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反对把名人的纪念会和研讨会混在一起，那是因为二者性质不同，意义不同。纪念会乃因其人值得后人缅怀，其事可为纪念，便在相应的时节或际会行礼如仪、聚众纪念一番。这种场合，对人往往只颂其德，不及甚至不宜评论其失；对事则宜粗不宜细，述其概要供人了解而已。研讨会则属学术范畴，评论得失实事求是，无往而不可讨论，虽细微末节亦足以窥全豹，什么都可以谈的。事实上，多年以来，常有把两种性质不同的会混在一起举行，名之曰纪念与研讨。其结果便是，纪念不像纪念，研讨只成应付公事，言不得畅，论不得伸。尤其是有被纪念者的家属后代在场，为尊亲讳，学者或缄口而不言，或言而与家属发生争执，这样的例子并非鲜见。所以，我在多年以前，曾主张两种会应严格区分，并提出：“纪念有时而尽，研究则应无穷。”
事实上，两种会混在一起举行的事还是常有，且今后亦无从完全避免。如果这样，作为家属，不为尊亲讳，应力守此义。作为学者，求真求实，无事不可言，当秉本人的良知。若如此，双方面可以接近起来。
随手举一件近事。今年三月，是蔡元培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纪念，就所知，蔡先生的家乡绍兴，联合北京大学举行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上海由几个学术团体和民主党派以及有关单位举办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香港在九月预期有范围较大的纪念会和研讨会举行。蔡先生是一代文化巨人，他的遗泽惠及当代，及于后世，当然值得纪念。他的思想浩瀚无涯，他的胸襟包罗古今中外，他的兼容并包学说，永远值得世人承传学习，当然更应该深入研究。
这里提到香港文化界学术界拟议举行蔡元培纪念会和研讨会，据我所知，倒并不仅仅因为蔡元培一九四〇年逝世于香港，庐墓至今犹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其意义尤在香港主权回归、文化何从的大事。去年九月至今年一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忝居客座，主讲中国文化讲座，身所接触，香港人不知蔡元培死于斯土，葬于斯土者大有人在，这本不足怪，他们只知去香港仔吃海鲜，而不知蔡元培长眠在这里，可异者，大学教授亦不知此事。那么，趁蔡先生逝世六十周年之际，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宣传蔡元培，研究蔡元培，其意义更非同小可。溯自一九三五年春，胡适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停五日，作五讲，每讲必批评香港的教育文化居于大陆的教育文化潮流之外，是落后了。一阵旋风，引起震动。继之，推荐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至一九四一年八月许逝世，是许将新文化新文学带入香港大学和香港，是为一次内地文化、学术、教育对香港的冲击，而造成了变化。今香港回归已经两年半，趁纪念蔡元培逝世六十年的时机，探讨文化之主流，提倡文化之回归，促进香港文化之发展，是迫切而非寻常的事。如此，其意义又当超乎一般地纪念和研究蔡元培本身了。
从我个人接触言，蔡元培先生几位家属都具有乃翁的宽阔胸襟，从不为尊亲讳，无论是对我十五年前旧作《蔡元培传》和去年的重印《前言》的如实直言不以为忤，且反赞之为是乃翁的真实；我和他们共同参加过多次蔡元培研讨会，他们亦一秉斯态，其所发言，皆与实际相符，对于强行拔高乃翁的言论，亦不以为然。斯诚难矣！假如名人后代都像蔡元培先生家属这样，熔纪念会与研讨会于一炉，也就不会在学者与家属间发生隔膜了。果如此，我当撤回纪念会与研讨会只能分开的建议，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亦举一例，我家和吴虞（又陵）先生是世交，又陵先生是我的太老师。一九七九年我写《吴虞研究》，访问过他的女儿，文成，我把文章寄给她看。她来信痛斥我，要我不要发表。我回信要她学习乃父又陵先生昌言为尊亲贤讳便无信史的态度，她才不讲话了。
虽然纪念会与研讨会有时还须合并举行，究竟不是常态，对名人之纪念会虽各各不同，要之，相对研究而言，纪念总是有时而尽，研究还是无穷的。
二〇〇〇年二月十五日
（原载二〇〇〇年四月七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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