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解体以前，凉山边防有一整套严密的防御体系，这是王朝统治者处心积虑，用了很长时间、庞大的人力财力才建立起来的。
当时边防的军费开支状况有这样的记载：
清代经营凉山，不遗余力。除以渐进方法完成边区政治组织外，更于沿边安置重兵，多设关卡，以防猓猡之骚扰；卫要之区，则筑城寨为营垒，以资震慑。计雷马峨屏四县，共设汛地一百三十又八，分卡多至五十有七，兵勇多至一万数千名，岁费饷银三十万数千两，占清末四川全省正粮之半，以全省税收之所得，耗其半数于猓猡之防护，其严重盖可想见。
（《雷马峨屏调查记》）
当时，四川绿营的将领分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提督管理一省军务，下面分为镇、协、营、汛四级，镇的首领是总兵；镇之下是协，由副将统领一协，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军分区司令员；协下面是营，营由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分别统领，汛由千总、把总统领。
清朝在四川设有四镇，即重庆、松潘、建昌、川北；又在军事要地设有八协，马边是其中的一协。马边协与阜和协（驻今四川康定）、懋功协（驻今四川小金县）是四川在西南边地方位上的三大军事要塞，专门针对彝、藏事务，驻军众多，防范严密。
但军事之靡费，我们单从马边一地的投入就可以看到：“设汛地三十七，分卡一十四，官弁五十五员，兵勇二千六百五十六名，年纳饷银七万五千三百八十两。”而当时马边厅赋税年收入还不足2200两银子，巨大的短缺全靠朝廷拨饷补贴。
清政府在对待彝务上重在安抚，沿袭的是唐、宋、元、明陈法，即以缓解民族矛盾来换得天下太平，所以每发生反叛和征剿，最后都是希望以和平相处的方式来解决，并不想永远以暴制暴，冤冤相报。《雷波厅志》中就记载过光绪十六年（1890）恩各支彝投诚后，举行了盛大的饮血仪式，朝廷“赏给布匹、银牌、哔叽、花线、盐酒，该夷等欢欣鼓舞而退。并令琐簸、呼曲二酋在城当差，余均分遣，边境肃清”。
其实，四川总督丁宝桢曾在《筹边策》中就总结了安抚的要点：“明赏罚以伸信威，设夷酋以资约束，集乡团以慎防御，筑碉堡以广招徕，界兵民以杜骚扰，定斗称以禁欺凌。”可以看出，其核心理念是要防备也要安抚，并在垦务、商贸等方面加强互通，促进彝汉的民族交融，而这确为明智之举。
丁宝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有前车之鉴，在他处的时代，这样的思想算得是真知灼见。到了民国时期，关于治夷的办法也有不少的争论，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一是武力荡平，二是法治立信，三是垦殖开发。这在1934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报告《关于开发大小凉山之商榷》中就是这样总结治理凉山的办法的，可以说这些思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哪一种才是切实可行的呢？
武力荡平只不过是为了体现威权，是封建帝王的想法，但千百年的历史告诉人们这根本不可行，也可以说是极不人道的，而后两种是近代意义的，是在《筹边策》的思想基础上的融合、发展。
关于武力荡平其实在经历过历史实践之后已逐渐为人唾弃，但仍有余毒，到清朝还有人在鼓噪。如在道光十八年（1838），四川总督苏廷玉、成都将军凯音布、四川提督张必禄三人就曾经合谋，认为要让边防“若百年无事，非用大兵不可”，便奏请朝廷拨款300万两银子，调兵2万人，以大动干戈的方式彻底剿平凉山，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300万的军饷从哪里来呢？这就要在每两中加征五钱“川税”，分十年来摊还。
这一提议让龙颜大怒，因为道光非常讨厌无大事用兵，而且对加税更是深恶痛绝，所以下旨将“原奏诸臣，降黜有差”。由于苏廷玉是首倡者，被降为四川按察使，拔去花翎，从此以后无人再敢提大举进剿凉山的事。
办理彝务涉及广泛，困难重重，绝非易事，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是有害无益的。道光时期江南道监察御史刘晸道就在给皇帝的《边夷情形疏》中写道：“夫夷地非甚大也，夷人非甚众也，夷情又非有图城夺地之谋也。”他的这个说法表明彝务问题只能以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态度。
清朝政府一直提倡安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开支。彝官制就是安抚的一种方式。
设立彝官并非始于清朝，而彝官制是安抚政策中最重要的一项，彝官的名目繁多，有土司、土舍、千户、百户、酋长、土目、夷约等，而每一个不同阶层的彝官，都要政府每年发给俸金，以笼络人心。而事实上，这一政策效果不大，并没有解决汉彝间矛盾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民国后，彝官制被废弃，导致大小凉山的局面更为混乱的原因。
在安抚的效果大打折扣之后，军事守备又变得重要起来，这几乎变成了边地防务的一个底线，而守备之中包含了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等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是个浩繁的体系建设，需累百年之功。
2016年初春，乐山的江一帆先生建议笔者到屏山县龙华镇去做一次考察，后来由他带队一行数人就去了那里，收获不小。该镇离马边近一百公里，在沐川、屏山两县交界处，依山傍水，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就是如此遥远的地方，在过去也是马边协防区的一部分，据《雷马峨屏调查记》，“咸丰元年，设平安营，驻防屏山之龙华寺，仍归马边协管辖”。
马边协当时管辖有“左营”（驻马边三河口）、“右营”（驻马边烟峰）、“存城营”（驻马边城）、“万全营”（驻沐川茨竹）和“平安营”，每营设一都司，马边协的首领称为协台，为清代副将官衔，总管辖人数为2500人，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军区司令员。龙华这个古镇过去是通往大小凉山的必经之地，商贸繁盛，至今还保留有昔日防戍的城堡痕迹，如此漫长的防御体系定然要耗费巨大的军费开支，而每一个塘汛关卡，每一个军事据点都是用钱填起来的。
当年像这样的小镇的日常边防状况是怎样的呢？这在《清实录》中有所记载：
其村场市镇，因山傍水，周围环砌墙垣，外挖深壕。堡内丁民责令团首督率教演，官给鸟枪抬炮，定期校阅，分别赏罚。无事则耕作营贸，有警则闭栅登陴，足资守御。
城堡建设要搞，而军队管理也要抓，我们可以从边防巡查这个角度去看看。
清朝边防巡查是定例，也是年度的边地防务盛事，一般是每年两度，在小凉山各营汛哨卡的轮流巡查。每到巡查大员到访，必然是大队人马排列，威风凛凛，以示震慑。在《清实录》中还能够看到当时的例行检阅制度：“每年春夏之交，请饬建昌道前往越嶲、峨边等处，永宁道前往马边、雷波、屏山等处，均各巡查一次。秋冬之交，由建昌镇、提督分赴巡行，以重边防。”
当时，小凉山的布防军队比较严密，每个县城都有驻防，如马边城驻的是镇边营，雷波城驻的是普安营，峨边是城守营，屏山城则是万全营。
驻军是流动性的，经常换防、征调，正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不同地方的驻军，军人素质也差别很大。如“金川兵”就非常厉害，“川军以金川屯练为强”，他们长于山地作战，是在苦寒环境下练出的一支军队，在进剿马湖生番过程中常常是威震一方。
“金川兵”的形象很有特点，按现在的说法甚至还有一点酷：“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排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备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教营枪重而坚，能命中极远无虚发，每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魏源《圣武记》）当然，这样的士兵为人称道，而“金川兵”正如本书前面提及的“播州兵”一样是训练有素、勇猛作战的典型。
但固然有“金川兵”的增援，清朝凉山边防也深感吃力，而每任官员如履薄冰，边地一旦闹事，稍有剿办不力，就有可能遭到处罚。正因为此，朝廷针对马边等边厅实行一定的特殊政策，官员只要干满三年就可以升级，干满六年就能够升任知府一级的官。据《清实录》：“马边、越嶲两厅同知，抚边紧要，应俟三年俸满，以升衔留任；再满三年，准以题调选三项知府升用。”但这样的奖励实如烫手山芋，查遍史书，在马边厅能够当上六年以上的同知屈指可数。
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现实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办理彝务常常处于两难境地。在彝人的习俗中，把抢汉族“娃子”作为一种生存之需，彝族是个阶层社会，有贵族（黑彝）、平民（白彝）、奴隶（娃子）三个阶层，需要“娃子”去充实它的底层社会。在马边，直到1951年前的彝区还盛行蓄奴制度，而这样带来的民族冲突可以说是从无间断。所以，汉人的防御是必然的，而武装平息也是常态，历代如此。
过去，到边地做官，等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又据《清实录》记载：“夷匪等出没无常，抢掠人畜财物，扰害良民，若不加以惩创，恐积久生玩，酿成巨案。”这就是说，出了大乱谁也担当不起，但如果是一股小民扰乱，大动干戈的话，恐怕会带来劳民伤财的恶名，常常的情况是“夷匪等藏匿老林，原不值重烦兵力，深入穷追，然兵集则逃，兵撤复出，相寻不已”。
怎么办呢？朝廷的要求是“周密布置，竭力防范，相机剿堵”，所以这就需要审时度势：需不需要派兵？派多少兵？都是一个问题。兵少了，怕弹压不住，引来大祸；但如果大军深入，又怕“水土不宜，糜饷劳师，实属不值”。所以，朝廷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要求“文武员弁，平时勤加约束，务使相安。遇有抢掠之案，认真稽查，随时惩办，既不可因循贻误，尤不可过事张皇”。也就是要注重日常防范，不能事到临头措手不及。
但是，实际的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天高皇帝远，加之人心诡诈，办理彝务也常常被有些人看成是发财晋升的机会，“文武各员往往张大其词，希冀用兵，以为邀功地步。每有抢夺，浮言四起，此等恶习，最为可恨”。
在马边防务中，为上面的种种情况而受贬挨罚的将士不在少数。如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马边守备罗文斗，因为“于该夷出巢滋扰，不知督率兵丁奋力堵击。胆敢许给银两，希图了事，难保无串通营私情事，可恨已极”。后来罗文斗是被“提省严审，加等定罪”。
同一年，署马边协副将峨边营参将文寿、马边厅同知姜吉兆（1846年-1849年任职）等人“目睹情形，不知揭参，辄复附和，滥为支应，著一并解任归案质讯”。
在清朝的屯兵制度中，游击、都司、守备一级的军官官职虽然不大，但权力不小。当时的戍边也实行寓农于兵的政策，战时为兵，闲时为农，马边的“屯田营”就有这种性质。所以在驻守马边的过程中，也有两头渔利、欺压百姓的现象，如光绪朝中的署马边协副将城守营游击穆德霈，被人告了不少的状，经查办的结果是“虽查无钻营卖缺实据”，但“惟声名恶劣，均著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清实录》）。
像穆德霈这样的军官，在防区内屡有所见，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他们甚至是产生军民不谐的原因，而官司也时有发生。如道光时期的马边营千总徐步云，就因为被当地“廪生董崇淳、民人周凤岐、张廷悦”怀疑其“纠结夷匪，藉和图利”，就将他告上了衙门。结果是将他从千总降为把总，后来他又有立功表现，重新恢复了原职。像徐步云这样的例子，其实反映了边地驻军的复杂生态，而办理防务之难也可见一斑。
一面是边防的现实困境，一面是朝廷的居高临政，而这正是庙堂与江湖的距离。连接两者的，可能只有在千里之遥的道路上往复的奏文和诏书。
但庙堂之高也许是另外一番情形：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里，皇帝会突然提笔为他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永远也不可能去的某个地方题写几个字，而这些字会很快在精心雕刻装嵌后，挂在当地的庙堂之上，为百姓争相观仰，其场面之喜庆，恍若太平盛世。
当年，马边的关帝庙就曾得到光绪皇帝的一幅御题匾额。为什么会得此隆恩？恐怕至今也无人知道是什么牵动了皇帝那根柔远绥边的心思。
按照惯例，这件事被朝廷内务文书记录在了大清档案中，其性质或事由归在“随手”一类中，也就是说可能是皇帝的随兴而为吧。但皇帝的赏赐不同寻常，甚至会成为一个地方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它在《清实录》的记载中只有短短一行字，却有着耀眼夺目的效果：
颁四川马边厅关帝庙匾额，曰绥边锡福。
御题的内容并非闲情逸致，明显是含着政治目的，他不是题给文庙，而是题给武庙。在边地，孔子的诗书固然重要，但关羽的大刀却更为现实，由此看出皇帝也当得并不轻松。
这幅匾额题于光绪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一年四月，清军败于日军，《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五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京发起“公车上书”，变法维新运动开始，这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江山，实际上也就是这一年，大清的气数已尽。
民国之后，江山易帜，巡防驻军无人供养，渐渐回到内地，其中大多解甲归田或自谋出路。其时马边边防的人数大为削弱，已不足过去的五分之一，而拼凑的队伍也非清朝绿营兵，不过是地方招募的游兵散勇，由商民出资以求自保。边地防务几陷完全崩坏的境地，《雷马峨屏调查记》一书中说：“及入民国，夷务败坏，官箴不肃，贪婪之吏遂以重贿卖质夷，为在边地生财之大道。”
没有了皇帝的边地，王土涣散，世道又重入乱世，丁宝桢的《筹边策》沦为虚无，虽然那刻着“绥边锡福”的匾额还端端正正地挂在关帝庙的屋檐下，但却有掩不住的岁月仓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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