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传立新

时值陈寅恪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纪念和研究陈先生的热潮正盛，望神州大地，弥增遐思。我尝以为，纪念和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所包含的内容，亦复有异。纪念者，盖以其人其事有功国家有益人民，可为后人效法，因而在一定时候，采取一定的形式，集会而纪念之。然因性质所定，往往须出于现实的政治须要，易偏难全，不能得知人论世之真谛。研究者，则是对其人其事其学的全面研究，真研究方能真纪念。纪念是一时一地、某时某地的举措，研究则是无穷无尽的行为。是以尝云：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陈先生这样不世出的大师学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学术的骄傲，当然值得纪念。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研究陈先生之学与人，只有研究透了，真正了解了陈先生之学与人，才能明白如何去学习陈先生，继承陈先生的学问，进而发扬光大。这样，便是对陈先生最好的纪念。舍研究而徒云纪念，亦将不知纪念之何从。“文化革命”的烽烟熄灭没有几年，某大学发起举行纪念陈先生的学术会议，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当道所不取，说是纪念什么？有人答曰：“至少是爱国主义吧。”尽管会议是蒙允举行了，这个爱国主义的说法也就难解。陈先生诚然是爱国主义者，所以值得纪念，却在于学术，一定要拉扯上爱国，是降低了学术的尊严与地位。

以意识形态定学术的等第，以政治态度决学者的高低，无异倡一家独尊而罢众家之学。学皆出于王官，哪里还有什么学术盛世？试想当年万马齐喑的景象，能不令人慨然。有陈先生者出，公然昌言不宗马列，不学政治，以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遭受排斥也必矣。陈先生面对胡乔木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之叹，只是一端。然而，就是这么一位独立不羁的陈先生，他的学术，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即为学术界所认识，所推崇；他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深得学术界赞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及至经历过一片肃杀的十年之后，回头再看陈先生，真是钻之弥深，仰之弥高，几年来出现的陈先生热，乃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陈先生和他的学术并不是像出土文物，忽然冒出了地面，方才引起了惊叹。

研究陈先生之学的著述多起来了，回忆陈先生其人其事的文章多起来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出《解析陈寅恪》、《追忆陈寅恪》二书，凡八十余万言，可为代表。然而，就是在这种热潮中，每有背乎事实的说法，或认定陈先生是文化遗民，或称陈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窃不敢苟同焉。

陈先生自己说：“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此说最遭误解，以为生当现世，而立足亡清，走的是回头路，岂非保守！最多牵扯上一个中体西用。殊不知即中体西用也是志在改革，是进步的思想。在文化、学术上，陈先生一向主张：“一面不忘本民族地位，一面吸收外来思想。”陈先生认为，道教的吸收佛教、摩尼教思想，韩愈之吸收新禅宗“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是“中华为体，天竺为用”，使得后来宋儒能够因而创成新儒学，是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大事。陈先生治唐史，首重种族与文化，而以为文化的关系尤重于种族，唐代胡化甚深，文化发达，足见其气度之恢宏。仅此两点，皆言人之所未言，能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吗？一面考诸历史，举证思想文化吸收融合之重要；一面躬行实践，国外多年，博采他国先进之思想学术，以至于治学方法，而又扎根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两相结合，陈先生既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殿军，又是中国新史学之开山，历历可明，这岂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为？陈先生正是吸古有化，采西有创的学术大师，而非抱残守阙之徒，为饾饤小儒之事，读陈先生书，不只得到知识，更得到智慧。钱宾四先生谓朱熹“以大儒而通考据，事固无难”，移之于陈先生也是如此。这还只是就中国传统学术言，陈先生所擅胜场者，还兼通西学，融合中西，这又远非宋代的朱熹所能为。

至于说是文化遗民，更是从形式看问题的误解，远非事实。所谓文化遗民，首应看政治上对前朝态度，陈先生对民国甚而对清朝如何看法。陈先生曾言，对清代从无好感，“看花愁近最高楼”是形诸诗句对蒋介石的评价，“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则是对晚清至民国社会的总评价，有什么遗民情绪？王焱有长文（北京三联书店《公共论丛》），详述陈先生文化思想皆合于当时西方先进文化思想之多端，信而有征，如是者，陈先生的思想可谓超前，远非滞后。

我是陈先生不够格的学生，当年受教师门，醉心斗争，无心向学，远远没有学好。及其老也，方志于学，写了一些阐述陈先生之学和回忆文章，蒙陈万雄先生不弃，命成一集，因有此书。题曰《承传立新》，即指陈先生之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殿军和新史学的开山。所谓传统学术的殿军，指包括陈先生在内的梁任公、王静安诸先生，而吸引西学创为新史学，更是陈先生的业绩。集中《陈寅恪先生与中国新史学》、《陈寅恪先生治史方法》是去年十月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讲座所作的两次演讲，言而未尽，不成系统，纳入集中，无非采其浅近，读者易晓。《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先生的力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出蓬莱阁丛书，命为导读，因写学习笔记，供初学者之参考，述而不作，秉此意云尔。其余或是回忆受先生之教时的文字；或是对先生之学的点滴札记。收进一篇《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评论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之妄，因为文中有一大节叙述陈吴二先生生死之交的厚谊，张紫葛此书不仅厚诬吴先生，也厚诬了陈先生。陈先生之学博大精深，浩无涯岸，潜心以学，必有成绩。不贤者识其小，这本小集之文，皆识其小，不足以发陈先生之学于万一也。

感谢黎耀强先生精心编辑是书。我与黎先生虽未蒙面，却有宿缘。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我主编的《近代上海繁华录》之英文本即黎先生编辑。感谢流求、美延二位师妹，惠家藏照片及寅恪先师手迹，以光篇幅。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三月七日于沪滨半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