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民族·边塞

1978年前后，无论就中国诗坛的整体或局部看，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和政治上的平反，许多因政治因素被迫停止歌吟近二十年的诗人重又在诗坛露面。不妨将这部分诗人的复出看做是一群死火山的复活与重新喷发。与此同时，一批年龄已届而立或已逾而立的中青年诗人也迅速出现。和五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诗人们不同，这批诗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正式涉足诗苑。按通常的说法，诗之梦属于青年，特别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然而这样一种平庸的观念在这一批新出现的中青年诗人面前失去了意义。由于经受过十年动乱的磨难，这一批新的诗人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心而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在这一批诗人的笔下，诗歌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少男少女的冲动，而是相反，他们的诗往往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时代和政治的冲动与热情。可以这样说，这一批诗人大多是执著的政治诗人，他们是怀着对社会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而踏上艰难的诗之路，挤进拥挤的中国当代诗坛的。

当代云南诗人张承源，就是这一批诗人中的一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一种政治的漩涡推上诗坛，其中不无褊狭的东西。然而客观真实地审视一番这一批诗人，对政治的热情恰恰又体现出他们从自身出发所激发出来的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情，对自己生活位置的恰当寻找与探求。1978年初，张承源告别了将近十年的戎边生活，在偏僻的西南边陲小城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跻身到这种思考的行列，用诗的形式对时代发言。和整个时代诗的特征相一致，张承源将自己诗的笔触放到了那些尖锐敏感的政治题材上。他歌颂张志新，以悲愤的格调表达对封建法西斯专制手段的憎恨（《无题》）。是的，“我们都有一副喉管，/为什么要让它锁住、变形？”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张志新到杰出的革命家彭德怀，为什么说真话就得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奈何举百斤的臂，/撑不住几斤重的头，/奈何铁壳式的颅骨，/镇不住思索的火山口？”（《思》）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种思考于己也许仅是一种充实，然而作为许多普通人的代言者，这种思考无疑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典型性。用不着回避和否认，张承源这个年龄层的多数人都是从文化革命的“红色风暴”中滚过来并曾在其中呼叫过呐喊过的，即使是其中的失意者，在当时也依然没有能挣脱那一张巨大的迷狂之网的包围。然而也正由于这一点，由迷狂而转入醒悟对一代人才具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好啊，终于清醒了，/一场噩梦的高烧退后！”（《思》）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这种醒悟是痛苦而又彻底的。

诗的本职在抒情，那么诗的义务呢？抒情言志之外，诗歌还需担当起为时代服务的义务。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导致了中国当代诗歌走向的单一化，多少年来这依然是我们诗歌创作的主流。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张承源所属的这一代诗人在这方面自始至终是自觉的，他们自身需要在这方面体现出参与性，以保持和调节他们那一份曾为时代欢呼和哭泣的情感与心理的稳定。“不挣脱层层束缚的笋壳，/怎能将凌云壮志高挑？/不挺起胸膛昂起头颅，/怎能将阴风恶雨驱跑？”（《实心竹》）张承源自身这种坚定的心理解脱，其实体现出了一代人多少有些无奈的豪情壮志，也反映出诗人张承源作为一个普通人在跨越这个时代时所付出的思考的代价。应该说，张承源的这类诗和这种心理是具有观照历史的意义的，这种普泛的思考揭示出的是一代人在时代与政治等关系问题上所反映出来的真实的心理情态。作为一代诗人中的一员，张承源的诗这个阶段对政治都不冷漠，他所采撷的诗的题材，往往是国家的一些重大政治题材。记得1980年5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张承源在追悼会的当晚就写出了悼念刘少奇同志的《哀国魂》。1981年元旦《周恩来选集》出版，张承源又创作了严谨深沉的《问天》。不妨将《问天》作一点摘录：

也许是因为/只有一本选集/巫婆和阉臣们/才乘机渗进发酵粉/让每一句话/像魔术一样发酵膨胀/被愚弄的虔诚信徒/才像背诵圣经一样膜拜癫狂

透过《问天》这种直抒胸臆的铺陈，可以发现这种对于政治的警觉，并不是肤浅的空话。对历史的认识未必能推动历史，然而如果缺乏这种认识，历史的盲目说不定又已经淹没了你。张承源并非那种目光非常敏锐的诗人，然而他的思考和揭示依然是迅速和有力的。

张承源对时代和政治的关注，带有自己突出的个性色彩。“我是边疆山野里一株带露的小花，/摇曳在九月的秋风里，迎着阳光开放；/我是边塞田野上飘荡的一支山歌，/刚刚挣脱喉咙的枷锁亮开粗嗓”（《心中的歌》）。诗人所选择的抒情视角，往往和他近20年的边疆生活分不开。他曾不无自豪地宣称，西南边陲“密密的森林藏匿着我的梦幻”（《森林中的遐想》）。于是他宣告“我是一枝绿色的箭■，/渴望着射向白云蓝天”。尽管“那场魔火的毒舌”曾经“扑向我”，但“为了创造祖国金色的秋实，/我将把绿色的生命全部奉献！”（《我是一枝绿色的箭钅簇》）诗人张承源对自身位置的思考，主要是把它放到边疆的今天和明天中进行的。对这片自己曾持枪守卫过的土地，张承源充满一种强烈的献身热情。由于张承源这类诗具有自己特定的角度，因而他的诗中流露出的政治内容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更多的则体现出边疆少数民族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强烈的向心力。“我是一株/大青树/在南疆/我有无数的/父老、兄妹、亲戚/组成神奇的/绿色家族”（《大青树》）。张承源诗中的政治思考，就诗人自己说，是对国家和民族所走过的坎坷道路的积极反思；而从时代的整体讲，则让我们从一滴水珠上窥见了时代的影子，它是一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觉醒的标志。

产生政治诗的时代往往是需要人们普遍理解现实、总结历史的时代。当社会的动乱带着不可阻挡的惯性朝着平缓和安稳迅速推移时，诗人对于政治的警觉自然而然就会转化为对社会的政治责任感。张承源在他自己政治诗创作的高峰过后，是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的。诗歌创作不是野心的跳板，对一个始终怀着关注现实的热情的诗人来说，艺术自然而然就包括对我国社会现实发展的真诚赞颂和深入揭示。张承源从1979、1980年开始，在创作一些现实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的同时，又把自己诗的触须延伸到反映边疆少数民族生活这个领域。和50年代曾在这一片土地上耕耘的诗人诗作相比，张承源的诗在理解民族和表现民族方面无疑要深入和真实得多。这其中除了张承源是在吸收和继承50年代诗人诗作的基础上进行创作以外，重要的还在于张承源是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来看边疆少数民族思想和生活的变化，来真实深入地表现西南边陲多彩多姿的风土人情。

张承源较早创作的民族题材作品，是写于1979年10月、改定于1980年10月的《狂歌》一诗。这首诗的创作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和情感背景。1978年以前，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边疆各民族传统的祝祷活动被取消。直到1979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之后，传统的民族庆祝活动才被恢复。《狂歌》这首诗的创作，直接的导因就是1979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举办的国庆节民族大联欢。在这次民族大联欢中，张承源受到兄弟民族彻夜狂欢喜庆气氛的极度感染，当晚就写出了《狂歌》的初稿。到了1980年，景颇族的目脑纵歌节和傣族的泼水节又相继恢复，于是诗人的情感再度爆发，他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改成《狂歌》，借《狂歌》表达傣族人民发自内心的欢乐和喜悦：

“谷子黄，/傣家狂！/一年狂一次，狂又何妨？一年醉一次，醉又何妨？/一碗两碗，太小量，/三碗四碗，浑身痒，/六碗七碗，心花放，/九碗十碗，傣家狂！/大铓锣，敲起来！/象脚鼓，动地响！/孔雀舞，翩翩起舞！/山歌儿，放怀唱！”

在这种“狂”的表象之后，是傣家人品性中埋藏较深的刚强坚韧，是一般人不易觉察到的一个民族的欢乐与悲哀。“三十年哟，天上有时阴霾有时晴朗”；“三十年哟，道路有坎坷也有宽广”。从“谷子黄，傣家狂”的角度，张承源揭示的实际是边疆少数民族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对专制统治的愤慨和对新生活的由衷赞颂。

张承源注重对边地少数民族情感和心理的细微把握。他曾这样论述过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民族特色既有宏观的理解，又有微观的把握；民族特色既有继承发扬之一面，更有开拓创新之一面”。在对民族题材的处理上，他首先致力于写出真正的少数民族。“篝火熊熊燃烧，/鼓声如山洪风暴，/三筒水酒倒下肚，/景颇汉子刀出鞘。”（《景颇刀舞》）用欢快热烈的诗句描绘出景颇汉子的刚勇。而同样涉及到刀，写阿昌人却是“歌和刀——阿昌人的两件宝”；“你把歌抛给邻近的姐妹，/歌声激歌声，情满心窝，/你把刀捧给远方的兄弟，/长刀恋壳，劈斩藤萝。”（《歌和刀》）突出的是阿昌人对待朋友的那一腔赤诚。民族特色不是简单的风光景物的描摹，民族特色的内涵是民族真实深厚的性格气质。张承源长期生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联系紧密，有着许许多多的少数民族朋友，这方面的把握是独到的丰满的。“阿罗！象脚鼓/撩人魂魄的象脚鼓哟/我们的鼓手来了/英雄的鼓手/是我们民族的自豪啊”。在《象脚鼓手》这样的诗里，张承源借歌颂象脚鼓手，揭示了傣族人民那种融温柔沉郁欢快持重于一身的性格气质，舒缓而又执着。“崩——澎澎！崩——澎澎！/你听那鼓声/公音高昂/母音低沉/犹如一阵雷霆/呼醒了铜锣/唤醒了金钹”。“全身流大汗，跳得更好看”，傣家人对生活复杂丰富的内心体验，被诗人准确生动地表现出来。

民族特色不是简单的风光景物的描摹，这是说不能把风光景物看成是构成民族特色的唯一手段，而应该让诗的民族特点渗透到风光景物的描写之中。这是张承源在创作民族题材的诗歌作品时体现出来的又一鲜明特点。人是独特的个性鲜明的人，而环境和人是互相制约、配合的。景颇人爱山，故性情多骁勇坦荡，于是那山那自然和人就有某种分割不开的联系。张承源在表现这一切时，选择的角度往往真实而准确：

“景颇山的路——/云中泻出，雾中淡入，/景颇山的路——/长刀砍开，赤脚踩亮。”（《山路》）

在描绘客观环境的同时，景颇人那种坚韧顽强的民族性格同时被鲜明地衬托出来。人是在和自然的搏斗中一步步确立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的，景颇人自然也不会例外。这种自然和人的紧密联系，被张承源自觉地揭示出来，放到诗的民族特色角度考察，就十分令人欣喜。

张承源在德宏生活多年，他的诗笔对这里的山山水水始终饱含感情。他歌咏孔雀之乡，说泼水节从傣家人手中泼出的水是“吉祥的银泉水！”（《傣家，爱水的民族》）他勾勒景颇山，说景颇山“越冬的斑色花更爱春光！”（《跳新房》）他描绘崩龙人居住的山寨，说崩龙人“白天顶着暖融融的太阳，/夜晚偎着热烘烘的火塘”。感叹“火塘，崩龙人火热的心房”（《请茶》）。对阿昌朋友赠送给自己的宝刀，他“抚摸又亲吻”，说那“耀着日光，闪星星”的“雪亮的阿昌刀上”，永远燃烧着自己的思念（《阿昌刀》）。正如张承源在给笔者的信中所说的，“这些诗表明我的追求、探索”，是“对在德宏十多年边陲生活的酬谢”。

张承源的诗风格是多样的。有人说“风格即人”，从“人”的角度说，张承源的诗多带有他性格中明朗执着的特点。这种明朗执着在张承源的整个创作都是突出的。虽然张承源的诗在表达上也讲究委婉含蓄，但这并不妨碍他的诗情的鲜明和外露。他的诗对形象的处理一般都比较直接，往往由景触情，由情及景，不过多考虑景的变异和情的迂回。“勾弯了躯干的穗，/深沉地垂下了头。/既非哀怨青春已逝/更非喟叹天凉好个秋″。“它噙不住颗颗喜泪，/跌进大地母亲的怀头：/播种！快播种！/何必等待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首《播》对景和情的处理，几乎是一次性思索就予以完成。张承源是深受古典诗歌和民歌影响的诗人，他在诗歌表现上走的基本都是明朗的路。在他所发表的近四百首诗歌作品中，格调一般都趋于明快直白。倒是那些极委婉曲折的诗作，在张承源的创作中反而并不多见。

诗的风格形成离不开人的因素，但人亦即作者并不是形成风格的唯一原因。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众多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表明风格的形成还和诗人对题材的选择有关。纵观张承源的诗歌创作，他的诗的题材是比较宽泛的，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变化、个人情感、自然山水、德宏边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等等。从民族题材的表现看，张承源对不同的民族往往选择不同的表现角度。正像我们在上面论述的那样，对景颇山景颇人，张承源多从山和景颇刀舞的角度落笔，因为景颇人的性格多热烈粗犷。而对傣族生活题材的处理，就较多地从“柔丽”“柔美”着眼，让傣家人的主要性格特征在诗中得到鲜明的显现。比如《乡间的小路上》采用素描的方式，勾勒出“她”的轮廓，其基调柔美宁静。同时，傣家妇女性格中那种韧的一面，也被诗人内在地表现出来。美国文论家马克·肖勒曾经说过：“风格即题材”。张承源自己某种程度上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认为诗的风格与题材有关，风格会因题材和内容而产生变化。傣族和景颇族本身性格不同，从符合民族性格出发，诗的风格也就有差异。

风格和作者有关，是说风格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和气质；风格和题材有关，是指某些题材对风格的制约作用。其实即便抛开这种理论纠缠，仅从诗歌艺术的角度俯视，张承源的诗歌风格依然是多种多样的。“彩裙儿飘，蝴蝶飞转，/竹笛儿响，百灵过山”（《摆冷细》），欢快婉转；“小姑娘的花巾抖起来，/小伙子的长刀舞起来，/脚镣砸碎歌喉放，/欢乐的‘整过’跳起来！……啊！跳呀跳新房！/在这阿爸长刀摆过的地方，/在这阿妈筒裙摆过的地方，/今天呀，又盖起幢幢新房”（《跳新房》），粗犷优美。风格的多样是诗歌审美形式的多样；同时，风格的多样还反映了作者多角度的情感体验和生活志趣。

张承源的诗在艺术表现上有自己的特点。他注重对意境的构造，往往出语不凡：“峰峦如涛，群山似海，/茫茫云海浮着一条小街，/逢五小赶，逢十大赶，/四周的山民打早从雾中飘下来。”（《景颇山的街子》）用明快简洁的语言描绘出景颇人赶早集的情景，境界开阔优美，和谐生动。即便是表达一次观舞的感受，张承源也会将情和景高度地融合在一起：“黄昏/江边/一支美丽的歌/飘在水面/温柔融于水/自由融于水/南国的女神/倾下深深的迷恋……”（《“水”——观舞》）描写细致真切，将情和意渗透到特定的场景之中，清新动人。

张承源还善于选择一些恰当的形象，运用丰富的联想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在《音乐城》一诗中，他把瑞丽的“大摆”（摆：赶集）比喻为一支大合唱，说自己是“小曲一支”，“水珠一滴”，汇入到这个大合唱的海洋。接着他把笔锋一转，对涌到自己眼前的具体形象“象脚鼓”、“孔雀舞”等进行描绘。对象脚鼓和孔雀舞，他都作了巧妙的通感处理：“象脚鼓哟——巨大的酒杯，/谁听了脚杆不晃荡？”“孔雀舞哟——/盛开的千瓣莲，/谁见了不心驰神往？”既新奇又贴切。除此以外，这首诗中还有这样的诗句：“姑娘们/脆生生的笑声，/胸中盛着满坛的醇酒。”描写上注意感觉的连贯和跳跃，也带有通感的色彩。有时，张承源还在诗中适当地夸张变形，以增强诗句的感染力。在《山情》一诗中，张承源称景颇人“一个民族的智勇和情愫/烧红了太阳/烫熟了月亮”。在《象脚鼓手》这首诗里，张承源用“大地发狂了/山峦晃动了/仿佛象群在坝子中驰骋”来比喻和描绘边疆民族忘乎所以的狂欢场面。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张承源在诗歌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和追求。

张承源的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诸如结构的松散，表现上的过分铺陈，每首诗总体把握的过于随意，手法的单一和平面等等。我相信作者对自己的不足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也期待着作者近年开始的关于“西南边塞诗”的探索获得成功。

1987.3.16于曲靖

（原载《云南文艺评论》19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