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

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

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