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旨宰相”

“三旨宰相”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以“冗官”出名的。也就是说,文人在宋代特别容易做官。官多且滥,自然也出现了大量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人。只要保住了自己的职位,名誉、金钱也就保住了。所以虽然不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臣,也有岳飞、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但毕竟更多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

正如虱子多了,反而不觉痒一样,宋代对“冗官”也不觉得如何。有宋一代呈“积弱”“积贫”状态,固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原因,但是“冗官”现象,怕也是原因之一,真如俗语所谓“龙多没有水”。难怪王安石变法,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群起而攻之,对“拗相公”置之死地而后快。

对这些既得利益者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安于现状。反对任何有损于自己利益的变革,这种状况直到外族屡屡入侵,只剩半壁江山时仍未改变。正像清人颜元批评宋代士大夫的那样:“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与桐乡钱晓城书》)他说宋人“‘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更可恨还有许多人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清人张贵胜《遣愁集》卷一:

王为相,一无建明。上殿进呈曰:“领圣旨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时称为“三旨宰相”。

查《宋史》卷三一二,方知这位王大人“弱岁奇惊,出语惊人”,从小是个聪明人,他父兄也认为他必然出人头地。后来果然官运亨通,“典内外制十八年”,直做到尚书左仆射。也许因为混迹官场久了,老奸巨猾,惯于耍权术。宋神宗要召回司马光时,他与右仆射俞确从中作梗,怕司马光复职对他们不利。他推荐俞充帅职,“使上平西夏策,意以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虽召将不至。”结果“永乐之败,死者十余万人,实王圭启之”。

为了挫败自己的政敌,不惜以国事为儿戏。就是这样一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三旨宰相”,竟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成为真正的元老。因为帮哲宗立为皇太子有功,被哲宗封为歧国公,赠太师,赖在位上不肯走,最后死在任上。死后还被美谥为“文公”。虽然“其文闳侈环丽,自成一家”,但“自执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

为什么这样一位“无所建明”的宰相能在竞争不断的官场上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呢?因为他有一法宝,即见风使舵,必要时假装糊涂。他一生的聪明才智,都花在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上。《世说新语》里写司马徽“不议时人”,装假糊涂,口不臧否人物是因为害怕刘表,我看王王圭要比司马徽可恶得多。那位“好好先生”是隐士,没有什么责任,且魏晋时文人动辄有杀身之祸。而王王圭则是宰相应当成为皇帝的股肱,而且宋代也不似魏晋那么险恶,说几句话、办几件实事,并不会掉脑袋。“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连七品芝麻官的志气都没有,竟然做了那么久的宰相,宋代国力岂能不弱?

无独有偶,同“三”字有缘的,宋代还有两位。事见宋人庄季裕《鸡肋编》:

赵叔问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厌宾客。在省,还家,常挂歇息牌于门首。呼为“三觉侍郎”,谓朝回、饭后、归第故也。

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揽镜。时谓“三照相公”。

赵叔问即赵子昼,宋太祖次子赵德昭的五世孙,是一位贵族。史称“警敏强记,工书翰”。范觉民即范宗尹,为人“少笃学,工文辞”,有才智但“为政多私,又尝污伪命,屡为议者所诋”。这短短的两段文字,将两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禄蠹”的丑态刻划得何其生动!

“三旨宰相”们的特点第一是聪明早慧,早年比较刻苦。第二是明哲保身,遇事不开口不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三是会享福。“抱定宗旨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这个宗旨便是保自己的乌纱帽。有了乌纱帽,能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国事、天下事,与我有何相干?与其忧国忧民,还不如睡懒觉、照镜子。民生疾苦可以不问,觉是不能不睡的。

诚然,这是封建官场的产物。在那个时代,为官稍有不慎,便要丢掉位置,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混”。混得熟了便可以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谁想办一点实事,谁就要得罪人。但是,既然为官了,就要为君分忧,连绿林好汉也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读经书的相公难道不知?

记得《后汉书·杜密传》里批评那个刘胜“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看来这种人,古已有之,不是宋代首创;代不乏人,也不是宋代独有。大家君臣和睦,浑浑噩噩过日子,直到边境告急,混不下去时,才发现“三旨宰相”们不能领兵抗敌。

作为一种养身、保官之道,“三旨”“三照”“三觉”,实在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但这只是一种小智而非大智。而且事物是辩证的。所谓“得于此者必失于彼”。当我们读读这些笔记时,对这号人的厌恶,决不在那些误国的奸臣之下,这大约正应了我们常说的一句箴言:“历史总是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