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的市政实践

黄郛的市政实践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先后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孙传芳，占领了湘、鄂、赣、闽和江浙等省，把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他日后的幕僚——上官云相，此时还在孙传芳的队伍中作为他的对手出现。

也就在这年3月2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同时并入原属江苏省的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总面积494平方千米，由此上海正式脱离江苏省管辖，直属行政院。直到1930年7月，才改称上海市。

正是从1927年3月开始，潜藏在国民革命内部的各种矛盾开始公开激化。尽管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方针，并正式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制度，改组国民党，但革命与武装领导权的问题，又让国共合作变得潜流暗涌。上海特别市成立还不满一个月，蒋介石在沪秘密召开清党反共会议，同时将嫡系部队调入上海，并加紧和青洪帮流氓头子秘密勾结，由此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与中共以及国民党左派决裂。《剑桥中华民国史》对此有言：“自孙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后，为争夺国民党运动的领导权，国民党内一直存在残酷的、甚至流血的斗争。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然而，到1927年年初，在全国政权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动恢复。”^[1]由于手握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北伐又为其累积了山头，蒋介石在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决裂上显得义无反顾，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自立中央的愿望得以实现，宁汉也因此分流。

位置重要的上海遂成了宁汉之间又一主战场。因为紧邻南京，加上又是对外经济贸易的中心，分流的双方谁都不敢轻言放弃。他们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的建立上，展开了拉锯战。不过，随着黄郛的入主，蒋介石对上海的掌控已然成为事实。而对黄郛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件喜事。在一个不同势力盘踞的矛盾纠结之地，出任一方行政长官，实属不易。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蒋介石甚至都没怎么和他商量，就把这个差事给了他。事后还发来两次电报催促他就职。尽管此时的他既非国民革命军军人，亦非政府要员，甚至连国民党党员都不是，但蒋介石依旧认为，这项工作非他出马不可，无人能替。蒋介石对黄郛的器重不言而喻，而且不是一般的器重。

蒋黄两人说起来是盟兄盟弟，蒋介石得尊称黄郛为二哥。至于大哥，则是蒋介石的贵人陈其美。他们“桃园三结义”时，陈其美正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又称沪军都督），黄郛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后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蒋介石则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他们共同参与并策应了武昌起义之后光复上海、杭州与攻克南京之役。“上海起义，杭州举事，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同谋大事，协力作战，意气相投，于是三人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并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介石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2]事实上，两人的相识应该更早。这位二哥虽是江苏松江人，但其1880年出生于绍兴上虞，跟蒋介石算是宁绍老乡。1904年，他又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陆军，次年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并与黄兴创秘密组织“丈夫团”。而在1908年春，两渡日本的蒋介石也来到振武学校学习炮兵——两人不远千里跑到异国他乡来相会，遂订交。

到了1927年6月，国内的政局相对平稳，黄郛终于决定走马上任了。这至少用行动表明，自己还是支持三弟的“大业”的。事实上对他来说，出任特别市市长，也是彻底贯彻自己政治理念的大好机会。毕竟上海设特别市，实属首创，虽无先例可循，其规模章则以及建设计划，都要由黄郛亲自制订，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作画，总要比在一张图画上作画，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

他也许没有想到，这次出任市长对他有多么重要。日后，虽然他多次出任国家要职，但也只有这一次，是其政权建设思想唯一得以实施的一次。

其时，对上海特别市的组织，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市长集权制，有人主张各局分权制。黄郛对后一种尤有兴趣。虽是出身武备学堂、振武学校，黄郛却不是纯粹的一介武夫，他对国家的政治治理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他曾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定居天津，声称“闭户读书，潜心研究”，而且“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所以他日后愿以盟兄兼幕僚的身份力挺蒋介石，却死活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甚至蒋介石和张静江愿意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他都没答应。在潜心研究之后，他编写出了《欧洲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欧战后之新世界》两本书，1918年又受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委托，编写了《欧战后之中国》一书。在这些著作里，开始出现了他对政权建设的一贯思想，那就是分权制。显然，黄郛很推崇美国联邦制的分权方法。不过，他也不能彻底脱离中国旧制，于是将两者结合提出了一套方案，名曰“多级总揽制”。

他最后拟定的《上海特别市组织法》决定上海市行政机构采用“多级总揽制，分层分责而负全权全责”，特点有二：其一是市长制，其二为分权制。按照组织法，上海市政府下设一处三室十局，各主事者的选任，皆符合“专门学识”和“办事经验”两项标准。故处室局之长官虽然不少人与黄郛有着特殊关系，如工务局局长沈怡是其妻弟，土地局局长朱炎也是黄的亲戚等，但这些人大多有国外名牌大学的毕业文凭，少数毕业于国内高等学校，都有一定资历，更能体现黄郛“以才不以私”的用人原则。与之对应的是，他所看重的“农工商总局”聘请的局长则是著名社会活动家潘公展。这也是潘自己始料未及的，因为他觉得自己既没有行政经验，与黄也并无深交，根本没想到黄会对他委以重任。

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于当日宣誓就职。这次就职典礼规模盛大，参与者甚多，蒋介石更是亲临致辞，明言对黄郛有很深期许，赋予他全权治理上海市。这难免让人疑惑：蒋这样一个对权力尤其热衷、“在运用权术上比历代政治权谋大家有过之而无不及”^[3]的独裁主义者，真会赞同他在上海的政权建设实验？

就在这年的8月13日，因主持北伐失利、徐州失守，加上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又软硬兼施，蒋介石只好正式下野以退为进，而在8月底至9月底，武汉国民政府机关也陆续迁往南京。因此，黄郛也随同辞职。等到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他再次被起用，却是任外交部部长一职，与上海无关了。实际上，在上海的举措，已经显露他和势力日益强大的蒋介石在精神上的某些不合，而这种不合，一则被他们新时期合作的“甜蜜”所掩盖，二则被他个人的牺牲所隐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