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1956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为科学文艺工作者宣讲中共关于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6月13日，陆定一的讲话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怀仁堂的讲话》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陆定一说，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矛盾在人民内部不具有阶级性质，它反映的是主观和客观、先进和落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还将存在”。他还说：“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两者之间的辩论，也是自由的。”^[1]陆定一的讲话表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又，《讲话》提到“唯心主义”26次，“资产阶级”23次，“资产阶级唯心主义”6次，基本上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

1956年7月2日，《学习》第7期开辟“笔谈百家争鸣”专栏。冯友兰在《我对“百家争鸣”的体会》中提出，学校有很多清规戒律，每个观点都要从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妨碍科研的发展。“百家争鸣”应把科学工作者从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放开手脚，独立思考，自由争辩。《哲学研究》设立“百家争鸣”笔谈专栏，刊登了金岳霖的《如何掌握和贯彻“百家争鸣”问题》、冯友兰的《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体会》等文章。金岳霖认为，首先，收放之间，应偏重“放”，因为许多同志害怕批判，心存顾虑，所以非放不可；其次，百家争鸣是要推动科学研究，研究方面的积累比较少，不放，很难推动研究；最后，现在的情况是放难，将来也不至于收难。金岳霖同时批评当时学术界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的批评科学性不强。^[2]12月26日，北京大学校刊记者就“百家争鸣”问题采访哲学系主任郑昕。郑昕认为，要贯彻“百家争鸣”，就必须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培养学术空气，努力学习苏联的经验，把“百家争鸣”贯彻到学术研究中去，创造文化高潮。

《哲学研究》“思想学术动态”栏目刊登了全国开展“百家争鸣”讨论的消息，^[3]文章把关于“百家争鸣”的讨论的意见归结为四点。第一，“在‘百家争鸣’中是否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应当作为指导思想，不可作为一家之言；也有人感到强调此点可能会使人民内部的唯心主义不敢暴露，受不到批判。第二，“可否让唯心主义思想自由争鸣”？一种意见认为争鸣是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不同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另一种意见认为，唯物主义是从战斗中成长的，让唯心主义争鸣，可以丰富唯物主义；许多唯心主义著作中积累了许多合理的内核，应当批判地加以接受；不深刻地了解唯心主义就不能彻底地批判它。第三，“在学校的课堂教学中可否进行‘百家争鸣’”？有人认为教师应把学术界公认的有定论的学说告诉学生，不能广泛介绍或独陈己见；也有人认为应当介绍不同学派意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有人认为把教学大纲当作法律看，不利于争鸣；有人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第四，“如何做好‘百家争鸣’彻底肃清教条主义习气问题”？大家强调，在争鸣中要防止权威思想，乱扣帽子，清规戒律，宗派垄断，端正学习苏联的态度，这样才能彻底肃清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