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省委组织部长当秘书

给省委组织部长当秘书

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给甘肃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郭洪超同志当秘书。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我开始认识政治、走上“官场”的“过渡期”。

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眼下官场都是秘书当权，只要当了领导秘书，提拔就快。从我的经历看，并不完全是这样。如果说提拔了，那是因为秘书本来就是组织部门从严为领导挑选的、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年轻同志。秘书岗位能锻炼人，能够跟领导学到很多难以学到的知识。我于1980年7月从省机械厅调到省委组织部，次年3月任部长秘书。在五年的秘书工作中，我看到、听到、学到了许多在一般工作岗位看不到、听不到和学不到的东西，这奠定了我后来在许多部门和地方担任领导职务的基础。

郭洪超部长是一位老革命，甘肃正宁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曾跟随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在陕北和甘肃省庆阳革命老区从事游击斗争，以后又到延安、东北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东北一解放即任黑龙江省阿城县委书记，随后调任黑龙江省法院院长。“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79年，调甘肃省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随即又被提任为省委副书记。郭部长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血与火的考验，革命经历丰富，对党忠心耿耿，为人耿直，待人诚恳，作风朴实，处事严谨，看问题一针见血，抓工作大处着手。任组织部长五年间，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受到省委和中央组织部的肯定：他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领导干部后备名单的制度，随后被全国推广，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平同志就曾表扬过甘肃；他根据省委大力发展工业和科技的要求，大胆从企业和科技单位选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专业干部到县区领导班子任职，开创了县区领导班子配备工业和科技副书记、副县长的先河，现在仍有一些当时选拔的干部工作在第一线；他善于发现和大胆提拔使用优秀年轻干部，当时省委组织部内的平岳、擅景顺、李培芳等同志，都是他破格越级使用的，这些同志后来的业绩充分证明了他识人的眼光和过人的胆略。当时外面有人说他乱提干部，甚至说只要是庆阳人他就提，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虽说那时候任用干部的程序没有现在这么健全，但对干部工作实绩和人品的考察十分认真、严格。当时，县级干部的提拔使用是省上管理的，除所在党委推荐外，省上还专门派人下去考察了解，特别注重听取离退休老同志和群众代表的意见，注重干部的品德和民意。我经常听他这样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首先要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没有德的干部，不为人民认可的干部，再大的本事也不能用；德才兼备的干部，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用。”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提拔我为副县级秘书问题上，我就感触颇深。我被提拔后，郭老叫我谈话，他严肃地说：“把你提成副县级，是组织提拔的，不是我提你的，当然是因为你工作好，我满意。你在工厂干了六年，在厅局干了六年，也不短了。今后工作的路还很长，你要更加努力。任何时候都要首先把工作搞好，要大胆地工作，要有自己的见解，要能独立处理问题。”郭老还多次给我讲刘志丹、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打游击和创建苏区的故事，说习仲勋同志为人正直，敢于负责，枪法好，特别能打仗，经常独立完成艰巨的战斗任务。这些话说对我影响很大，让我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对年轻干部的教诲和鼓励，也懂得了一位组织部长的原则和情操。

郭老的保密意识特别强。他常告诫我说：“搞组织干部工作的，要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有些事就是要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去。”有时为了保密，他将一些干部名单让我手抄给他，然后由他直接呈送省委书记。他说：“保密工作是党的生命，是组织工作的原则，在一定阶段不保密就可能出娄子，引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造成组织和干部之间的隔阂。”他经常嘱咐我，你给组织部长当秘书，第一是人品要好，第二是保密性要强，第三是不怕吃苦。正是由于郭老的言传身教，我养成了遇事保密的习惯，兼任组织部部务会议记录五年，从未发生过泄密事件。

郭老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讲话紧扣主题，以讲清政策、讲清观点为要领，不修饰文字，不讲空话套话。他常给写材料的同志们说：“组织工作是党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组织干部工作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关于组织干部工作的讲话不是做文章，不能咬文嚼字，主要是把组织干部工作的方针政策讲清楚，不要好听，要好懂、好做、好贯彻。”因此，他每次讲话都直奔主题，开门见山，观点鲜明，要求明确，好记好做，深受组织系统干部的称颂。在我以后担任领导工作的讲话中，我就注意学习郭老的风格，自己写讲话提纲，以讲清问题为主，注重实际，不尚空谈。

郭老于1991年7月因脑溢血去世，离开我们已二十年了。但是我给他当秘书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他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让我终生受用。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