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气与记者情怀

泥土气与记者情怀

日子过得真快啊! 20年前的事情恍如昨日。1992年4月7日上午，在绍兴市委俞国行副书记作了亲切、简短的欢送词后，我与60多位年轻机关干部一起开始了为时两年的乡镇挂职锻炼。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觉得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在城里呆惯了，缺少农村生活磨炼，去丰富一下阅历。这想法自然是对的，然而后来所经历的事，带给我的思考和收获，大大超过了起先的预计。我当时在市委党校教书，任教务科长、学报主编，比较迫切的愿望是，急于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农村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变化。未曾想到，上虞市东关镇那一方亲切而喧嚣的土地，为我日后当好一名新闻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广袤的乡村，首先带给人的，是开阔的视野。农村工作千头万绪，从意义来说怎么重要都不为过;从操作来看，都非常具体。乡村干部都用这样一句话描绘农村基层工作:“千条线，万条线，牵到下面一个点”。当时还没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20字方针，但其实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工作要求是明确而一贯的。因此，我一到东关，就强烈地感受到农村工作的繁重、细碎、艰苦和经常性的重复。在乡镇机关，你不能够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不能一天吃个大胖子。基层干部缺文化，农民群众心不齐。讲大道理很多场合不顶用，做事务主义者又难以打开工作局面。这种工作氛围对于教惯了书的我来说有很多不适应。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进入角色。上虞市委组织部一位领导点拨我:“你来当一个经济大镇、文化名镇的副书记，不是来做群众的，而是来学做领导的，要有思想，有眼光。”可是，当时我的眼光，我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现状了解，还不如一个普通农民，怎么能不做学生马上做先生呢?

走，到农民中间去，到生产一线去，到有矛盾的地方去，碰头，摔打，求教，探讨……渐渐地，农民认识了我，村干部喜欢和我交朋友，党委会上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话语权。我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作用，在具体工作中增强与当地人的感情，增长见识和才干。我想方设法为联系村彭家堰设计玉雕市场规划方案;利用姐姐、姐夫在农业部门工作的便利，为粮食高产村高建庄联系落实农科人员;同亚冠衬衫厂领导班子共商销路;帮助觉悟王酱油树品牌创商标;把两家从事机械制冷和道路交通的县级骨干企业培植为绍兴市文明单位;整修竺可桢故居并丰富陈列内容;举办杜亚泉纪念会;参与上虞市“撤乡扩镇并村”试点和“撤县设市”工作;兼任竺可桢科技园区副总指挥，主持园区规划，开展与浙大系镇合作。我充分发挥镇党校校长的作用，自编教材，组织乡村干部学党史，学大众哲学，学经济知识，结合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既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也扩大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思考问题的材料，提高了我学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现在，很多年轻记者感到自己并不缺少文化知识，可为什么写出来的稿子比较苍白呢?其实，藏在文字背后的，不仅是学识，还有见识;不仅是语法修辞逻辑，更重要的是阅历、眼光和胸怀。要想成为优秀记者，无论是否出身于名校，都要经历坎坷，经受磨练，成就总是与艰苦相伴，业绩往往与思考有缘。

绍兴日报《乡村穿行》栏目已经开办6年了，既出作品又育人，获得了省优秀栏目称号。有的记者自身要求较高，越写越觉得难以深入，难以深刻反映农村变革的本质，有时面对乡村干部提供的一堆材料，理不清头绪。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基本方式的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完善;农民的种田积极性靠什么调动;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这种体制与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推进城市化有些什么矛盾需要克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否等于镇镇像城市;土地流转怎样才算合理;科技下乡如何才能保证不走过场;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有些什么特点并如何满足;外地流动人口增多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怎样的新课题;民风民俗与封建迷信交合混同的情况下怎样建设文明村;既不富裕又不能以小产权房屋作抵押的广大农民如何贷款创业奔小康……这一系列困扰着农村基层干部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年轻的记者。这说明，不断深入而不是靠近农村，深刻感受而不是肤浅体验农村的复杂性，深切了解和关心而不是礼节性地接触农民，不仅是年轻记者所必需，也是资深记者所必需。农村实在是个大课堂，只有我们诚恳、执着地去学习、去调研、去思考，才能解开田野中那一道道纵横阡陌的方程式。

记得1993年初夏，省委、省政府倡导大力进行农村调查，为调整农业政策作准备。我和上虞市委党校、市农业局、市科委等部门的几位老领导一起，花了10多天时间走田头、进农户，听到了我未曾听到过的许多真实情况，思考了许多未曾细细想过的问题。不久，绍兴日报经济部主任楼铁锷等人来东关采访，饶有兴致地听取我对种植制度的调研情况介绍，楼主任眼睛一亮，急切地说:“马上写，把各种观点都梳理一下，我做个专版。”我连夜把调查来的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整理成7则稿子，全用化名，并尽量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语言写，努力做到自圆其说。几天后，绍兴日报把它做了整整一个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关于把“三熟制”改为“二熟制”等灵活机动的种植制度、努力提高稻谷品质、不要片面追求早稻亩产等呼声，得到很多人认同。

20年来，我一直关注农村改革，到宣传部、报社工作后，更是倾心于“三农”题材报道，这种情结完全源于东关的锤炼和熏陶。当时年纪轻，创新胆子大。当年东关镇召开党代会，由我起草大会报告。我想乡镇一级不一定要像县、市党代会那么全面、系统，就征得书记、镇长同意后，写了一个题为《用市场经济的眼光认识和处理东关发展中的问题》的报告。东关历史上就是产粮大区，在大跃进、公社化、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都小有名气。东关人忠厚老实、俭朴勤劳，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经济渐渐落后，副业单调，企业发展缓慢，一些村干部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比较迟钝，甚至有抵触情绪，想发展又怕发展，解放思想的任务很重、难度很大。

出人意料的是，镇委张书记在讲这个报告时，叽叽喳喳吵惯了的乡镇大会出奇地静，有位村支书散会后说“听得连小便都憋着。”指导会议的上虞市委阮顺泉副书记鼓励说:“这个报告每一段都可以到报纸上去发表。”这是我从事多年理论工作和农村调研后得到的最高评价，内心非常感激组织上派我到乡村挂职锻炼。

农村工作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培养了我做好人的情怀。“人之初，性本善”。可90年代初期的农村里穷人还很多，社会管理水平低，治安形势严峻，村民矛盾多发易激化。这对农村干部既是管理能力的挑战，又是人格情怀的考验。我当时还分管信访工作，不仅常闻哭泣声，还经历了让人心悸的场面。让我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湖南姑娘嫁到东关长塘，受尽丈夫欺凌，而一些村民还骂她“偷懒”。一次我组织镇干部下村接访，这位可怜的湘妹子，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来诉说丈夫阴毒、公婆尖刻、邻居麻木，闻者无不同情激愤。当她放下紧紧捂着脸的手，让人看到一大块被烙铁烫焦的伤疤，我不由得怒火中烧，当场表示不查清案件绝不回镇里。时近傍晚，人累肚饥，我带着人武部长、妇女主任、派出所长等人，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晓以大理，消除村民害怕犯罪分子报复和对外地妹冷漠的心态。我们提着煤油灯饿着肚子在漆黑中一脚高一脚低地串门走户，终于感化了几位目睹罪犯行凶的村民。不久，残害妇女的恶人锒铛入狱，外来女子又在我们的关心下改嫁于一位勤劳忠厚的山里人。成亲那天，新娘走了10多里路，给我送来了一包用红纸包裹的喜糖，红纸上写着:“恩人，一路发!”一数糖果，正好18颗，我内心一阵感动。

后来，我写了一则“从细处着眼、从感化入手”的信访工作经验材料，刊登在《浙江政报》上，东关镇也获得了绍兴市信访工作先进集体，更激发了我伸张公平正义、为弱者求助的信念。

我见不得穷人流泪、弱者喊冤。这种乡村情结一直伴着我来到报社工作。这些年来，绍兴日报联合诸暨八方水泥集团公司支援庆元人民抗击“桑美”台风重建家乡，多次为白血病患儿筹募资金，帮助残疾人和失学儿童，都凝结着党报工作者的深厚感情。最让人感怀的是援救美丽、懂事的小姑娘曹理烨。日报所有同仁一起努力，唤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募得资金60多万，经我们多次报道，骨髓配对终于在台北红十字会帮助下获得成功。不料一年多后，一朵鲜花般的生命终遭夭折。小姑娘火化那天，我带着两位年轻优秀记者李菲、吕瑜洁去送行。可能是出于某种风俗的考虑，孩子的养父母都没有进火化准备间，只有两个毛头小伙推车进去。我担心他们没经过这样的场面料不成事，随即跟了进去。屋外冷雨敲窗，室内哭声揪心。也许是老天不忍看15岁的姑娘离开人世，小理烨身上盖得好好的一件新大衣突然滑落。我一个箭步上前，轻轻地抱起小姑娘，把大衣的两只袖管塞到她身下，抚平大衣的棱角，让这位可爱又可怜的女孩温暖地安静地走向天国。

我们有些同志一方面抱怨人世间情义薄，一方面自己为人处事也冷漠，面对来人来电来函或粗声粗气，或爱理不理，或搪塞人家，接了投诉没了下文。于是，小题酿成大题，本来和风细雨可以化解的矛盾、坦诚相对能够消除的歧义，都因态度生硬、神情冷淡而僵持而对峙，既失了记者的风度，又坏了报社的名声。

其实，再复杂的事，只要用心处置就能解决;再难缠的人，只要热情相待也能摆平。有的记者正义感不丢，是非观也清晰，就是少了一点耐心，缺了一点度量，听不得指责，不大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反映的大多不是世界观，而是认识论，即因缺少农村生活磨练，缺乏与基层民众密切联系，导致不能获取大量的群众生活信息，感情上不融通，思想上就有距离。我去东关以前，严格地讲并不是“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大门)，高中毕业后我挑水扛盐拉车打墙干过杂工，当过民办教师，做过车间工人，但即使如此，我的平民意识、体恤情怀那时也是不深厚的。在东关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遇到、听说揪人心绪的事，有一些是需要我去组织调处的，这对锻炼我的意志、陶冶我的情操就有直接的好处。记得一个大雪隆冬的清晨，我被联系村支书敲门声惊醒，他向我诉说，一大早家门被人用粪便喷过，猜得出何人所为，但对方不肯承认，要求镇委主持公道，否则辞职。我估计这是村干部与村民因争抢玉石进货渠道引发的矛盾。于是我来到村支书屋前的晒谷场，当着众人面公开批评这位支书单纯个人致富的思想，希望他从臭气中能闻出自己的臭意识，把坏事转为好事，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同时，我朝天斥责喷粪便的人“比粪便还臭”，见不得人，希望他先跳到河里洗干净再来认错。我又说:“这个人偷偷地做臭事，说明他还有是非观，不敢公开做坏事。他出了气就会感到无地自容，一定会认识到错误并且永不再犯。我们应该给他改错的机会，等待他的清醒。”说完，我一脱棉袄，挽起袖口，从身旁吊起两桶井水，替支书家门擦洗粪便。当晚，肇事者提着一瓶糟烧、一杯猪头肉来到我宿舍，连称自己“一千个不是，一万个不对。”我说请我一人不行，得把书记一起请来喝。两人握手言和。多年以后，听说这两家一直相安无事，个个发财。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感情的浪花激溅多了，人的胸怀就会宽广起来，做事就能平心静气，做人就会热情诚恳。当记者一定要学会做一个性情中人，会感动，能感恩，肯担当，乐于助人。进报社工作7年来，我接到读者无数个电话，收到近百封信件。不管对方说的是否正确、建议是否可行，我都热情对待、认真办理。只要是署名给我的函，我都亲笔回复。有的来讨要我们哪份报纸，哪份特刊，我都叫总编办寄去。道理很简单，人的正常意愿一旦产生，就会在世间形成一种气场，它一定要落地，要有人吸收，才能消化，造成和谐的气氛，世界就平和了，人们就健康了，开心了。信息肠梗阻，说话不通畅，人就焦虑、激愤，就会无事生非，问题就会由小变大。有人找报社说话，反映情况，都是对报社的信任，哪怕有个别不讲道理或不明事理的人，也不应回避他，至少他把媒体当回事，有理走遍天下。

记者需要有宽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情怀，才会全身心投入，才能有成就感，有自信心。今天，当我获得正高职称，更加醉心于新闻工作时，我由衷地感激20年前东关那一片热土给我的培育，感谢那里的乡亲对我的帮助，更深切地体会到新闻系统正在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是多么重要和亲切。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