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庐壁上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点蒋介石

赣行采访——《大公报》记者王芸生给蒋介石授课

王芝琛

1934年8月,由《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亲自安排刚提升为编辑主任的王芸生赴江西庐山采访。张季鸾为何选王芸生?因为当时庐山,正云集国民党党政各方要人,“中日问题”正是当时首要问题。自《大公报》刊登由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以来,他名声鹊起,被公认为“中日问题专家”。

王芸生自己说:“我当了八九年新闻记者,大概都是坐在房子里抹桌子,出门访新闻,这是第一遭。这次奉命到江西旅行,由8月8日出发,至9月9日归来,共用33天时间,在牯岭住了24天,其余时间大都消耗在火车轮船上了。这次旅行经过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河南7省,见过不少朝野要人。汪、蒋、林、段是国家先后4位元首,这次都见到了。余如各部部长、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各地学者,就是我们同业也会见了几位。”

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院长,他是准备8月14日早晨下庐山,故他约王芸生13日晚7点去谈话,谈话的地点在熊宅(即江西省省主席熊天翼的住宅)。汪精卫此次到庐山,系对2期军官训练团训话,顺便与蒋介石商谈中央政务。会见时,先是由熊天翼出见,开始一顿寒暄,旋汪精卫出见。“态度极和易,谈话时频频翕目搓手。”王芸生与汪精卫谈话仅30分钟,多关外交问题。汪主要说:“大体中央对目前的外交局面,均极注意,至于如何应付,则视环境的推移而定。”汪在告辞时对王芸生说,此后编书如需要部中档案作材料,必予便利。

王芸生在晚年时曾说,看来汪精卫对我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很看重,这些政治人物对自己今后留下的历史更重视。

由于当年江南酷暑,段祺瑞亦在匡庐避暑。按王芸生的说法:“此一代重镇,岂可不一瞻丰采?”14日午前11点王乘兴采访。段宅在特区230号,其地为高峰半山,较之牯岭正街高出数百尺。去访是日“天气晴朗,而云气甚浓,乘兴登山,白云行于轿底。”王称这是他第一次领略庐山佳胜。名片送进后即行出见,“段氏着蓝绸长衫,面容瘦削,精神仍甚矍铄;耳略重听,应答毫无钝滞。”当王询段对国事感想时,段答:“吾觉得治国之道很简单,‘维持人民,提倡商业’8个字足以尽之。看现在的政令,哪一件不是剥削人民的?商业情形,入超年年加增,平津一带商店,多少家关门,不关门的也多赔累不堪。这样下去,国哪能好?”段氏又道:“现在中国无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蒋先生是沾二等边上的。”当谈到王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时,谓“已看过,很好。”段并深感于中日关系局面的阔大,富有世界性。最后王芸生问及:“据芝泉老(即段祺瑞)看来,中日关系推演至何种地步?”段答:“这话很难说。中国本无亡国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国之途以趋。”王芸生与段祺瑞谈话总共30分钟。

由于首都南京正热,因此林森也特来匡卢避暑。林宅在庐林黄龙寺后,深木丛菁,其地最为幽胜。王芸生是于17日晨前往进谒的。“由牯岭到庐林约八里,境为庐山林场,广万亩,沿途松篁夹道,至为清幽,牯岭既烦嚣,树木亦少,两相比较,俗雅立判。”林庐壁上镌“鹿野山房”4字。候至11点钟,经一位张先生介绍,径延入室内,对坐而谈。“林主席是日着蓝布衫,青布鞋,赭颜霜发,须眉半白,仙风道骨,俨然深山中的一位隐士。”林的谈话,对《大公报》多有奖语。他说:“舆论要监督政治与指导政治,这是双管齐下的。”当谈到当前国家情况时,说:“自国难以来,政府时时在困心衡虑的努力应付。国民对政府的责备,我们皆愿责备,我们皆愿接受,但国民必须与政府同心协力才行,否则力量分散,对内对外,更无办法。”约谈20分钟,林亲自送王芸生于门外。

王芸生在牯岭曾两次谒见蒋委员长(即蒋介石),一次是8月23日上午11点半至正午12点,第一次见面应该说是礼节性的。蒋介石很坦率地对王芸生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他并没有全部阅读完。但他却说,仅阅读部分对他帮助很大。蒋很有礼貌地对王说,希望下次能够给他讲课,讲课的题目蒋早已拟定好,是“三国干涉还辽”。

按预约王芸生于9月3日上午再次谒见蒋介石。这次可不同了,王芸生上来就讲述这段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的一段。

中日甲午战争后,在签订的《马关条约》中有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的一条。这一条款却让沙皇俄国感到很大的震动。于是俄国联合了德国和法国,在马关条约签字6天后,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交涉,要求日本政府放弃占有辽东半岛。日本估计在军事上无力对抗以俄为首的这三国,英美也不可能给日本以实力帮助,只好接受了三国的要求。于是日本与李鸿章再次谈判,结果是中国以3 000万两白银换取日本将已要到手的辽东半岛退回。

蒋介石边听边提问,他听得仔细,问得详细。蒋介石把王芸生手抄的俄国、日本与李鸿章的来往信函都仔细阅读,参加与日谈判的记录,也细看,并对王芸生搜集史料与整理的认真大加赞赏。课讲完,蒋嘱黄膺白送王芸生于门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决定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并推定王芸生力主其事。王芸生在写作的过程中,走访了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汪衮甫等。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例如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宝贵史料。王芸生利用了故宫博物院的“清王朝历史档案”,尤其是“与西洋各国外交事件档案”。据资深的故宫博物院顾问单士元老先生说:“自清王朝历史档案在溥仪出宫后公开于世后,利用这些档案作史料最好的,莫过于王芸生先生。”

由此不难看出,王芸生的讲课不会令蒋介石不满意。但为何蒋介石要选这个课题呢?王芸生晚年时曾有说法,他说:后来有些评论家说,这是蒋介石是要学习如何“卖国求荣”,我看这说法不实事求是。想来他还是想搞好中日外交,其中也包括“妥协”。

(原载2002年1月10日《大公园》)

注:文中引文出自王芸生写的文章《赣行杂记》(曾连载于1934年10月天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