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第四节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繁荣的历史时期。这事实上是经过了夏、商、西周的“神道设教”愚民宣传之后，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此，史称“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对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从政治、经济、军事、伦理、道德、科技、教育诸方面，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更促成了其时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因此，正确地研究和认识这一段历史，科学地看待“百家争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准确地评价它的历史本质，认真总结这其中的历史得失，对于我们正确地批判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现在的文化建设，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特别是在具体人物思想的研究方面，成果颇丰，有很多的独到见解和比较透彻的分析。相比较而言，对于“百家争鸣”从中华文化源流的总体发展方面进行研究，并作出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历史评价方面，就显得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还存在着不少的错误观点。之所以如此，当然也是由于有着许许多多具体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造成的。其一，我们的史学研究，对周代以前的研究比较薄弱，充其量只是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对于原先怀疑“并不存在”的商代历史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此前的夏代历史还处于一种“探索”的状态之中，认识还不是很多，不很充分。而对于五帝时代的研究成果就更是少得可怜，并且还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认识和说法。特别是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对于夏代及其以前的五帝时期的认识，则几乎是处于一种空白的状态之中。如此，我们在对待中华文化方面，事实上是还处在一种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探源”之中。在不明其源的情况下，便难以对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有总体上比较准确的认知。没有对中华文明在总体发展史上的准确认识，要想对春秋战国之际的“百家争鸣”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无论是在史事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等各个方面，我们还都受着“疑古”学风的严重影响，不论我们的学者承认与否，这个问题还是客观地存在着，并且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研究与认识。比如，我们对于周代以前许多史事的不敢相信，对于已被《六韬》《管子》等书多有引用、《老子》亦作了抄袭、考古发现埋在地下2000多年的《黄帝经》的不敢相信，以至于连被大量考古研究证明了中华民族早在五帝时代以前，也就是距今5000多年以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事实，都不敢相信，就是例证。其三，崇信于某种洋“本本”之说的情况亦实际存在。研究中国的历史问题，不是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求其是，而是以某种西方的说法为框框去硬套中国的历史。如把五帝时代的选贤任能制度硬说成是野蛮时代的军事民主制的“选举”就是例子。选贤任能是一种上择下的用人机制，而选举是以下选上的推举制度，迷信于“本本”，自然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种很重要的区别。其四，充分运用天文、地理、自然、历史、考古、地名等多学科科学知识，对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也是做得比较差的。这样，不仅对历史上、近现代所产生并流行的某些错误说法不能够纠正，同时，在研究问题上，亦极容易被某种个别现象所迷惑而作出不确切、乃至不正确的历史认知和解释。

这就是说，在对待历史研究问题上，是既有客观问题，又有主观问题存在的。在学术研究上，同样也有着一个需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实际问题有待于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我们在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研究上，就事实上有将这一时期的文化现象错误地看成是某种思想文化之“源”的说法。如将李耳说成是什么“道”学的创始人，将孔子视作“儒”学的创始人，说管仲、子产是法家的先驱，“真正的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既说“伯阳父最早提出‘阴阳’范畴”，又言是邹衍创立了什么“阴阳家”学说……这些说法，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为，事实上提出“阴阳范畴”的不是伯阳父，提出法学理论的也不是管仲、子产，就连谈道学理论比李耳早2000多年、所谈道理比李耳精之又精的轩辕黄帝，都不是道学的创始人，大谈愚民哲学的李耳怎能算是道学的创始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并不是中华文化之源，而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嬗变这个历史长链之中重要的历史环节之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所谓“百家争鸣”者，并非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一种“争鸣”性探讨，而是应社会政治变革之需的情况下，一种不同思想、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治国方略与推动社会变革之中各有所重的思想体现。它的发生、发展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现实需要以及一定的历史局限的。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与观点，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因此，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上，有一些思想理论发展了，有一些哲学观点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有一些哲学理论则被歪曲了，还有一些极重要的哲学理论则被“有意地忽视”或者“无意地遗忘”了。总之，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的总体角度上看问题，“百家争鸣”的本身，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重新恢复、发展、嬗变和历史性“遗忘”的重要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