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于丹之《〈庄子〉心得》

收到最新一期的《作家通讯》，上载：“于丹《〈庄子〉心得》近日卖出了自己的韩国版权，这是该书外文版输出的第一步。据悉该书的日文、英文及中文繁体版权的海外输出也在洽谈中。”

于丹的《〈庄子〉心得》，2007年2月第1版便发行了100万册，至目前，已有200万册吧。于丹红得发紫，于丹的书也红得发紫。

这两年，读过一些被商业炒作、媒体追捧的作家的作品，对他们的水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读于丹的书，我心理上有准备，这不过是一本励志的书，一本通俗化大众化的普及读物，一份文化快餐。不能期望过高，要求过高。但把这本十来万字的小册子翻了一遍，仍不免感觉失望与沮丧，仍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得不说的感觉。

于丹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可她心得第一篇的题目居然让人匪夷所思。标题是“庄子何其人”。我们过去接触过“何许人”，明白它的意思，指什么地方的人，什么样的人，但不懂“何其人”是什么意思。不懂就只好学，只好查嘛。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何其”的解释是“多么（多带有不以为然的口气）”，比如“何其糊涂，何其相似”，“文革”中说某人“反革命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么于丹女士说的“庄子何其人”，用大白话说，该是：庄子多么人或多么的不人。这大概不是于丹的本意吧。她写《〈庄子〉心得》，不会是如冯友兰写《孔丘其人》一样，要批判与糟践古人吧！堂堂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百家讲坛的名教授，开步就走歪，张嘴就来错，让人有一眼望到底的感觉。你说于丹的水能有多深吧！不知于丹的导师是谁，教出这样的学生，他应该脸红吧？他连最基础的知识，都没给人家孩子教好。

如果有人以为，文字功底上的问题，是于丹的一时疏忽，那么我给您举第二个例子。于丹心得之六的题目是“谈笑论生死”。这里存在重复问题。“谈笑”不就是“论”吗？这个题目如果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表述字眼，不妨就叫“谈笑生死”或“笑论生死”。为凑足五个字，与其他章取齐，却使文义重复，这不是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如果非凑足五个字不行的话，不如叫“微笑论生死”或“狂笑论生死”为好。

我没仔细读过《庄子》，即使读了，也不太读得懂。但有一条，我以为《庄子》是一部充满辩证法的著作吧。但于丹说《庄子》，绝对化的因素特别多。在“庄子何其人”一章，于丹说：“人生在世，很难看破的就是名与利两个字。应该说，大家首先面临的就是利益的纷扰和诱惑，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生存的困窘。庄子也不例外。”没错，庄子不例外，但有没有例外的，比如达官贵人，地主资本家，皇帝皇族皇亲国戚，他们的生活与百姓一样困窘吗？不上纲不上线，不硬往什么掩盖剥削，掩盖贫富差距上扯，掩盖了有一小部分人没有生活困窘，而过着酒池肉林，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生活的社会现象与历史事实吧。

在“大道与自然”一章，于丹说话更加绝对。她说：“人只要‘不要怕’，任何磨难都能闯过去。”这句话不是从庄子那儿来的，是于丹引用了一个别人的寓言后的结论。此话慷慨激昂，掷地作金石声，颇有励志的功效，但它经不住推敲。人要做成事情，要“闯过去”，勇气固然重要，但勇气之外，需要有客观条件吧。我要过河，没有桥，没有船，不会游泳，也没能驮我过河的神龟之类，你说只要勇敢，“不要怕”就行，我扑通跳进河里了，挣扎两下，冒几个气泡，我就喂鱼了。这算闯过去了？夜黑风高，我要过一片抢匪出没的树林，没人护送，手中无枪，身上无防弹背心，我也不会任何武功甚至手无缚鸡之力，你让我“不要怕”，闯过去，那是不是等于去白白送死？我想盖幢摩天大厦，可我没有地皮没有砖瓦水泥没有钢筋钢板，而且我账户上也没什么钱，你让我“不要怕”，去盖吧，我在别人的地皮上挖不过三铲，就有警察请我喝茶了吧。于丹的话太绝对，这样励志，会把年轻人励进沟里的。也许于丹这里设了个概念的陷阱，跌进阴沟在她那里就意味着“闯过去”了。这好像与李宏志法轮功的“圆满”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于丹说：“真正的仁人志士不怕生活上的贫困，怕的是精神上的潦倒。”这要怎么看，生活上贫困一时可以，如果长时期地贫困下去，连饭都吃不上，精神上不潦倒也是不可能的。“穷而弥坚”是有特定条件的，不可一概而论。可以说，绝对化的判断在于丹的“心得”中随处可见。

于丹的历史观，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在“大道与自然”一章中，于丹说：“可以说，整个的外在世界就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只有你自己浸淫其中，真正去感知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一花一叶上有所彻悟，那么我们就洞悉了万物之理。”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格物致知”的翻版，一点新鲜内容都没有。世界上的事，哪有那么简单啊！盯着竹子看，抱着树叶花草睡，就一定能洞悉了“万物之理”？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难道个个是在花呀叶子呀之类的东西启发开导下成功的？于丹在重复古人老掉牙的怪论，在痴人说梦。

在于丹的笔下，人生的不如意处，便是人生的得意处，成功处。这符合辩证法，但多少也有些牵强。在“庄子何其人”一章，于丹说“‘利’这个字是困不住庄子的心的。庄子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了‘利’，尽管他很贫穷。”于丹说：“庄子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了。‘利’束缚不了他。为‘利’辛苦，为‘利’奔波，却丧失了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快乐，‘心为形役’，太不值得了”。在我看来，也许庄子的鄙薄“利”超越“利”，只不过是一种无奈之态之举。他从来没有多少“利”，对“利”没有什么亲身体验，怎么知道“利”与“自由”是绝对矛盾，水火不容的呢？说不恭一点，庄子是古代的阿Q。辩证地看，自由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哪怕你只要求“心游八极”的自由，你也得先用“利”买饭，吃饱了，才去心灵驰骋与遨游吧。如果吃了上顿没下顿，顿顿不饱，饥肠辘辘，你的脑子里，恐怕只剩下馒头那个意象了，还有什么哲理人生，社稷天下呢！而相反的，那些有一定“利”的人，才更自由一些，他们可以到处云游，开阔视野与胸襟，他们可以感受许多需要“利”才能感受的社会生活，经了沧海，再去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钱人所有的自由，并不在我们这些“穷人”之下。我们不要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了。

于丹的概念不是很清。在“庄子何其人”一章，在表述庄子的名利观时，于丹说：“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就去梁国看望他。当时就有人跑去跟惠子说：庄子这个人来这里，是要代替你做梁国宰相。”“其实，这就是庄子眼中的名。梁国相位，在他看来，就是一个腐烂的老鼠。”宰相仅仅是个名吗？名利不分，更偏重于利。宰相有俸禄啊，宰相的权力也可以带来灰色收入带来金钱，宰相不是个荣誉职务，不仅仅是名。

于丹要展示庄子的高洁，但她选用的材料不够好。你庄子那么高傲，跑去看惠子干什么，到乡下看穿露腚裤子的穷人去啊。你不做梁国的宰相，也不能把相位说成死老鼠啊，你污辱朋友，也污辱了梁国的君王与百姓。如果一味仇视鄙视政治、政府，把相位之类的行政首脑统统称之为死老鼠，那人类历史岂不成了死老鼠的展示史？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又是什么？

于丹十分卖力地在宣扬庄子的粪土名利的思想，其实人类社会离不开名利，个体的人也离不开名利。简单地说，人得有个名吧，哪怕二狗子刘王氏，也是个名啊。人得有饭吃有衣穿吧，麻布高粱也是利啊。绝对无名利，社会不会发展。无名无利小名小利是人生，有名有利大名大利也是人生。说一句大胆的话，在推动历史进步方面，有名有利的人比无名无利的人发挥的作用要大，大得多。

于丹想攀附在庄子身上，进入高境界、大境界，但她仍然是揪着头发起跳，想离开地球，结果双脚仍踏在泥地上。在“境界有大小”一章，于丹说：“站在大境界上，就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站在小境界上，只能一生碌碌无为。”在这里，于丹有概念的混淆与逻辑的混乱。“天生我材必有用”，并不意味着有用就一定要轰轰烈烈，要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与建树。总不能说业绩平凡的人是无用之人吧。有人类以来，平凡之人占绝大多数吧！

于丹的意思，是站在大境界上天生我材必有用，即站在承担悟透世界，改造世界，匡扶正义、治国安邦，拯救黎民的高度，人才有“用”，站在小境界上就无“用”了。而大部分的人，如果总是虚幻地站在大境界上，而忘记了自己的地位、处境、能力、责任，则可能就废了，连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也没了，还谈什么用！

于丹搞混了天生我材之“材”的概念。或者是偷换了概念，这个“材”，当指人类自身，指具体的人，而于丹的故事里，“材”成了葫芦。于丹在与我们玩概念游戏。

于丹说：“当我们以世俗的小境界去观察事物时，常常会以眼前的有用和无用来进行判断。当你具有大境界时，才能理解什么叫‘天生我材必有用’”。其实于丹没有读懂庄子，《庄子》里大树长空了，做不成器具了，才得以长大长长久的故事，昭示人们的是，“天生我材不为用”，就如唐人说的“古来材大难为用”，这才是大境界啊！庄子的实践诠释的也是这个道理，他不去做宰相，不去帮别人治国安邦平天下，并不意味着他不是“材”，不是他无才，而是恪守了“天生我材不为用”的信条与信念。如果满脑子“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想法，没准哪一天，就成了孟尝君、信陵君之流门下几千食客之一了，就去鸡鸣狗盗，学鸡叫赚开城门，或去烧地契，为主子准备狡兔三窟了，还谈什么大境界！

于丹的笔下，缺乏必要的辩证法。在“境界有大小”一章，她说：“为什么相同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价值？庄子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境界的大小，决定了他思维的方式。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墨守成规地去判断事物的价值。只有大境界的人，才能看到事物真正的价值。”我们来跟于丹较较劲。

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于丹以为大价值就是真正的价值，小价值则不是。比如大葫芦，剖开做瓢，就不是真正的价值，而把它系在身上，去浮游于大江大湖之上，才是大价值真正的价值。如果一个人目前最需要的是瓢等器皿，没有它要影响生活，大葫芦做的瓢虽不好，但勉强可用，这是不是真正的价值？你说要绑到腰上浮游江海，我不想出游，绑上它干什么？或者说我出游时有船有筏，我绑它又有何用！

我们也来举一个例子。某人有一口袋小麦，这小麦的大用是什么？真正的价值又是什么？磨成面粉吃掉？做种子？酿酒？这要看具体的情况。一般地说，做种子最有价值，可以不停地种下去，可以打出许许多多的小麦，惠及千千万万的人。可是，如果这个人已山穷水尽，全家老小就指望这袋小麦活命，无疑地，吃了它最有价值。如果吃的、做种子的都有，那么酿成酒则是最大的价值。人生境界的提升也需要酒啊。如此看来，大价值，小价值，都是价值。此其一。其二，价值的大小，要看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于丹的思维有些过于单一了。

于丹在大小的问题上，过于片面。她说：“我们都知道，庄子是一个大智之人。大智慧者，永远不教给我们小技巧。”我们姑且把“他教给我们的是境界和眼光”当作正确的结论，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小技巧是否重要，二是大智慧者除了庄子，别人是否都不给民众教小技巧？

小技巧是有用的，比如生存的技巧，相处的技巧，用人的技巧，执政的技巧、治学的技巧等等。没有小技巧，人首先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许多的小技巧都比所谓的大智慧有用。有句名言，说情商重于智商。什么意思，说明技巧重于智慧。只有有了充足的科学可用的正道的小技巧，才能孕育出大智慧。大智慧离不开小技巧。

大智慧者是否不给人们教小技巧？回答是否定的。《论语》《孟子》固然教给人类许多大智慧，也教了人们不少的小技巧。孔子的学问，很大众化的，不然也流传不下来。“仁者爱人”，简单不？简单，也属小技巧之列；“克己复礼”，让人忍让，也不例外。马克思老人家的学问深不深，智慧大不大？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但马克思最终教给人们的，如毛老人家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简单不？是小技巧不？哥伦布教给人们的是把熟鸡蛋砸破立在桌子上，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甘地教给人们的是非暴力不抵抗，坐在那里，赤手空拳，但要自由，要独立。毛泽东教大家，“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些说是大智慧，那是很大的智慧，说是小技巧，那是很小的技巧。一点就通，一教就会，一用就灵，就管用，就见实效。

于丹说：“一个人，永远不要去羡慕他人。”这话说得让人无所适从。一个人，应该永远向别人学习吧？而学习的前提，是对别人的肯定，敬佩，羡慕。羡慕以至妒忌，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不错，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你的用，我有我的用，但用与用不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小用羡慕大用，那是必然的。一个人，如果永远不去羡慕他人，那社会上也就无榜样之说了，于丹还口口声声谈什么圣人。那人们就失去继续进步的动力与方向了，就故步自封、原地踏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了，那社会进步的步伐就迟滞了。

事实上，于丹就不实践她的理论。她如果不羡慕易中天、纪连海等人，她上什么《百家讲坛》，写什么这个心得那个心得，虽然她心里并没有多少得，她也要写，羡慕别人也是一大原因吧。当然，我也羡慕别人，首先羡慕于丹女士，不然，我就不会读她的书，不会涂这篇不成体统的文字。

就此打住。愿于丹走自己的路，让我去乱说吧。

2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