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货币理论看人民币的贮藏手段机能

从马克思货币理论看人民币的贮藏手段机能

一

马克思是科学的货币理论的首创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甚至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这样一些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优秀代表，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不理解商品及创造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不理解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实质；多虽然曾经模糊地认识到货币是一种商品，但从未揭示过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也不能全面发现货币的各种不同机能。货币的机能，在他们的视野中，只是残缺不全的某些断片。^[1]

马克思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从未尝试过的伟大工作，那就是从商品价值的关系中揭开了货币的谜。马克思在研究了商品和价值以后，“进而研究了商品和货币的关系，论证了商品及商品交换，是怎样并且为什么、会必至于由它的内在的价值性质，产生商品与货币的对立”。^[2]马克思从商品交换和价值形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了迷人视觉的货币形态，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3]

马克思的完备无遗的货币理论，清晰地指明了，货币并不是为了便利交换而采取的技术手段（如亚当·斯密，他津津乐道的是，“货币是交换工具，是流通和商业的车轮”），而是在商品经济固有矛盾增长的基础上，自发地从商品界分离出来充作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等价物的历史形式之一，它本身体现着社会劳动，并表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阐明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以后，进而分析了货币在单纯商品流通领域中所取得的各种机能。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货币的两种基本机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指出：“一种商品的变成货币，首先因为它是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4]以后，分析了反映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货币的其他机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货币的机能是货币商品本质的各种特殊形态，是货币本质的反映；货币机能的发展，表明了商品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货币的发展，而货币的发展，反转来又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因为篇幅关系，本文仅探讨货币的一种机能：贮藏手段。

二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就是它的流通手段机能。“货币充作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自身的运动形态。”^[5]货币的不息流通，反映了商品的不息运动。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的处于不动状态的另一机能，这就是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流通过程在个别时间中断造成货币流通的停顿，货币就变为贮藏货币。马克思就是在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中断，商品在它的金融形式上停滞不进时揭示了有别于流通手段的货币贮藏的。马克思指出：“商品形态变化系列一经中断，卖没有被继起的买作为补充，它就会被冻结或如布瓦歧尔培尔说，由可动的变为不动的，由铸币变为货币。”^[6]所以，只要商品转化为货币，实现了第一形态变化以后，没有再转化为商品，去完成第二形态变化，那么，作为第一形态变化结果的货币，就会从商品流通中沉淀下来，成为贮藏货币。

为什么货币能发挥贮藏手段机能？货币的贮藏手段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货币之所以能成为贮藏手段，因为它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是交换价值唯一有效的存在，用货币可以随时买到任何商品，而且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可以贮存。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金银的形式上，财富是经久的，因为交换价值以不朽的金属形式存在，……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而且不论在何时何地都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商品，却只是当时当地的财富”。^[7]因为货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有这样大的作用，所以大家都想贮藏货币，而货币贮藏手段的实质就是利用它来积累和贮存价值。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积累是借贮存各种生产物形式实现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积累实物的需要逐渐减少，被贮存货币的形式取而代之。因为：第一，货币可以买到任何商品；第二，货币可以无限多的贮存，而生产物则不能。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初期，只有剩余的生产物才变成贮藏货币。马克思写道：“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生产物中并非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部分的形式，……正是生产物的这种剩余或过剩，构成商品交换的固有范围。……这种剩余的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社会财富而保存时所采取的第一个形式”。^[8]，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贮藏的“必要和情欲”也随着发展。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只是某些特殊的商品种类，他的多方面需要要依靠其他许多商品生产者。生产和售卖要费时间，会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要不卖而能买，那自然要以前曾经卖而不买”，^[9]以便准备必要的货币作为以后的购买手段。这种贮藏货币的必要性，是与商品经济的特点分不开的。在有商品流通的地方，就会有货币贮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商业进行的一切点，都有金银贮藏，不过程度不等。”^[10]在私有制社会中，还存在着刺激人们贮藏货币的无限欲望，那就是掌握货币，不仅可以获得任何物质财富，而且还可以提高社会地位，增加支配别人的权力。

贮藏货币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马克思指出了货币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货币贮藏者的永不休止的积累动力以后，极其形象化地比喻货币贮藏者是和贪婪的征服者一样，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仅仅是征服一个新的国境。

贮藏货币，发生于资本主义以前，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金属货币和金银制品都是贮藏手段。但当时的商品经济尚不发达，货币贮藏采取极简单极原始的形态，基本上是死藏，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窖藏，即将金银经久地埋藏于地下。马克思指出了它的原始性质：“为货币而积累货币，实在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即社会劳动生产力超过普通需要界限而发展的野蛮形式”；^[11]也指出了它的消极作用：“如果贮藏货币不是不断地趋向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它的货币精神将离它而去，它将变成流通过程的灰烬，流通过程的残滓。”^[12]可见这种货币贮藏与社会的发展不能相容，因为它将社会财富变成死物，没有发挥它在社会生产中应起的机能作用，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日益减少。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贮藏，无论在其目的、作用和形式上都有不同于过去社会的特点。第一，前资本主义的货币贮藏者只是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来，当作单纯的财富贮藏起来，目的在于保存价值。但资本家却不是死藏货币，而是将它存入银行，或积累到一定数额后投入生产，以增殖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贮藏货币成为“潜在的货币资本”。马克思指出了这种发展过程：“说到货币贮藏过程本身，那原来是一切商品生产共同的，但以自身为目的的货币贮藏，只在不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形态下，有它的作用。但在这里，贮藏货币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态，货币贮藏则表现为一个与资本积累暂时陪伴着的过程，因为在这里（而且在这个限度以内）货币只是当作潜在的货币资本……”^[13]第二，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最发展的形式，商品交换成为普遍联系的社会过程。同这种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货币贮藏的形式和方法也起了变化。“当作独立致富形态的货币贮藏”^[14]日益少见，而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货币贮藏却增加了”。^[15]同时货币贮藏不再是“无限零散的、散布在国家的整个表面”，而是“集中到银行准备库中”。^[16]货币储藏一般采取各种准备金形式。

当然，不能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不可能发生死藏货币的现象。“当社会物质代谢发生动荡的时候，就是在发达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发生把货币当作贮藏货币而窖藏的事”。^[17]但这绝不是经常现象，在暴风雨的震荡过去，社会生产转向常态以后，死藏货币的现象又会消失。

为了增加货币贮藏，就必须尽量多卖少买。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要想多卖，就必须多生产，要想少买，就必须节约自己的消费。“如果勤劳是货币贮藏的积极条件，那么节俭便是货币贮藏的消极条件。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等价物，取特殊商品或使用价值形式的越少，那么取货币或交换价值形式的就越多。因此，要占有一般形态的财富，就要放弃具体现实的财富。”^[18]马克思还以讥讽的语调说：“因此，勤劳，节俭，贪吝，成了他的主德。多卖少买，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19]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贮藏货币自发地调节着货币的流通，起蓄水池作用。

货币之执行贮藏手段机能，虽然为小商品生产的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进而为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准备了潜在的货币资本，因而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但货币既是社会财富的代表，贮藏货币又可能转化为资本，谁积累更多的货币，谁就拥有更大的权力，因此，货币的发挥贮藏手段机能，促进了商品生产者的阶级分化及商品经济的矛盾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也执行贮藏手段的机能，但其实质发生了不同于过去社会的根本变化。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货币贮藏始终是私人手中财富的贮藏形式，货币有超人的无限的权力，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贮藏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积累和储蓄手段，货币资金积累不会成为“潜在的资本”。也不存在竭力把货币贮藏起来的无限欲望，因为有了货币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消费品范围内，由于国家的计划分配，即使有大量货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取得消费品。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贮藏金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基本上消失了，金银作为贮藏手段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采取金银准备金的形式，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因为金银不能自由买卖，也不允许投入流通，所以除了一部分用作装饰品外，个人的金银贮藏的唯一出路是售换给国家，成为国家所有的准备金。

三

在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上，对下面两个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一、贮藏手段的机能形态有哪几种？有何区别？二、纸币能否代表金属货币充当贮藏手段？人民币有否贮藏手段机能？

现在，先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即贮藏货币的几种机能形态及其区别。

马克思在着手分析贮藏货币时，^[20]开头就指出，商品出卖以后，不继以购买，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而处于静止状态，就成为贮藏货币。我认为充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各种不同的贮藏货币形式的最一般规定，展现了它们的同一性，指明了它们之所以都是贮藏货币的共同基础和根本原因，因而，是正确认识贮藏货币实质的枢纽点。我是这样领会马克思的原意的：只要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后，没有再转化为商品，而从商品流通中沉淀下来，就是贮藏货币。至于所采取的形式差别和沉淀的时间久暂，并不影响贮藏货币的实质。众所周知，铸币准备金和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是有区别的，但马克思概括它们所以都是贮藏货币的共同特点时，写道：“铸币准备金和贮藏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指贮藏货币——引者），只因为是非流通手段，而它们之所以成为非流通手段，只因为它们不去流通。”^[21]马克思还指出所有的准备金形式都是贮藏货币，因为它们都是流通过程的沉淀物：“……说到货币贮藏的形成，只要它是为国内贸易或国外贸易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基金，并且同样只要它不过是暂时休止的资本的形态，它在这二场合，就都不过是流通过程的必然的沉淀物。”^[22]

各种不同的贮藏货币形式，有共同基础，当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具体差别。马克思是用科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说明货币贮藏手段机能的。他在紧接着“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之后的“货币贮藏”一节中，先阐述从流通手段派生出来的贮藏货币形式，讲到“支付手段”时，分析了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贮藏货币形式，以后讲到“世界货币”时，又提出了作为世界货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形式。不管是《资本论》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是这样的分析顺序，缜密谨严。特别在《资本论》三卷中，除了在第三章较集中地分析贮藏货币问题外，还在其他许多章节中，就资本主义条件下贮藏货币的特点，进一步分析了贮藏货币的各种不同形式。^[23]从而给我们在贮藏货币问题上的完备无遗的全面认识。

我认为认识贮藏货币时，应该防止两种不能认为是符合马克思原意的片面理解。一种是孤执一面的，仅仅认为：《资本论》第三章第三节A货币贮藏中分析的才是贮藏货币，将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看成全部，否定了贮藏货币的其他形式。另一种是，仅仅株守在贮藏货币的共同点上，不具体分析各种贮藏货币形式的不同特点，只知道发生贮藏货币的根本共同原因，而忽视了互有差别的各个直接原因。

流通过程中断的沉淀物货币，就是贮藏货币，这是无可置辩的，否认了这个形成贮藏货币的根本原因，那就会在贮藏货币的认识和分析上，寸步难移。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不进而分析各种不同的贮藏货币的直接发生原因、特点和形式，那当然不能认为是全面深刻地理解贮藏货币问题。

贮藏货币是有各种不同形式的。马克思在分析了货币的支付手段机能后，指出贮藏货币有“独立致富形态”和“支付手段准备金形态”，^[24]在全部分析了货币的五种机能后，更进一步指出准备金的多种形态和它们的不同的直接发生原因。马克思这样写道：“每一国既然都要为它的国内流通有一个准备基金，又要为世界市场的流通有一个准备基金，所以，货币贮藏的机能，一部分，是由于货币充作世界货币的机能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货币充作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机能发生。”^[25]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指出，因为作为贮藏货币的准备金有多种形式，因此它们也就相应地被分别锁在……各种准备库中——铸币的、支付手段的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库中……^[26]

可见，货币之转化为贮藏货币，是有种种不同的直接发生原因的。在都是贮藏手段这一共性之下，各种不同的贮藏货币形式又各有其特殊性。根据它们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不相同的机能，我认为贮藏手段实际上有四种：作为“独立致富形态”的货币贮藏；作为流通手段准备的货币贮藏；作为支付手段准备的货币贮藏；作为世界货币准备的货币贮藏。

一、作为“独立致富形态”的货币贮藏。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贮藏，“《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一节A货币贮藏”中所分析的就是这种货币贮藏，是指从商品流通中脫离出来和完全静止下来的货币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货币贮藏形式也可称之为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贮藏货币。它是作为社会剩余财富、剩余商品的一般保存形式，是使用价值超过额的一般保存形式，马克思说：“这种剩余的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27]它是单纯地作为价值体或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被货币贮藏者收藏、积累，它们表现得最突出的贮藏方法是窖藏，即“由此变成了地下的经久的贮藏货币，与商品所有者发生着一种完全秘密的私的关系”。^[28]是一种为货币而积累货币的原始的野蛮的贮藏形式。马克思指出了这种货币贮藏形式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商品生产尚不发达，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日益减少。这种贮藏货币与通货准备金不同（通货准备金，在后面会谈到，是由停止的通货组成，即由用来流通但暂时中止周转的货币组成），它不是一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它既不在流通中，也不是准备即将投入流通，而是已完全静止下来，单纯作为价值体被贮存。贮存者的直接目的，不是要将它投入流通。但它却是一国货币总量的构成部分，因为它是国内现存金银量即货币的一种存在形式，金银是货币商品这一客观社会规定性，使它的物质实体当作货币被贮藏。当流通中的货币周转需要大大增加时，像一种强制贯彻下去的力量，会逼使它的所有者将它投入流通。马克思指出它的机能是起自发调节流通界货币量的蓄水池作用，“是流通的货币依以流入和溢出的水路，它使货币的流通水路不至于泛滥”。^[29]

这种贮藏货币的形成，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说，是由于“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动”。^[30]应该怎样正确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真正含意呢？我认为不应该作出这样理解，说它和商品流通毫不相干，因为第一，那会将贮藏货币看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凭空产生的自在之物，背离了马克思的贮藏货币形成原因的分析——从商品流通中沉淀下来。第二，还会在关键性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伟大天才发现，即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因为货币的出现离不开商品交换，而反映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关系的贮藏货币，更离不开商品流通。我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货币从商品流通领域脱离出来，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成为这种“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只是由于货币贮藏者的个人活动，发生于流通界之外的与货币发生着一种完全秘密的私下关系的活动，既不作为各种准备金来使用（如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准备金），更不直接投入流通，而是使它完全静止下来，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较经久的保存形式。

马克思分析这种货币贮藏的特点说：“不能把贮藏货币同铸币准备金混为一谈；铸币准备金本身是经常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贮藏货币与流通手段的积极关系，却以那个货币总量的减少或增加为前提。”^[31]

众所周知，先前社会的死藏货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不多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态，而且大多采取准备金的形式。除了金银饰品等较经久的贮藏货币形式仍然存在外，完全静止下来的贮藏货币，已经很少看到。但是马克思还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相当于这种形式的贮藏货币和其他几种准备金形式的贮藏货币分开。马克思指出积累中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是“货币形态上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32]而且将它与前资本主义的相当的贮藏货币形式作类比，说：“……因为它们会停止货币的运动，使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的能力。……在简单商品流通内，远在它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以前，我们就已经有了货币贮藏了；……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当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的要素了。”^[33]

二、作为流通手段准备的货币贮藏。商品出卖以后，如果卖者不立即购买或者把货币分为前后几次进行购买，这时原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就会全部或一部地暂时离开了流通领域，从流通中的铸币变为静止的货币，采取了流通手段准备的贮藏货币形式。这种贮藏货币，马克思称之为“机能中止了的铸币形式”。^[34]称之为“暂歇的铸币”和“铸币准备金。”^[35]

马克思指出这种贮藏货币的特点时说：“货币要当作铸币而不断地流通，铸币就必须不断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它的不断有或多或少的一部分停滞不进为条件，以流通内部到处发生的、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的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个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与恢复，不断地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地消失着，它的消失不断地发生着。……这里，货币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铸币总量的个别构成部分，总是一时以这种形式、一时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第一种转化，仅仅是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36]可见其特点是：第一，从流通内部发生，即由暂时中止周转的货币构成。其形成仅仅是“铸币的技术性的滞留”，^[37]或快或慢地终将被再投入流通，充当流通手段。形成的原因和它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规定了这种贮藏货币形式的特征。第二，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货币的流通手段机能。在商品的不断流转，从而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的不息周转中，必然会形成铸币准备金，亦不能不有铸币准备金。因为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卖和买的统一过程是通过卖和买的经常分裂而实现的。与直接的物物交换不同，卖和买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分开的，不形成铸币准备金，没有它的存在，不断的商品流转是不可想象的。第三，它不断交替变化着自己的形式——流通手段和流通手段的准备金。是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一种贮藏货币形式，所以是“经常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一个构成部分”。^[38]

三、作为支付手段准备的货币贮藏。它的形成导因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机能。为了偿付到期债务（包括不是从商品流通中发生的如偿还货币借款、发放工资；缴付货币地租和其他货币租税等），就要有一定数额的货币准备，马克思称之为“支付手段的准备基金”。^[39]这种储藏货币形式与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显然不同，后者发生在流通之外，而它发生在流通之内，是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一种贮藏货币形式，因为它的形成与铸币准备金有这种共同点，所以共同构成了国内流通的准备金。但它与铸币准备金又有区别。铸币准备金发生于货币的流通手段机能，仅仅是技术性的滞留，暂时地中止周转，而它发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机能，是有意识地闲放起来或逐渐积聚起来，为的是到期时能够支付。它也是一国的货币流通总量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说明这种储藏货币的特点时写道：“就支付来说，它又需要有一笔准备金，需要把货币当作支付手段来积累。这种准备金的形成，不像贮藏货币那样是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动，也不像铸币准备金那样仅仅是铸币的技术性的滞留，而是必须把货币逐渐积聚起来，以便在未来的一定支付期限有现成的货币。因此，如果在抽象形式上当作致富之道的货币贮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那么，这种为交换过程所直接需要的货币贮藏却增加，或者不如说，一般在商品流通范围之内形成的贮藏货币的一部分，吸收起来当作支付手段准备金”。^[40]

四、作为世界货币准备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储藏是为了应付世界货币需要，采取“世界货币准备金”形式。它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货币贮藏。也不同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它是一国货币总量的一部分，但不是一国货币总量的国内部分。因为它既不是国内的货币流通总量的一部分，也不是国内的与流通无关的贮藏货币，而是一国货币总量的对外部分，是用于对外需要的一种贮藏货币形式。它的发生，虽然也导因于商品流通，但不是国内的商品流通，而是国际之间的商品流通，即从世界货币的机能中产生，是潜在的世界货币。马克思这样说明它的特点：“同国内流通一样，国际流通也需要有一个不断增减的金银量。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中的一部分当作世界货币准备金，这笔准备金，随着商品交换的增减而时虚时满。”^[41]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贮藏货币有四种形式，即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和三种准备金形式的贮藏货币。它们都是贮藏货币，只不过是形式上不同的贮藏货币。所以都是贮藏货币，因为相互间有质的同一性。第一，其发生原因，归根到底都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国内的或国际的），都是商品流通的沉淀物。第二，沉淀以后，都或长或短地不去流通，不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但它们之间又有差别。第一，发生的直接原因不同。流通手段准备金发生于货币的充作国内流通手段的机能；支付手段准备金发生于货币的充作国内支付手段的机能；世界货币准备金发生于货币的充作世界货币的机能；而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是发生于“流通本身之外的活动”。第二，脱离商品流通领域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原来意义上的货币贮藏是完全静止下来，（当然也不能在绝对意义上理解）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较经久的保存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表现为积累基金形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是机能中的货币资本的成分，而是在积累预备阶段中的资本的成分，是尚未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成分”。^[42]支付手段准备金是在一定时期内脫离了流通界，流通手段准备金只是暂时地中止周转，至于世界货币准备金则视世界货币的不同机能（一般的支付手段，一般的购买手段、或财富一般之绝对的社会体化物）和一国的支付差额状况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脫离了流通领域（国际之间的商品流通）。第三，机能不同：不同的发生原因，决定了它们的不同机能，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终将被再投入流通，充作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种准备金形式“……是机能中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从而，是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一部分的存在形态），这个部分是要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机能的”。^[43]世界货币准备金用作世界货币。马克思这样说明三种准备金的机能：“……贮藏货币有种种不同的机能：它或是当作支付手段（国内的到期的支付）的准备基金；或是当作流通手段的准备基金；最后或是当作世界货币的准备基金”。^[44]最后，“独立致富形态”的贮藏货币则作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保存形式，并起着流通货币量的调节器作用。根据个人的粗浅领会，能够起调节器作用的，只是这种贮藏货币形式而不是几种准备金。因为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A“货币贮藏”中分析的只是这种贮藏货币形式，还没有涉及其他几种贮藏货币形式，在分析的末了，马克思指出，“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实行着种种的机能。它的第一种机能是，……蓄水池……”。^[45]（着重点是我加的——引者）马克思在这里阐述的第一种机能，是针对“独立致富形态”的贮藏货币而言的。但马克思同时还伏下一笔，指出货币贮藏实行着种种机能，那么除了这个第一种机能以外的其他几种机能是什么呢？马克思留待以后分析了贮藏货币的其他几种形式时，又陆续地加以揭示。第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是国内的货币流通总量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再起流通货币量的调节器作用。世界货币准备金，是一国货币总量的对外部分，是与国内的流通无关的贮藏货币，自然也不可能起国内流通货币量的调节器作用。马克思一再指明，起调节器作用的条件是“国内现存的金银量……必须比铸币机能所包含的金银量更大”。^[46]而这个条件是由这种原来意义上贮藏货币的存在而具备的，“独立致富形态”的贮藏货币是一国国内的货币总量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处于流通中，不是货币流通总量的构成部分。因此，只有这一部分贮藏货币才能起流通货币量的调节器作用。第三，从“一国货币总量”的角度考察，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是一国货币总量中的货币流通总量的构成部分，它们“……是在不绝的流动中，它会不断注入流通内，又不断从流通流回”。^[47]而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则是一国货币总量中与流通不发生直接关系的那一部分货币，至于世界货币准备金则是一国货币总量中的对外部分。

将贮藏货币区分为以上四种形式，绝不是与现实经济生活漠不相关的单纯理论抽象，而是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我国，货币流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正常的货币流通是顺利发展商品流转、加强经济核算，巩固信用关系和巩固国家预算稳定性的重要条件，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关于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的公式，是国家银行借以确定国民经济对现金需要和对货币流通进行调节的客观规律。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应等于用现金出售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其他现金支付总额除以货币的周转速度。国家银行计划组织货币流通时，应该首先充分考虑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否则，就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是，在一定时期中，国家发放的货币，也不能仅仅相等于这个数量，而应该大于它。因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满足流通界现实需要的货币数量公式，那是指处于经常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并不包括处于流通之外的贮藏货币。因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或发行量，只能与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中的货币量相等。有些同志振振有词地说：“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就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或发行量公式，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另外一个公式。”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是将两个虽有联系但究有区别的问题合二为一，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贮藏货币理论，一国的货币总量必须比流通总量大。其原因是，除了世界货币准备金外，还存在着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明这种贮藏货币的存在，使一国的货币总量必须大于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第一卷第三章中指出：“如实际流通的货币量，要不断适应于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国内现存的金银量就必须比铸币机能所包含的金银量更大。”^[48]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中分析积累基金时（按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条件下准备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看作是一种原来意义上的货币贮藏形式），不但指明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比现实流通中的货币部分大，……”。^[49]“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设流通速度等等是相等的），不仅对于能动的流通要是充分的，并且对于当作准备的货币贮藏也要是充分的”。^[50]同时，还指出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的商品生产社会，如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条件下。^[51]所以只有在国家发放的货币总量大于现实流通中的货币量时，居民的贮藏货币才有可能。当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更多货币投入流通时，现金量与流通需要量才能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居民的货币贮藏大都存在国家银行中，采取储蓄的形式，但问题的实质依然不变。（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综上可见，货币的发行量可以多于实际流通量，马克思关于货币必要量的分析，是以待实现的商品总价格和现金支付总额来计算的，也就是流通中货币必要量只以参加实现商品和其他支付需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为限，并不包括贮藏手段的货币，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应该加上贮藏在居民手里的货币数量。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时，就须在实现商品总价格与其他支付需要的货币流通必要量之外，再作适当的发行，以适应贮藏需要，不至于因货币沉淀而影响国家建设资金和商品流转等等的货币周转。我认为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情形是这样，即使在不是金属货币而是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只要纸币稳定地代表金属货币，纸币的稳固性有充分保证，情形也可以是这样。这里联系到一个问题，即纸币能否充当贮藏手段问题，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充当贮藏手段的问题，本文第四部分打算加以探讨。

四

纸币能否代替金属货币充当贮藏手段？人民币有否贮藏手段机能？在这一问题上，国内经济学界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纸币（或人民币）不能充当贮藏手段，有的则认为能够。现在我也来谈谈个人的粗浅之见。

实际生活证明，我国现在流通着的唯一货币——人民币，是当前世界上最稳定的通货之一。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一般等价物作用，是国家计划领导的重要经济工具。

有人认为人民币不同于一般的纸币，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属于信用货币类型的货币符号。^[52]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必妥当，因为信用货币（银行券），是从货币的支付手段机能产生的，是一种可以兑换金银的货币符号，而国家纸币，马克思所称的狭义纸币^[53]，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机能产生的，它不能兑换金银，由国家发行，强制地投入流通，其特点是具有强制的通用力。人民币按其特点来说，不是前者而是后者。^[54]

人民币是以纸币形态作为自己的存在形式的。既不是金属铸币又没有什么兑现措施，也没有规定一定的含金量，或者和有含金量的外国货币建立固定的比率。那么，人民币是否与贵金属完全割断联系不再代表金属货币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无法理解人民币的各种机能，人民币为什么能够完成着货币的一切运动和人民币流通的规律性。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作为价值符号的纸币是从货币的流通手段机能产生的。马克思精辟详尽地分析了金属货币逐渐被纸币代替的演变过程，指出这种代替，“……最初采取磨损金铸币的形式，而后采取金属辅币的形式，最后采取无价值的记号、纸片、单纯的价值符号的形式”。^[55]流通中的实价货币所以能够被纸币所代替，是因为货币之执行流通手段机能，仅仅是商品流通转瞬即逝的媒介物，人们接受货币，只是为了马上再把它用出去，买别的东西，所以，人们关心的并不是流通手段本身有无价值，而是能否起媒介作用。马克思说：“它（金）只在充作铸币或流通手段的机能被孤立或独立化的限度内，能够被代替。……商品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在此，只是一个很快就归于消灭的阶段。它会立即再由别的商品代替。所以，在这个使货币不绝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别个人手里的过程内，单有货币的象征的存在，已经很够。货币的机能存在，可以说已经吸收了它的物质的存在。”^[56]

纸币只是价值符号，并不意味着它与金属货币割断了联系。因为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不能执行商品的价值尺度机能，纸币流通时的价值尺度，仍然是金属货币。“纸币只在它代表金量的限度内，是价值记号”^[57]。纸币之不能离开金属货币，还明显地表现在它的流通规律上。纸币的流通规律是以金币的流通规律为基础的。“纸币的发行，必须被限制在没有纸币作为象征的代表时，现实流通所必须有的金或银”。^[58]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金币流通量多少倍，纸币就会相应贬值多少倍。所以，纸币单位所代表的含金量（或含银量）等于流通中所必要的金属货币量除以纸币数量。

由此可见，以纸币形态作为自己存在形式的人民币不可能与金属没有联系，否则人民币就不可能与各种各样商品建立起价值关系，（通过金属货币间接地发生）人民币的发行量便无法计算。国家也不可能将人民币作为计划领导的重要的经济工具。

近年来，当我国经济生活中发生了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一定差距时，物价便有波动，要求将人民币限制在所必需的金属货币量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刻显现出其客观作用。这不是雄辩地证明了人民币和金属货币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仅仅是它的替身和符号吗？所以，我认为人民币不能不是一定金属量的代表，至于代表金，还是代表银，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

人民币不但能执行流通手段的机能，它同时还执行着支付手段机能，这些，都是不容置辩的经济生活的现实。那么，人民币有否贮藏手段机能呢？不承认人民币能充当贮藏手段的同志，持以下两点理由：第一，贮藏货币就是贮藏财富，所以只有足值的货币才能执行贮藏手段机能。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是无条件无限期的，人民币是纸币，本身无价值，只是价值符号，人民币有许多天然的不适于贮藏的特点（或缺点），如火可以焚烧，鼠可以咬碎，因此人们不会把它贮藏起来。第二，贮藏货币是指货币脱离流通界，较长期的沉淀下来，保留在居民手中的货币不管其保留时间的长短，都应该看成是待用的，只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不能认为是退出了流通界，不能算作真正的贮藏货币，而存在银行的储蓄会经由银行很快地转化为流通手段，所以只能说人民币是一种储蓄手段，而不是贮藏手段。

我认为以上两点值得商榷。

首先，认为只有足值的货币才能执行贮藏手段的机能，在理论上是没有根据的，在实践上也不可能无条件地得到证明的。当金银铸币流通的时候，货币贮藏当然表现为贮藏金银，因为贮藏金银优于贮藏其他商品。但当金银已被禁止流通，禁止私下买卖，纸币已成为国内唯一的现实通货，而且在全国人民中赢得了高度的威信，有长期的稳定性，如果有人在这种货币流通条件下，还振振有词地说，只有金银才能充当贮藏手段，显然是一种无视现实的主观想象。要知道在这种货币流通条件下，人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必要去追求金银贮藏了。要想贮藏能购买任何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只有贮藏纸币，人们也乐于贮藏纸币。货币贮藏的实质所以是积累财富，保存价值，乃因为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有了货币可以买到任何商品，人们贮藏货币的真正目的也就在这里。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人们并不是为贮藏金银而贮藏金银，而因为金银是货币才贮藏金银，马克思说：“商品不是只能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就是说，不是只能在货币材料中被保存，不过金银却是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59]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贮藏的性质时也明确地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的形成，不是目的，只是……结果”。^[60]可见，贮藏金银是一种手段，一种现象，其真正目的，在于保存价值，积累财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分析有关货币问题时，一般都假定是在金属流通条件下。在《资本论》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马克思一开头就说明他的分析是“到处都把金当作货币商品来假定”。^[61]以后第二卷里，在许多地方也指明了是金属货币，在第三篇“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专设一节分析货币材料金的再生产，马克思还将贵金属的充足供给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之一，^[62]指出“资本积累必须伴随着货币材料贵金属的追加供给”。^[63]因此在阐述贮藏货币时，自然都是分析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的金银贮藏。但马克思并没有指明，说只有金银才能充当贮藏手段。马克思在分析货币贮藏手段产生的条件时就曾指出：“货币贮藏的机能，一部分是由货币充作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机能发生，一部分是由货币充作世界货币机能发生。在后一种机能上，必须有现实的货币商品，那就是具体的金和银。”^[64]在第三卷又指出了为了国际之间流通，“货币必须常常在贮藏货币形态上，常常在它的金属身体上面”。^[65]马克思强调了作为世界货币准备金的贮藏手段必须是现实的金和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世界市场上，货币必须脱去它的本国制服，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式。因此，作为世界货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当然不可能被只不过在国内具有强制通用力的价值符号——纸币来代替，而必须是以重量计算的金和银的自然形态。但马克思并没有肯定说，其他几种形式的贮藏货币非金银不可。相反地，马克思曾经指明纸币、银行券等本身没有价值的符号，可以充当贮藏手段。如“一切在银行外面的银行券，无论是在流通中还是在私人的贮藏上……”^[66]（着重点是笔者加的——引者）又如，马克思指出，采取银行准备基金形式的贮藏货币，“有一部分，是由纸券或单纯的兑金凭证构成，其本身无任何价值”。^[67]

由此可见，我们在理论上，是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除了世界货币准备金以外，其他几种贮藏货币形式，（流通手段准备金，支付手段准备金和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都可以用纸币来代替。

也许，有同志能够同意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之可以用纸币来代替，但不能同意原来（或通常）意义上的贮藏货币也可以用纸币作替身。难道现实的经济生活，真的为这种论断提供了证明？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有着本质差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和保证货币稳定性的方法，也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是在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自发进行的，货币稳定性的唯一可能保证是黃金贮备。但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总危机震撼着整个资本主义基础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就根本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和巩固的货币体系。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流通着的货币都成为不能兑现黄金的纸币。江河日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及其经常利用通货膨胀来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纸币，处于经常的不稳定中。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流通和货币的稳定性，展现出一幅与资本主义制度迥然不同的新景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流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过程。货币流通的计划，给货币的稳定性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条件。同时，社会主义制度还拥有非资本主义制度所可能有的保证货币稳定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货币稳定性的保证，不仅由于国家拥有黃金贮备，更重要的，是国家所掌握的，按照固定计划价格投入商品流转中的大量商品。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流通着的货币也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但由于货币流通的计划化、纸币的稳定性和禁止金银流通，使得居民贮藏纸币，有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在纸币成为唯一通货，又稳定代表金属货币时，人们是会去贮藏价值符号（纸币），以它来象征价值实体以达到保存价值，积累财富的目的。在这种货币流通条件下的纸币，（如我国的人民币）完全能够充作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完全能够在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机能的基础上执行贮藏手段机能。贮藏价值实体金银和贮藏价值符号纸币只是货币贮藏手段机能在不同的货币流通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不同现象而已。持“只有金银才能充当贮藏手段”见解的同志，实际上是将现象视作本质，将手段看成目的，将结果看成原因的混淆不清，不能认为是全面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丰富的货币理论遗产，也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在我国社会中，长期贮藏人民币的（一般存在银行，也有藏在家中）大有人在，这是雄辩的经济现实，试问这难道还不足表明人民币有贮藏手段机能吗？

当然，在纸币不断贬值时，人们需要贮藏财富，就不会再去贮藏纸币而会去贮藏其他的合适的商品。我国在1950年以前，物价不稳，人民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那个时候，把货币长期贮藏在家中的就极少见，人民银行办理储蓄存款时，也不得不以折实计算，（如折实储蓄存款，保本保值储蓄存款）但是以此为依据，说人民币（纸币）之成为贮藏手段不是无条件的，因此不能有贮藏手段机能，那是仅见其一，不见其余，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暂时现象视为一般。因为这种现象，毕竟不是反映社会主义制度特点的长期大量存在的现象。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例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和我新中国成立初期遭受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的一个短暂时期，才会发生这种暂时的币值不稳定现象。

其次，认为无限期的贮藏才是贮藏货币，值得商榷。什么是贮藏货币呢？马克思一再指明了贮藏货币的实质是，商品出卖之后，不继之以购买，货币从流通中沉淀下来。至于贮藏时间的长短，并不改变贮藏货币的本质。众所周知，支付手段准备金特别是流通手段准备金形式的货币贮藏，在期限上当然不能与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相比拟，但马克思仍然肯定它们之为贮藏货币。即就后者而言，也并不是都无限期地处于贮藏状态中。虽然，与几种准备金形式的贮藏货币相比较，它是较长期地沉淀下来，但是，贮藏期间的长短差别仍然不可避免，马克思也指出过，它们是“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失去流通的能力”。^[68]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下，贮藏货币的目的作用和形式是不同的，这就不能不对贮藏期间带来影响。资本主义以前，贮藏货币基本上是较经久的死藏，贮藏期间较长。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贮藏货币成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和资本积累暂时陪伴着的过程，因而贮藏期间当然不能与资本主义以前相比拟，但马克思仍然将它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相当形式并列，认为它是原来意义上的贮藏货币。

再次，谓人民币的天然特点，不适宜于充当贮藏手段，并据此否认人民币的贮藏手段机能，我认为也不正确。因为第一，人民币即纸币的天然特点是物的自然属性、自然现象，而贮藏货币是物的社会属性，社会现象，是通过物反映一定生产关系的社会机能。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人们之贮藏金属货币，并不是金银的自然特点决定人们去贮藏它，而因为金银是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如果金银不是货币，不能购买到任何其他东西，人们也不需要通过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获得物质资料，货币在社会中失去了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的迷人视觉的魔力，是否人们还会去贮藏金银呢？列宁不是指出，“当我们将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筑成一些公共厕所”吗？^[69]当然，货币的天然特点是会影响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的，但那只是贮藏期限、方法等技术性问题，但绝不是决定贮藏手段机能的本质条件，否则，无异于用自然现象来说明社会现象。何况，货币的自然特点适宜于贮藏与否，也是极其相对的，说人民币是纸币，火可以焚烧，鼠可以咬坏，会影响真正价值的保存，那金银在贮藏中，也难免不会发生破损，许多偶然的原因和不可抗拒的自然事故，都有可能使存在于金银身上的原有价值发生耗损。第二，纸币的流通是与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分不开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银行制度扩大的结果（……）从前私人贮藏的货币或铸币准备，就在一定期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70]即不再无限期的在自己家中死藏货币，而是存在银行里，因而保存价值的责任归由银行。在我们国家中，居民的贮藏货币也大多采取银行储蓄的具体形式。所以纸币的自然特点的不很适宜于充当贮藏手段，对广大居民来说，影响不大。

最后，谓人民币只是储蓄手段，而不是贮藏手段，将储蓄与贮藏截然分开，不加分析地认为它们有质的区别。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储蓄存款和贷借放款都是银行的业务内容，银行将吸收进来的储蓄，贷借出去，投入流通过程，是银行业务以内的一种信用活动，和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并无直接关系，对于储蓄者说，并不改变他们的货币是贮藏手段，他们是货币贮藏者。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贷出的银行存款有二重机能，“即对所有者有准备基金的机能，对社会又实际流通着……”。^[71]由于银行的中介作用，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的过程加速了。但货币退出流通界的久暂，决不影响贮藏货币的性质。

谓“保留在居民手中的货币者！应该看成是待用的，只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不能算作真正的货币贮藏”，我认为这是一种笼统的武断。首先，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也是贮藏货币的形式，虽然它们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货币贮藏；其次，保留在居民手中的货币并不全部都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其中必然有一部分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货币贮藏。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这个问题。居民的或长或短的不使用的货币大都存在银行中，采取银行储蓄的形式，银行为什么能够动用其中的一部分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呢？如果认为都是待用的，银行就只好全部库存待领了。但事实不是这样，银行的储蓄，既有长期定期的，也有短期活期的。长期定期的储蓄当然不能认为是待用的。至于短期活期的储蓄，也不能认为全部都是待用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虽然“它是在不断的变动中，不过……一般平均额是少有变动的”。^[72]所以银行除保留必需的一部分以备居民取款外，另一部分可以贷借出去，用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我认为居民存款与取款之间的这种一定差额，（即银行储蓄余额）就不是待用的，不是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了。根据我的理解，它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贮藏货币。货币贮藏的形式和作用，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早就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前社会的货币贮藏的区别。信用机关出现以后，分散贮藏货币的现象日益减少，人们都将自己的闲放货币存入银行。银行存款，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存款，既稳妥可靠，又可得到一定利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储蓄，还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了广大群众对自己国家建设事业的积极热烈支援），那为什么还要自己贮藏货币呢？马克思从来没有说只有自己贮藏的货币才是贮藏手段，而存在于银行中的就不是，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明银行储蓄（存款）是储藏手段（广义的，包括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准备金形式），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生息资本）中，马克思多次指明了这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积累与扩大再生产）中，马克思有时用“储蓄”，有时用“贮藏”，以表示二者的相同性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贮藏货币……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就集中到银行准备库中。”^[73]（着重号是我加的——引者）苏联科学院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阐述货币的贮藏手段机能时，称私有制下的为“积累手段或贮藏手段”，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为“社会主义积累和储蓄手段”。可见积累和储蓄都是货币贮藏机能发挥作用的具体形式，承认人民币的储蓄手段，又否认其为贮藏手段，把贮藏手段和积累、储蓄截然分开，视作货币的不同机能，这在理论或实践上都证明是错误的。

有同志说，马克思不是指出，纸币的发行必须被限制在没有纸币作为象征的代表时、现实流通所必需有的金或银吗？不是指出，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金币流通量多少倍，纸币就会贬值多少倍吗？这正是纸币（或人民币）不能充当贮藏手段的最好证明。我认为这种意见有待商榷。我在上面曾经说明过，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是就一定时期内现实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而言，并不是可以发行的货币总量，因为马克思还没有也用不到在分析货币流通公式时，将贮藏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同样，马克思说明纸币的发行量时，也是从同一角度分析的。马克思是从纸币依存于金属货币、从而金属货币的流通规律也支配了纸币的流通这一角度揭示了纸币的流通规律，马克思还没有也用不到将纸币可以代替金属货币充当贮藏手段（在一定条件下）这一因素考虑进去。

综合上述，可见研究人民币有否贮藏手段机能的问题，对于国家计划部门和银行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商品供应量与居民手中的货币量之间发生逆差，币值不稳定的条件下，人民币便较难有贮藏手段机能，应该采取措施回笼一部分货币，以保证商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平衡，防止这部分货币冲击市场。除了大力组织储蓄，压缩集团购买力，适当减少集体福利开支外，更重要的措施，是调整生产，发展第二部类的生产，准备足够的商品以满足居民需要。在币值稳定、国家有充足的商品投入市场，银行储蓄又日增不已的情况下，应该多发行一些货币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