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老十年祭

“王芸老”者，一代报人和著名社会活动家王芸生先生的尊称。《大公报》同仁当面称他为王先生或王芸老、芸老，背后多称为王老芸或老芸。这“老芸”并不稍含不敬，似乎还更亲切一些。

芸老作古已近十年，人们或多已淡忘于他。逝世之际，全国报刊中只有《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刘大年的纪念文章，谈他的史学成就。新闻界竟无一人写文章来纪念这位毕生献身新闻事业的卓越老报人。一个例外，是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大陆原《大公报》同仁的许多挽联。即使如此，还是有人说怪话：发表这么多挽联，足证《大公报》阴魂不散。

这真是不公之至。但是，这么些年来，我未曾想过写一点纪念芸老的文字。比我了解芸老的人多的是，用不着我去妄议。三年前，《上海滩》创刊之时，曾要我写一篇记王芸老文，我未置可否。去年十一月，我和陈旭麓从广州返上海，同车厢中，一位中年女士忽然谈起了芸老，异而问之，才知她是芸老长公子的同学，甚佩芸老，是以有一番议论。这时，旭麓忽然发表意见，以为芸老始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位书生，无时下官气，这是值得尊崇的。他郑重其事地说：“应该写一本《王芸生传》。”他建议我指导两个助手去做这件事。

听了旭麓的话，我虽有动于衷，也并没有太当一回事。不几天，旭麓猝然而逝矣。近来真是有些近乎高鹗的“闲且惫矣”，怀旧之心油然而生，爰持笔漫记当年所知芸老事，杂以个人看法，一切出之以实，以为芸老十年之祭。至于旭麓所倡之《王芸生传》，只有留待他人了。

芸老谈话，略显口吃。每议论时事人物，掌故连篇，妙语如珠，道出他精辟的看法，娓娓而谈，听者心领神会，不觉忘倦，不感到他的口吃。他的一些议论和看法，我将在下文稍作引述，这里想记下他说自己的一些事。正因为他平时很少谈自己，这些事少为人知。

《大公报》同仁都知道，芸老苦学出身，少年时在天津茶叶店做学徒，勤奋学习，文史修养奠于此时，但似乎都并不知道他会英语。一九四八年底，芸老到香港后，谈话间偶然加上一二英语词句，这自然是上海人所谓“洋泾浜”英语。后来我才知道，他早年曾经认真学习过英语。

上海解放之初，各业相继成立工会。能否加入工会，享受劳保待遇，须各人自报历史，大家评议。时芸老与我同在一小组，他自报历史特别详尽。他在天津茶叶店学徒时，特别从上海某英语函授学校学习。

也就是从这次的自报和评议会上，约略得知了芸老一点政治历史。芸老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所共知。其实他曾经是国民党员，五卅运动时在天津遭军阀褚玉璞通缉，于一九二六年逃往上海，经秦邦宪、彭述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工作。四一二政变之后，他重返天津。据他自己说，当时在政治上感到灰心失望了，决心脱离，转而去做新闻工作。他报告组织，决心脱离，但保证绝不叛卖组织。芸老当时详述其间经过，今日已不复能忆，还记得他所填写的表格上，在证明人栏内写着彭述之三字。大家同意他加入工会，这段历史自然经过审查核实。五十年代初期，芸老在上海的社会活动频繁，一次晚间发稿的间隙中，他忽然提及，有两个民主党派邀请他加入，他不无感慨地说：“两个党籍都弄丢了，现在还加入干什么！”这自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了。

以上是我唯一的一次听芸老自报家门。正因为有此一段政治历史，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有些政治表现，似乎索然可解。

一提起解放前的《大公报》，五字评语“小骂大帮忙”定了终身。连芸老自己，于六十年代初与曹谷冰先生合写《大公报》史，谈到对国民党的态度，似乎亦持此为基调，检讨自责。此事非我辈所能妄议。李纯青先生近年有数文就其在报社多年亲历写《大公报》事，诚所谓贤者识其大。我这里只想写的是，芸老本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敢言，敢骂，敢于大骂。

第一次见到芸老是一九四四年。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芸老参加一个记者团，自重庆来成都访问，学校邀请他来校演讲，我是台下听者。此前和以后，我对《大公报》的印象并不怎么好，对芸老亦近于无所知，但对他那次演讲则印象颇深。演讲的中心内容，是说做新闻记者要为人民代言，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以生动的语言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他几次讲了邵飘萍的好样儿。同学议论，芸老讲得有声有色，有如说书，对其深意并未多作领会。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以后，了解了芸老一些表现，不免和那次演讲联系起来。

《大公报》确曾发表过反共文章，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人所共知；王芸老本人也曾写过反共文章，此点不容讳言；另一面，《大公报》和王芸老对国民党有大骂之时，也是事实。社评《拥护政治修明案》和《看重庆，念中原》，指着鼻子大骂，是其著者。文人办报，是是非非，本其所见。《大公报》的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八字。这八个字未必真能完全做到，但既称“不党”，自然不会和共产党或国民党办的报纸相同。国民党卖国、腐败、打内战，《大公报》和芸老是坚决反对的。各举一例：《大公报》发了多篇文章反对中美商约，大声疾呼反美扶日；《大公报》反腐败之例甚多，社评《看重庆，念中原》痛念河南灾民，斥责国民党政府腐败，为此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三天；反内战的呼吁更不胜枚举。《大公报》自然也不完全赞成共产党的主张。《大公报》内有共产党员，不只芸老，也为其他领导所素知，他们未加排斥。反之，《大公报》和芸老却不容许国民党特殊人物藏身于《大公报》。有两位这种人物（一为记者，一为速记员），被芸老借故开除，我所亲见。

王芸老不同于张季鸾先生，国民党待王芸老也不同于待张季鸾先生。张死王继，主持《大公报》编务笔政。重庆时期，芸老有时出席国民党中宣部记者招待会，发言尖锐，指斥时弊，不留余地，国民党当局对他颇觉难办。后在上海，在市长吴国桢的招待会上，芸老不只一次慷慨激昂，痛斥腐败，尤其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与吴国桢争得面红耳赤，则是我所亲见。吴国桢善于言词，芸老和他相比，不逮远甚，然理胜于词，吴国桢亦不免瞠目结舌。国民党对《大公报》和王芸老自然要拉，拉之不得便打，南京《中央日报》发起“三查王芸生”，在报上大张挞伐，只是一例。

芸老痛恨国民党滥肆逮捕，《大公报》同仁有被捕者，他必奋力援救；援救无术，则加声援。一九四七年，重庆《大公报》多人被捕，重庆馆电上海求援（《大公报》总管理处设上海），胡政之先生回电“爱莫能助”，芸老大不以为然，即以个人名义发电重庆馆，对被捕同仁声援和慰问。接着，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胡政之先生也采取了积极的营救态度。胡先生何以有此变化，胡王之间有什么议论，我所不知。事过年余，在香港，芸老一次和我闲谈，说起重庆发生之事，他说：“胡老板这样做不对，我必须发电支援。”我自己于一九四七年七月被中统特务逮捕，芸老连夜打电话给吴国桢，要求立刻放人。吴国桢初以方从南京回来为词，意在拖延。芸老坚决表示：“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我因此得脱虎口。打电话自是举手之劳，难得的是，表示刊诸报端的坚决表态。这是对付吹嘘民主的国民党的最有效办法。芸老非有所厚爱于我或《大公报》被捕诸人，在我被捕之时，入《大公报》方一年，平常和他未曾说上几句话，他实具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回忆一九四四年听他演讲，述记者应有正气，他这种精神是一贯的。

芸老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平素颇有架子。他也好名，有时不免近于自鸣得意。

举两件无足轻重的事：

他是京戏迷，尤喜武生戏，对杨小楼倾倒备至，他按慈禧的叫法，称之为“小杨猴”。说起“小杨猴”的《安天会》，芸老眉飞色舞，且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甚至自嘲到出以如斯之荒诞语：“我中‘杨毒’比中‘梅毒’深。”对江南武生，他喜欢盖叫天。五十年代初，盖叫天在大众剧场演出，时我代刘北汜兼主编《戏剧与电影》周刊，芸老写了一篇谈盖叫天的短文，如他通常文章一样，很漂亮。文末提出《鄚州庙》（即《拿谢虎》）尤为盖老杰作，希望一露。不两天，盖老果贴此戏，芸老买票数张请客。他不无得意地说：“果然贴了《鄚州庙》，真卖面子！”其实，我早已知道，盖叫天贴《鄚州庙》早已内定，与芸老之文毫无关系，盖叫天不识字，不可能读报。本来我会在芸老面前点穿，但前此另有一事，我有所悟，这次也就不去扫他的兴了。

那是我刚接手兼编《戏剧与电影》之时所遇。一位叫张豂子的，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名张厚载，在蔡元培主持北大提倡新文化之际，张厚载向他的中学老师林琴南提供无中生有的北大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诸人材料，被林琴南写成小说《荆生》、《妖梦》，张厚载并介绍小说在上海《新申报》发表。此事引动北大师生公愤，张厚载被北大开除。在现今留存的蔡元培、胡适之文集中，有蔡胡为此事写给张厚载的信。张亦因此事而出名。张厚载易名为张豂子，后曾为天津《大公报》通讯员。此时他闲住上海，给芸老寄来所写《京戏发展略史》部分稿件，求《大公报》连载发表。我往访张豂子，谓稿子可用，但写京戏就写京戏，不要牵强附会谈什么辩证法，这些文字应删。他同意了，但每次寄来稿子还免不了生拉硬套，我删之又删，不胜其删。稿子连载完毕，成书出版。张豂子写了一篇序言，文中一再表示对芸老和我的感谢，迹近肉麻。我其时少不更事，对芸老说，把张吹捧他和我的文字全行删去。谁知芸老绷着脸说：“你愿意，就把你的名字删去好了。”我才懂得芸老亦好名，以后便不敢莽撞了。

这自然是两件极为琐屑而不足道的事，丝毫不足以影响君子盛德。记此琐屑，以存其真，以了解人之性格。

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在一间大房间里，一九四九年之前，芸老单独有一间办公室，那是在大房间一角用木板隔出来的。夜间工作之余，芸老不时走出小室，到大房间编辑主任台前，问问稿子情况，闲谈几句，和编辑部同仁毕竟接触很少。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芸老在香港候船北上之时，白天晚上均到报社，且每周替编辑主任杨历樵先生值夜班一次。其时的香港《大公报》，只有二十余平方米小屋一间，白天供经理部办公，夜间编辑上班，挤得水泄不通，转身为难，芸老自然而然地和大家接触多了。且其时他被邀北上参加新政协，心情开朗，说话也就多了。上海解放之后，芸老回到编辑部原来那个小间。杨刚说：“我要把王芸老拉出来。”果然没有几天，木板拆除了，大屋里加了一排长台，芸老的“宝座”挨在新加长台之旁。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就差不多是站在长台之旁了。他总是站在长台顶端编辑主任座位及其侧要闻版编辑座位之间的角上，有时问问稿件情况，翻阅一下稿子（他主要管言论，社评及重要专栏文章经他定稿），更多的时间是闲谈一番。一星期中他替编辑主任孔昭恺值夜班一次（有一段时间是两次），等稿之时，闲谈就更多了。

芸老谈锋极健，所涉方面甚广，政治、社会、文化，以至轶事逸闻，无所不包。他平生交游颇广，所见所闻甚多，所知现代名人逸闻轶事之富，非他人所能及。再加阅历丰富，识见不凡，月旦人物，品藻时事，每令四座风生。听他闲聊，上下古今，增知识，广见闻，为一大乐趣，顿忘夜生活之倦。他的死，带走了一肚皮掌故，可惜。

芸老雷霆精锐，冰雪聪明，文章传诵一时。报纸工作，夜间发稿，有的稿件须配上一篇评论，各版编辑都临时上阵。我们戏称此类稿件为“摇板”，芸老兴来，也会摇上一篇。他每写此类稿，总不用稿纸，而用短短的白纸条，写上一张，不过一百来字，即刻发排，边写边排，稿就文亦排成。据说此是张季鸾先生夜间写稿所采之法。我们编辑诸人，也相沿用了。急就章未必无佳作，要在有功底而又下笔快耳。犹忆芸老一次夜写急就章，末尾落笔云：“社评写就，四句亦成。”即以七言一绝煞车，浑然天成。

芸老是文章家，用词遣句，极为考究。他不只一次在编辑桌上说了这样一件事：汉字非拼音，是单音方块字，上下（现在横排，应当是左右了）相连，承上联下，均能成词，易致混淆，有时且造成语意混乱。碰上这类情况，应当另换字眼。他举例说：“战时和平时”，原意是指“战争时期”与“非战争时期”，“平”字和“时”字相连，成“平时”一词，但和前面的“和”字相连，又成“和平”一词，读来疙瘩，且易混乱，那就应易为“战时与平时”较好。四十多年了，芸老此一小议，迄未能忘。自己写文章或改他人之文，力求除去此弊。此类词字随处可见，如马路上招牌，有云“上海第十五金商店”者，原意自是第十（一顿）五金商店，但每每一看，也可读成第十五（一顿）金商店了。当然这个例子改字是困难的，但如果不用号码排店名，另行正式命名，也就不会发生误会了。即如我现在写这篇文章，开头一句“王芸老者”，可以理解成王芸老这个人，也可以理解成王芸这个老年人。我把王芸老三字加一双引号，以与其后之者字相隔，庶几不会发生歧义。

所以，我以为从王芸老处受益，须在日常从此等小处去领悟。如高言王芸老培养了某某人才之类，恐非实际。记得一件听来的故事：一九四九年政协筹备会议之际，周恩来总理一次请了尚在《大公报》工作和出身《大公报》的政协委员吃饭，居然满桌。周总理盛赞《大公报》为国家培养了人才。芸老颇为自得，回上海后就在编辑桌边谈了这事。出席宴会的杨刚，对我谈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我才不承认《大公报》培养了我。全是我自己奋斗出来的。”平心而论，杨刚这话也不错。《大公报》从未采取什么措施去培养人才，也从无人教你如何写文章和编报，无非要求严格，不合格就呆不下去；同时，这个小环境比较安定，只要你肯努力，总能做点事。芸老这一代前辈，他们尽管往往是言之无心，你如果听之有意，总是能学到一些有用之物的。

旧报纸转变为新报纸，旧报人转变为新报人，尽管时刻警惕自戒，难免还会出点毛病。

记得一事。徐盈在北京，有时写一些所见所闻寄来，供上海《大公报》领导参考，不作发表之用。一次，他参加郭沫若祝寿会，写来一段周总理在会上讲话，大意是：在重庆祝贺郭老五十寿辰聚会上，他（总理）曾以“炉火纯青”四字赞郭老，那是在当时条件下政治上需要这么做。其实，一个人思想要不断改造，做到炉火纯青谈何容易，即使是伟大人物如某某者，也还不能说完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芸老看后，把它发表了，惹出了麻烦。尽管徐盈所写如实，但发表就不妥当。后由芸老和徐盈联合在报上发表了一个检讨。芸老不只一次地戏称之为“王芸生、徐盈结婚启事”。这种毛病以后也未再犯了。

检讨归检讨，芸老当时对办报还是兴致勃勃的。正因为兴致勃勃，就不免对办报的困难提出意见，希望有所改革。当时上海有个各报负责人会议的组织，定期聚会，交流情况，商讨问题，议论宣传方针等，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华东新闻出版局，上海市政府新闻处负责人均参加。就我记忆，芸老在这个会议上往往发言多，提意见多。其时《参考消息》发行限制甚严，能看到的人不多。芸老一次提出，写国际问题文章，能否采用《参考消息》的材料。众均愕然，自然说是不行。事后，他不声不响写了封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家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一天晚上，在编辑台前，他忽然取出胡乔木认为可以采用《参考消息》材料的复信，不无得意地说：“这下可有法宝了。”我看复信乃是黎澍笔迹（时任中宣部报纸处处长），便说了一句。芸老说：“具名是胡乔木，那就行了。”可是，不知何故，后来他并没有运用这个法宝，写文章也未曾引用《参考消息》。

此时的芸老，以善告状出名。当时《大公报》颇有人陆续调出，正在调出中的亦颇有人在。芸老大为恼火，说是“又要我办报，又调走我的人，这个报怎么办？”他为此找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诉苦”一番。这一下可真生效，不但同意《大公报》人不再调出，且有退回已调之人之说。

芸老不是一个没有脾气的人，有时甚至表现为近乎傲慢。可以看出，解放以后，他努力在改。但是，一则积重难返，二则解放后他的声誉更隆，社会地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踌躇满志，也就难于放下架子。可是，有一小事，我始终不解，他何以竟那么忍气吞声。也是在各报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谈起了一件已记不起是怎样的小事，张春桥（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甚至是常识性的无知。芸老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轻轻往上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地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局面非常尴尬。我在想，此人何以如此小气。奇怪的是，一向不是那么屈居人下和驯服的王芸老，居然隐忍而不发，一声不响了。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上海《大公报》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改名）合并，用《大公报》名义出版。我于是年五月离津返沪，从此离开了工作七年的《大公报》。《大公报》后来迁至北京。一九五七年初，因赴京之便，往访《大公报》旧雨，见新大楼巍然，朋友们意气风发，芸老谈笑间亦颇自得，心窃喜之。不久，“反右派斗争”开展，闻对芸老颇多批判，主要是他对于中苏关系尤其旅大问题的议论。又闻人言，芸老在“反右派斗争”中，颇多揭发。虽不免有所感，又思此亦众人不免之举，窃为芸老幸逃“右派”之列而喜。

一九七九年五月，亦我离开《大公报》二十有六年之后，赴京开会，往访芸老。芸老大喜过望，谬奖我的历史研究论文，用了他旧时言谈语调，称为“一炮打响”；又殷殷垂询今后研究计划。此前，《大公报》旧友业已相告上述芸老对我谬奖之词，是以相信他是真心关切。他对我说到准备研究严复（附带说一句，《大公报》三字乃严复为英敛之创刊此报时所写），说是周总理生前曾交下严复致友人书数通，述参加筹安会系受杨度之骗。周总理关照说，认真鉴定这些信，果为真件，对严复参加筹安会事应作恰当分析。承办人结果以信件为伪造搪塞过去。我即告芸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记杨度骗严复列名筹安会之事甚详，可参考。芸老大喜，谓即查此书。

这次谈话，一反芸老故习，无一字涉时事。数日后，第二次往谈，稍涉时事，芸老一面将门关上，一面放低声音，王夫人还在侧提醒说：“不要谈了吧。”其实所谈内容，可以装上扩音器公之于众，毫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事。二十六年之后，王芸老如此谨小慎微，与往日全不相同了，不禁感慨系之。

我研究蔡元培，触发于芸老无意间所告一事。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找了芸老，也找了全国政协。芸老受全国政协委托，主持召开蔡元培座谈会，参加者均蔡元培门人或旧识。芸老对我说：“这些人都七老八十了，一提起蔡先生，无不老泪纵横，情不能已，足证蔡先生精神之伟大。”此言触动了我，归而从事此项研究。

此次北行返沪之后，经查询得知，芸老所说周总理交下严复的信件，乃是严复写给庄蕴宽（思缄）的，现藏常州市博物馆。即函芸老，告以如能南下赴常一阅最好，否则请有关方面设法将原件调往北京。信去无复。初甚不解，后知芸老病重了。同年九月，再去北京，得知芸老一是迁居，二是病重住院。我以料理胞弟君放丧事，不克往省，带着遗憾返回上海，不久就得芸老讣告，他终以糖尿病去世了。

芸老本为史学家，早年即有史学论文发表。后来研究韩愈与柳宗元，他对二人的评价，多受时尚影响，我虽未敢与贤者苟同，仍深佩其文。他那本《台湾史话》，对青年还是有益的。其最佳之书，当推青年时期全力编成的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迄今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参考书。

惜哉斯人，一代报业宗匠、政论家、史学家、文章家、社会活动家，从此沉默了！今世当应整理其遗著，总结之，研究之，继承而发挥之。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愿望。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原载《上海滩》一九八九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