前几年回乡的时候，我也因爬山来过这儿，知道这片梯田早已撂荒。但今年梯田里新种了草，绿油油的。这种草是外地引进的，可以喂鱼喂牛，割去一茬又会长一茬，也不用人打理。

小时候令人恐惧的山塘，因为冬天枯水，塘基四处草木枯黄，完全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看上去又浅又小，一点儿也不恐怖。山塘是山村的小水库，有很强的蓄水功能。记得小时候山村到处都写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标语，每到冬天，生产队就会集中劳动力修整山塘。后来分田到户，山塘往往是几户人家共有的财产，大家只指望每年冬天从塘里捞出鱼来平分，再没有人愿意修整山塘。几十年过去，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或者在城里有了房子，农村的田地撂荒了，几户人共有的山塘就归了留下来的人家。

大约是从去年开始，政府重视农村水利设施，山塘修整都有钱补贴，所以，许多年久失修的山塘又清了淤泥，加固了塘基，也有人在泉流丰富的农田里新挖了山塘。

因为山深林密，水土保持好，水资源丰富，我们的山村，用我父亲的话说是个旱涝保收的好地方，只可惜许多田都不种庄稼了。

沿了山塘往上，路更难走。在砍刀的帮助下，我们终于爬到了大岘上。大岘上是指绵延一千米的一线山岭的主山脊，这条山脊是两个乡之间的分界线。分界线一边属于我们村，另一边从前属于林场。记得小时候林场的树木是清一色的杉树，杉树喜丛生，大树留着成材，大树的枝杈和丛生在树蔸下的小树可砍来当柴烧。我们这边山上树木少，我们常常偷偷跑到林场这边来砍杉树枝做柴火。若被护林员看见，我们便没命似的跑，经常翻着跟头滚下山。大概是那时候的小孩子经摔，或者受了伤也不当回事，虽然经常被护林员追赶，一众伙伴也没有谁摔断过脖子摔折过腿。

小时候站在大岘能望出去好远。朝我们村这边望，全村所有人家的房屋都瞧得见，往林场那边看，可以看到芙蓉山下的田坪水库。但如今大岘上也长了树木，树木遮天蔽日，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弯腰曲背在树丛中穿行，不能像小时候那样随时眺望。

我们原本想沿着大岘走到我们家屋后的山岭，再沿山脊抄近路回家。小时候到林场偷柴就是这样走的。但现在完全找不着以前的路了。我们三个人只得弓着身子在树下穿行，时而借助砍刀扫清障碍。一直沿着山脊走山脉近道，最后才绕回自己家。

新农村

大年二十九日，我们又爬了一回山。这一回我先生和我的老父亲也加入了爬山队伍。

我们小时候，因为柴火不够烧，村里的大人常要到乌云山和筲箕洞去担煤回来烧。

究竟乌云山和筲箕洞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道。

去乌云山或筲箕洞担煤是大人、尤其是男人们做的事情。男人们也不是一个人去，总是一村人结伴去。所以，每逢担煤都是村庄的大事件，主妇要提前备好干粮，男人们要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出发，女人和孩子要在太阳西斜的时候挑着担子去迎接他们，替他们分担重负。

我们那时候年纪小，没有去担过煤。但我有过去接煤的经历。因为好奇，我是随着村里其他妇女小孩一起去的，最远走到了石屋坳。

石屋坳在高高的山坳上，坳东边属于宁乡，坳西边是娄底地界。石屋坳上有一个以麻石垒砌成的石屋，还有一个供人遮风避雨的亭子，爷爷曾告诉我叫避雨亭。

我们沿了头天走过的山路，经过水竹村，就到了石屋坳下，远远地能看到山顶上的石屋。

我记忆中有一道长长的石板路一直通向石屋。父亲多年也没有走过这条山道了，他凭着自己的记忆，认为我们不要走水泥路，可以抄一条更近的小路。但我们随父亲走了一段之后，发现他老人家越来越迷茫，转来转

去又转到了水泥公路上。找村民询问，才知道从水竹通往石屋坳现在也修了公路，大家去石屋坳都走公路，没有人再走小路了。

水竹村在绵延二十里的田坪水库尾端，有一道河道从大山脚下一直流入水库。我从前也来过水竹村，但眼前的水竹村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沿着河道新修了许多楼房，形成了一个新集镇。弟弟指着远处的一棵树说：“要不是那棵树，我都认不出来那是三摆桥。”确实，桥是新的，房子是新的，人也全然陌生，只有那棵大树还在老地方。

家家户户门前停着车子，坪地上坐着或站着衣服光鲜的年轻人，一看就知道是回乡过年的。家家户户在贴春联，春联上都写着富贵吉祥、人兴财旺的好话。田野鸡鸭成群，偶见三两只牛儿在不紧不慢地嚼着青草。

空中响起广播喇叭的声音，是县广播站播送防火通知。我们乡下有年三十下午到祖坟山送蜡烛的习俗，天干物燥，谨防山火。广播电视村村通，确实起到了作用。

我们发现，在石屋坳山脚下，居然有一个苗木公司，植了许多名贵苗木。父亲说这个公司已经经营了二十多年，生意做得很大。看来，山村也不只有出门打工才是出路，因地制宜创业也能成功。

公路盘山而上，比当年一道石板路从山底直通山坳绕远了许多。好在记忆中的石板路还存留有一小段。走在这一段古道上，两旁时常可见山花烂漫。

好不容易才爬到石屋坳上。坳上的石屋还在，不过已经扩建成了一个三圣殿，供奉关帝爷。我们原来雄心勃勃，要从石屋坳而下，过新庄，去更远的圣仙洞看看。但爬到石屋坳上，已是精力不济。可见当年我们的父辈挑着百来斤担子，走在这陡峭崎岖的山道上是何等艰辛。

从石屋坳往西望过去，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峡谷里有一座新建的厂房。弟弟告诉我，厂房投资规模巨大，但还没有建成已经废弃。据说这座工厂原来是要开采加工钒矿的，但钒污染环境，被政府强制关停了。

这家工厂投资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想承包工厂洗矿的供水项目。他的想法是从宁乡这边的田坪水库引水上石屋坳，直接供水。他当时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和我先生都坚决反对。我反对是因为知道钒会污染环境，我先生反对是通过计算，算出每砘水的成本和售价之间根本不可能有利润。幸好亲戚听了我们的意见，没有投资，否则肯定血本无归。

农村最大的变化是居住条件。几乎家家都建了新楼房。每座楼房的建造成本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甚至有斥资千万建的乡村豪宅。但这些房子大多数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人居住，平时都空置着。在乡村建得起豪宅的，往往在城里也买了房子。像我们这一辈人每年回家，是因为还有父母牵挂。如若我们的父母不在了，估计就不会回来，比我们年轻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再过二十年，我们山村会有更多房子空置，有些人就算过年也不会再回来。

孩子

大年三十下午，一个身穿红色外套、脚穿黑色麂皮绒长靴的女子，带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来找我。女子一见面就叫我素姑，还问起我儿子的情况。原来她是苹姑娘，我们邻居家的孩子。她十五岁的时候，曾到长沙为我带过一年孩子。那时候她自己还是小孩子，现在她已经出嫁，孩子上四年级了。

她说她是带她的孩子来找我要签名的。她结婚后和老公一起在福建打工，孩子也随着她在福建上学。孩子在福建的学校里读到我的书，非常喜欢。苹姑娘就跟儿子说认识我，跟我是一个村的，孩子便要求过年的时候带他来要个签名。

我立即找了两本书，签了名送给孩子，还送了一盒巧克力给他，又和他合了影。这孩子欢天喜地地走了。每年回家过年，总会有村里的孩子们来串门，我总是买许多糖果分给他们吃，也会带一些书回来，平时放在家里，让父母送给孩子们读。往年，我觉得孩子们对糖果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书的兴趣。今年却不然。苹姑娘和她的孩子刚走，又有一个远房侄儿带了女儿来找我。女孩子在镇中心学校上六年级，特别活泼大方。按辈分她得叫我姑婆。

小姑娘嘴很甜：“姑婆，我们班也有你的书。我跟同学们说你是我姑婆，他们还不相信我！”

我说：“一会儿我送你两本书，签上我的名字，我们再来一张合影，他们就相信了。”

我送了两本书给她，不只签了我的名字，还写上她的名字和祝福的话语，又和她合了影。把书送给她的同时，也送了她一盒巧克力。

这孩子却把巧克力放在一边，当即打开书读起来。看来她对书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巧克力的兴趣。我签名的时候，她就蹲在旁边，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后来她的巧克力被我那刚一岁半的小侄女霸占了，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像那个男孩子一样，她也带着两本书欢天喜地地走了。

前几年乡村的留守儿童很多。这几年，由于国家允许随迁子女就近入学，大多数孩子都随了父母在外读书。留下来的孩子，也都集中在乡镇的中心校读书。虽然学习条件与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有差距，但跟我们小时候相比已经改善了不少。孩子们的课外阅读也丰富起来了。

我记得前几年村小要改善办学条件，四处募捐。我当时捐了五千元现金，同时捐了一千余册书，希望能给孩子们建个阅览室。当我把钱和书交给当时的村小校长，也是我的本家远房叔叔的时候，他对这五千元现金很看重，对一千余册图书却不以为意。看来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孩子们对我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有所了解，也晓得像追星一样索要签名了。孩子们的家长还会跟我说起孩子的学习成绩，为他们会读书而高兴，为不会读书而苦恼。

伯父生日那天，我和两位表兄聊天。大表哥羡慕我书读得多。说当年因为家里太穷，他们兄妹八个人都很早就辍学了，他们的启蒙和珠算不是从学校学的，而是姑妈就着柴火，在火塘边用火钳在草灰里边画边教的。幸亏当年爷爷看重读书，让姑妈读了初小，姑妈才可以教自己的孩子。我怕他们想起往事伤心，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书读多了其实也没什么用。尤其现在越来越没有用了。”大表哥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读书到底还是好。读过书的人有知识，吵起架来都不骂娘，晓得讲道理。”

我很高兴大表哥能这样尊重知识，看重读书。大表哥的话是对知识最朴素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