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组织部长

陈宝祥

“周子琴熄灭灯，低头暗想，这件事倒叫我，没有了个主张，我要是不开门，他也是不肯走哇，若是叫我爹爹知道了就要遭殃，我说凤岐呀（秀才的名字），我给你开开门，让你摸摸奴家我的手，你可千万莫近我的房。我用手开开门两扇，不是凤岐、而是流氓！他进门就把我扑倒在地，我是哭也不敢哭呀，嚷也不敢嚷。哎呀，我那早去世的娘啊啊……”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评剧《夜审周子琴》里的歌词。重温这剧歌词，仿佛回到了我年轻的时代，回到了抗日的年代，想起了最宠爱我的母亲和我亲爱的兄弟姐妹。那时的我意气风发，似乎什么都打不倒……

年轻时虽然不算叱咤风云，也不枉活过一场。在河套平原上解放过宁夏人民，也打退过烧杀掳掠的日本鬼子，我的心给了我所爱的人民，我的工作，我的组织部。

现在的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1996年冬，因感冒诱发了支气管炎，咳嗽不止且痰多。于是到同济医院住院治疗，输液抗生素8天，咳嗽好了，人也舒服了，准备出院。呼吸科专家彭东信教授，要我拍一个X胸片看看是否炎症已完全吸收。结果胸片显示，我的右下叶肺有一个“类圆形结节阴影”。彭教授非常重视，紧接着做了系列检查，对肺部进行了“断层扫描”，其结果与胸片相同：“结节”大小直径1.6厘米，请专家会诊后，确证为右下叶肺肿瘤。

从那以后，老伴经常从梦中惊醒。我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实就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在我们这个一直都很幸福的家庭身上。

我曾经是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我才知道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像悬在线上的风筝，随时会断。我的生命不再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不仅在这个时候体会到老了有多悲哀，也体会到生命的无助与无奈。 

治疗癌症要有信心

当时已近春节，医院也要放假，医生要我回家过年再观察一段。适逢春节期间，大儿子小峰一家三口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旅游，就跟他们一起出去转了一圈。我从医院回来过春节时，我的病一直没有向老伴和家人说。我想，这种病听起来吓人，如果说出来，全家都不好过春节；而且医院还没有确定治疗方案，没有必要惊动全家。当然在我的内心，也不是毫无反应，思想上有个疙瘩，有时想起来觉得后果很可怕，但有时又想，这个肿瘤发现早，又是下叶肺，有利于治疗。想清楚了以后，我的心就放下来了，不管它，也就和没事一样，思想上不再波动。就这样，我从医院回家过春节，大年初二就和孩子们一起外出旅游。春节过后，护士长来电话要我回医院复查，经CT复查，肺上的肿瘤由1.6厘米长到1.8厘米，医生建议立即做手术。医院专家会诊，对手术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外科开刀切除术，另一种是用X刀切除，不用开刀。医生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懂X刀是什么手术，就问魏银秀教授。她说，“X刀”是一种射线，但不彻底，肿瘤切除后还要进行放疗，但是开刀切除比较彻底。于是我就决定，开胸切除肺癌。1997年3月6日，由胸外科主任陈启福教授为我做右下叶肺切除术，由毕教授做麻醉师（全麻），管淑良教授做心脏监护，还有胸外科老教授陈夏丰在现场观察指导。我上午9:00进手术室，中午1:00出手术室，切除手术顺利完成。肿瘤经病理切片，确定癌种为鳞癌；经手术清扫，支气管，淋巴均未发现癌细胞。肿瘤科根据我的病情，决定对我不做放疗、化疗。我的肿瘤长在右下叶肺外侧，经询问教授病因，回答说多半是长期吸烟所致。手术后，我就和香烟一刀两断，再不和香烟接触，连闻都不想闻了。

手术后，我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在里面待了七天。医生不准家属进病房探视、陪护，子女媳妇等就在监护室外守护，轮流24小时值班。那晚伤口剧痛，又不能翻身，第一个夜，很难忍受。第二天晚上，麻醉师毕教授去看望，给了止痛药服了，这才平静下来。待从监护室回到病房室才发现，我的臀部已长了褥疮，后使用周林频谱仪经多天烘烤，才使褥疮愈合。手术后一段时间，除伤口疼痛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肺里有痰咳不出来，一咳嗽就剧痛；二是莫名出大汗，躺在床上就大汗淋漓。手术后，我在病房待了两个月，老伴翠蓉日夜守护，精心照顾，一刻也没离开病房。大女儿秋洪夜夜守候病床边，睡觉只能在躺椅上靠靠，白天还要去上班，其他的孩子们白天轮流值班照顾我，送饭、送菜、送汤。有一天夜里，老伴起来把脚腕扭伤，肿的厉害，也没有去看医生，只是买中药自己敷，好长时间才好。重病在身时，我深切体会到了家人的亲情和关怀。出院后，我很长时间都不能走路，孩子还为我买了两把帆布小靠椅，老伴每天陪我锻炼走路，她扶着我走一下，歇下坐一会儿再走。1998年，她又陪我到北京住院，半年后我的身体才慢慢恢复。

乐当病友的好会长

出院后，很多热心病友来看望关照，先是原武汉市化工局组织部长宋启珍来看我，当时她癌龄已有3年，还住过北京郊区密云的京华康复医院，治疗效果不错。她推荐我去该康复医院治疗。再是老病友刘松寒，当时她癌龄已10年多，有多方面抗癌、康复知识，是武汉癌症康复会副秘书长，也是热心康复事业，助人为乐的领头人。她陪我去京华康复医院治疗。她不仅指导我如何康复，而且要我加入康复会。1998年初，康复会首任会长冯传武因病去世，经刘松寒推荐，康复会集体决定由我接任武汉癌症康复会会长，从此，我走上了与癌魔抗争的康复之路。这会长，一任就是8年。

刘松寒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她的到来无疑于是雪中送炭。对我来说，她就像老天爷派来的救星，为我的康复到处张罗，还到北京帮我寻找医生。真是一个好病友！我之后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康复会。因为当时康复会没有会长，她觉得我当过多年干部，富有组织能力，也是癌友，所以努力帮助我恢复健康，并且推荐我当上了康复会会长。

对于担任会长这件事我是这么看待的。这件事不仅是为大众谋福利，也是帮助我自己积攒抗癌经验。当会长与当组织部长不一样，当组织部长是当领导，当康复会的会长是完完全全为会员服务。我们是非盈利组织，所以一切事情都要靠自觉，靠大家的力量。我们是弱势群体，我是弱势群体的头，我要发挥好我的作用，大家相信我，我才能够帮助大家。不像以前，管的都是些健康的人，也不是弱势群体，但是我现在这个工作需要更多的爱心，也许可以在里面发现更多的人才——“生病的人才”。我不仅需要给他们治病的方法、信心，还给他们组织活动，不仅管“治病”，还管“生活”，可以说比以前还忙。刘松寒曾经想让另外一位同志当康复会会长，但是被拒绝了，所以她说我是个有担当的人。担当这个词我是这样看待的。有担当和没有担当是有区别的，有的人的担当仅仅限于工作与金钱，有的人的担当还限于友谊等等，我是后者，我对与我有共同经历的人有担当，我对弱势群体有一部分担当，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做一点事情。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我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

会员康复活动内容丰富多彩，以充实活跃会员生活为主，让病友们快快乐乐抗癌，这一点很重要。癌症病人得病之后，如果背上思想包袱，整天想着自己的病，免疫功能下降，就很难恢复健康，有的甚至会使病情转移复发。因此，癌症病人在手术、放疗之后，保持乐观的心态，非常有利于恢复健康。全国癌症康复会总结经验，明确提出癌症患者康复的要点是“乐观的心态，平衡的膳食，中西医结合，适当的运动”。

根据这些要求，我们组织病友开展活动，主要是以下几项活动内容：一是组织会员晨练，练“气功”。病友们每天集体练功，既可让自己练功保持坚持不懈，又丰富了生活内容。练功间歇，还可以互相交谈，唱唱歌，讲个故事等，保持愉快的心情。市内各区公园、青少年宫都有我们的队伍，我也在其中。二是由各区安排，定期举办座谈会，交流情况，唱歌、跳舞，或互相交谈，叫做“话疗”。各区根据情况，一月一次，半月一次，或一周一次不等。三是举办专家讲座，讲抗癌、防癌、康复知识，现场咨询等。四是组织病友走访、互访，如区工委的领导看望重病友，老会员走访新会员并传授康复知识，帮助新病友放下包袱，消除心理障碍，等等。效果都很好，特别是新病友，需要关照。有条件的还组织会员郊游，如看梅花、牡丹等，有的还组织去河南漯河南街村参观。

再是每年元旦、春节，举办迎春晚会，请艺术团表演文艺节目，也由会员自编自演一些小节目。开始康复会每年召开一次大会，还发点小纪念品，各区成立“工委”后，由各区“工委”组织联欢会，我们康复会的工作人员，轮流到各区参加，还给各区一点资助。有几年，我连续参加各区的联欢会有五六场，有请必到。有时我上台唱一段京剧，有时还参加演出一些小节目。除上述活动外，我们每隔5年评选一次抗癌明星，并开表彰大会。抗癌明星的条件是：有5年的癌龄（医学界规定癌症病人，从确诊算起，生存5年，为临床治愈），身体健康，积极参加康复活动，对抗癌事业有贡献的人，经会员推荐评选，区“工委”审查同意，可被评为“明星”。近两年还由武汉《现代健康报》组织、市科协支持，公开评选抗癌博士活动，意在宣传防癌抗癌，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2002年我们做过一次统计，武汉癌症康复会近3000名会员，自建会十年来，死亡人数不到600人，死亡率仅为20%。病情稳定和康复者占80%左右，其中癌龄在5年以上的占54%，癌症康复组织之所以被癌症朋友称为癌症患者之家，就是因为癌症康复组织把癌症患者凝聚到一起，从心理治疗入手，消除恐惧心理，调整心态，保持体质不下降，通过精神交流、心灵沟通，使新老病友增强战胜癌魔的信心和力量。

我们根据会员的爱好与特长，组织他们排演一些小节目，组建了由癌友组成的“生命之歌艺术团”，为病友服务。组织爱好书画的会员办书画展、根雕展。充分发挥会员的特长。还常常组织会员郊游、联欢。有一次，我们在公园联欢时，不少群众来围观，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一群癌症病人时，都十分惊讶，说我们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哪像是癌症患者！

兴趣广泛心态好

在当好会长这个角色以外，我还注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这比吃药更重要，心态好就增强了免疫功能，不管什么情况下，我不烦不燥、不背思想包袱，快快活活斗癌魔。

我和老伴每年都去植物园参观游览，一起去看梅花、樱花、牡丹，听说武汉哪里有新景点，我们都去转转，接触大自然，开阔眼界，增加生活乐趣，品尝着“活着真好”的甜蜜。

康复之后，我和老伴每年都参加旅游团外出旅游一次，我还参加了武汉老干部书画研究会，并担任理事、顾问，从没有动笔画过画的我，经过学习，画了不少的画作，有的作品还被收入了“武汉老干部书画集”。

人生有时候真的变化很快。年轻时叱咤风云的人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几乎无用之人，好在我运气还算比较好的，跟癌症病魔斗了十几年，还遇到了像刘松寒这样热心快肠的人。癌症康复会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它又不是一个弱势群体，它把我们这些有病的人聚集到一起，但是我们又不是没有用的人，我们中的很多人能歌善舞，能写会画。我们只是在身体上弱势，在精神上并不弱势，有一些甚至是单位的骨干。我们能够在一起这么快乐，说明人都是有才华的，都是有自己的用处，只是需要一个舞台去发挥而已，当你交了更多的朋友以后，你会变得更快乐，获得精神的愉悦。

我的经历让我自信、自豪，所以就当病魔来临的时候我也没有被吓倒。我知道自己会战胜病魔，这与我年轻时参加的战争相比不值一提。人生经历过坎坷、成败之后被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东西遇见了，这不是很好笑吗？可是就算它和你过往的经历无法相比，你也得承认：在你人生的末尾，它就是主宰，甚至让你痛不欲生。我接受了得癌的事实，我把它当做一件大事来完成，最后我还是会很欣然地看待它。

抗癌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家里一个人得了癌，一家人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并肩作战。有的家庭有癌症基因，一家人几个癌症，这就要求更乐观的心态对待。刘松寒就是个例子，他们全家5个癌，一样的基因，但是只有她活到了90多岁，她的孩子都不在了她还在，只能说明她乐观的性格战胜了病魔。

总之，抗癌事业是社会性事业，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癌症发病率还在上升，医学上还没有取得彻底根治癌症的办法。科技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癌症这个病魔，终究是会被攻破的。今年我已进入80岁的高龄了，癌症康复会会长的担子，应该让给年轻又热心于抗癌事业的同志挑了。经过认真挑选和充分酝酿，抗癌协会推荐出新一届领导班子入选后，我主动辞去了会长职务。新的领导班子，还给我颁发了“特别贡献奖”。8年的抗癌协会工作虽告一个段落，但康复之路还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