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和《崇祯皇帝》

一

如果讲《李自成》创作的付出，我不敢说姚雪垠的付出是绝后的，但我敢说是空前的。《李自成》三百二十万字，十二卷。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四十二年磨一剑》。那是从一九五七年十月他开始写《李自成》第一卷算起，到一九九九年底四、五两卷定稿出版为止。如果从他研究史实、史料算起，那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对崇祯皇帝的研究就是这样，早在一九四八年他就写了两篇历史论文：一篇是“明代的锦衣卫”，一篇是“明代的特务政治”，都发表在上海的学术刊物《建设》杂志上。姚老写这两篇论文，就是为了弄清楚明代皇帝统治臣民的特务工具东厂和锦衣卫的内情，为他日后写明朝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悲剧形成，寻找历史根据。与此同时，姚老还根据当时他掌握和研究的史料，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崇祯皇帝传》，在上海的《幸福》杂志上连载了三期。姚老为写好崇祯皇帝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在姚老的两万多张读书卡片中，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统计出有关崇祯和明朝廷的内容所占的比例，但是可以肯定在一半以上，甚至更多一些。不然姚老就没有办法把崇祯、后妃、太监、宫女、朝廷上的文武大臣，以及宫内和朝野各方面的生活写得那么真实详尽，栩栩如生。

《李自成》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为主线，崇祯和他的明王朝、满洲清朝的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是副线，全书三百多万字。而现在在《李自成》一书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崇祯皇帝》，则是以崇祯皇帝和他的文武大臣的活动为主线，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和多尔衮的清军为副线，全书九十多万字。这一主一副的变化，更突现了姚雪垠不寻常的学识水平和艺术修养和《李自成》的巨大容量、丰富内容和艺术魅力。

二

姚老对塑造崇祯皇帝的形象，是有他的考虑的。今天没有人同情崇祯皇帝之死，但是在研究史料时，姚老发现，自明朝灭亡，经过清朝，直到民国年间，社会上是同情崇祯皇帝的。

为什么经过几百年，人们还记得他，同情他？！姚老认为不能够简单划一地理解，更不能因为他是封建社会的皇帝，就只能否定他、批评他、谴责他，不应该同情他。崇祯所以被人们同情，一定有他的道理。在研究大量的史实史料后，姚雪垠冒天下之大不韪，塑造一个在过去文学作品中十分少有的封建帝王的形象。所以姚雪垠笔下的崇祯，一出场就不是一个昏庸之君，荒淫之徒的形象。他的祖父和哥哥做皇帝时，都是整年不上朝，不看群臣奏章，把一切国家大事交给亲信的太监去处理。到了他继承大统，力矫此弊，事必躬亲。经常在三更半夜才睡觉，也有时通宵不眠。实在疲倦时，也只稍微休息一下，仍旧挣扎精神，亲自评阅文书，亲自拟旨。对朝廷上大小事情，他从不敢懈怠，甚至他在评阅文书后，不仅写清名字，连时间也具体注明。他勤于朝政，从不松懈，规定大臣五更上朝，有时不到五更他就上朝了。他终日辛辛苦苦，很少出去玩耍。他登基后，极想做一个“英明之君”“中兴之王”，把明朝从危机衰败之中挽救出来。所以在某些方面他表现的很果断、很坚决。登基后不久，他就发现大权旁落，太监专政，不杀魏忠贤，就不能够在朝廷上扶正压邪，秉公办事。魏忠贤封为“九千岁”，在宫内和朝野权势大，根子深。崇祯深知动他不易，搞不好就可能有翻船危险。他即讲策略，又十分坚决，对魏忠贤和他的亲信党羽，杀一批，赶走一批，彻底清除。表现得很有魄力，一点也不手软，朝廷因此面貌大变。在清兵入侵时，他废寝不安，当清兵占领卢沟桥和附近村庄的时候，他一连三个晚上，都登上煤山，向南郊望去，看见到处是焚烧村镇的大火，他忧心如焚，连吃饭都没有滋味了。他全力围剿农民起义军，也曾一度很有成效，使农民起义军处于低潮，甚至陷于绝境，使明朝大大地缓了一口气，又延续了十多年。

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的小说，都要有丰富、厚实的生活积累，才能真实生动，深刻广泛的反映小说的内容，尤其是历史题材的小说，更突出、更重要。姚老在谈创作体会时，说过一段十分形象、浅显通俗的大实话。他说：“底子厚，才能打牢，才能目光四射，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多财善贾，宁可备而不用，宁可备多用寡，也不可学养贫乏，捉襟见肘，窘态显露，空肚子顶石板是文学的大忌。”所以掌握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写好历史小说的基础，基础要扎实牢固，才能写出精彩的篇章，才能在水平线上。

写崇祯皇帝，实际上是写崇祯皇帝所处的历史环境，包括崇祯与后妃的关系，与太监、宫女的关系，与文臣武将的关系。在写这些关系中包括封建习俗、制度、穿戴、吃的、用的、彼此称呼等等；还包括崇祯怎么生活，后妃怎么生活；写崇祯吃饭、睡觉、批公文，以及其他方面的琐碎生活。如果不知道，不了解，就不能真实地描写出生活的细节，细节不真实、不细腻、不生动，就谈不上艺术性，就不能写出一个活生生的崇祯皇帝。对小说创作来说，情节可以虚构、夸张，但细节是不行的，细节一定要真实，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能随意地胡编乱写。李自成第二卷，写崇祯皇帝借助失败——前方又连连打败仗——夜里崇祯醒来——远远传来女打更手，呼喊“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的声音……悲凉的气氛很浓，人物、环境、故事都非常融合。这里作者写了女打更手，为什么是女打更手？原来宫中侍女跟太监读书，读不好书时，或被打，或被罚打更。当时崇祯对内对外，宫内宫外，都遭到失败，哪里还谈得上“天下太平”啊！但夜深人静时，竟传来了悲凉颤抖的“天下太平”的打更声。在这里即加强了悲剧气氛和悲剧效果，又是对崇祯和朱明王朝的绝妙讽刺！如果不了解，不知道侍女打更的背景，就写不出这个绝妙的情节来。

崇祯一心要挽救屡战屡败的明王朝战局，他知道，农民起义军是明王朝的心复大患，而李自成又决非等闲之辈。正因此与李自成的战争．他把明朝的血本都投进去了，无时无刻都在想着要打胜仗啊！可不要失败啊！这方面的生活和气氛写得很强烈。

写李自成在潼关南原陷入明军重重包围之后，崇祯既急又躁连续发布“勒限平贼”指令。他自信这一仗一定可以杀死李自成，或活捉李自成，他把希望寄托在洪承畴、孙传庭、郑崇俭、丁启睿等重臣和大将的身上，可万万没有想到，李自成和农民军经过殊死战斗，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十八骑，冲出了重围，潜入商洛山中。应该说，明军已经取得了大胜，李自成和他的农民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但就因为没有活捉或杀死李自成，崇祯还是大怒，再一次严旨切责，调集大军继续围剿。为迅速剿平农民起义军，他派出最信任的辅臣杨嗣昌赴襄阳督师，一方面整肃军纪，巩固襄阳重镇，一方面彻底消灭农民起义军。“杨嗣昌出京督师”，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单元，崇祯为鼓舞士气，在他的亲信大臣杨嗣昌即将出京上任时，他又赐宴、赐诗、赐上方宝剑、赐御旨，还叫满朝文武大臣，摆宴送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增强杨嗣昌的权威性，希望他统率明军能消灭农民军，以此鼓舞朝野上下，振兴朝廷，他生怕这次投出的血本，又打了水漂。此时此刻的崇祯，心头上最大一块重石就是农民军，李自成、张献忠和农民军让他坐卧不安，让他牵肠挂肚。写周后怕他忧虑成疾，邀他游万寿山散心，哪想到崇祯在和周后、田妃、袁妃游万寿山时，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前方战事，想着消灭农民军的大事。抽签时，他想的是农民军，如若是上签，就说明明朝可以打败农民军，明朝不会亡。当他抽到的是“中下”签时，心头一沉，一下涌上来一片愁云。田妃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绝妙的解释，让崇祯想到“中下”签比“下下”签强，而被掩饰过去。写他与袁妃下棋时，他想的也是农民军，如果下棋赢了，那就证明前方对农民军作战取胜了，崇祯本下不过袁妃，下了一头大汗、袁妃故意失手，走一步坏棋，崇祯一路杀下去，赢了，他兴奋得不得了。当他看到树上有乌鸦，想到若打下乌鸦，就一定能打败农民军，他要过弹弓，一弓打下去，乌鸦没打着，只打下几片树叶，众宫女立时跪下，齐呼“万岁，万岁”！他高兴得飘飘然，以为打下了乌鸦！这些情节和细节，不仅展示了崇祯对明朝的江山、前途，无比担心，充满焦躁心理和求胜欲望外，也把他一心要挽救明朝命运，作“中兴之主”，决不当“亡国之君”的心理写出来了。姚老是非常善于发掘这种内在的东西，常常从看似偶然的动作、言语、表情却反映出人物内在不寻常的内容。而能观察到这个的，只有小说家以它细腻而生动的笔，通过小说的情节，引申发展出来，把不同人物的个性特征显露出来，小说艺术和小说美感，也就在这中间显示出来。这是姚老在创作上的绝妙之处，展示了姚老在虚构情节和故事的能力（技巧）和水平，骑马、下棋、抽签、打弹子……都是一般的生活，但情节和故事，人物和环境，都给人一种真实感，艺术效果在这里发挥到极致。而且写得非常凝练，非常干净，不拉杂、不拖沓，都是人们想看的，非常有分量的内容。小说写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需要作家对他所描写的生活和对象，了解非常充分、准确才行。难怪茅盾老看过这些段落后，对湖北两位教授说：“姚老在小地方，下了大功夫，你们写评论时，不要忽略这些地方，莫辜负他一片苦心经营。”

通过“借助”一系列情节，深刻地写出了崇祯与勋戚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宫内外尖锐的争斗。崇祯确定对内“剿贼”，对外求和的作战方针，为支撑对内对外的战争，就要解决严重拖欠军饷的问题，没有饷就没法继续作战，战士就会鼓噪哗变。但国库空空，他决定向勋戚借助。但他不向宗室的藩王、亲王借钱，也不向国戚中最富有的周皇后和田贵妃两家娘家借钱，他把矛头指向他的表叔李国瑞，可他又不愿意亲自出面承受这个责任，他想到善于揣摸他的心思的首辅薛国观，让他提出，蒙受恶名。他召见薛国观，果然薛国观按照崇祯的思路，建议向李皇亲借助。为抵制崇祯向勋戚借助，李国瑞宁肯把十万两银子行贿于太监，也不肯借助给皇上。崇祯大怒，决心蛮干到底，下旨收李国瑞入监，将借助十万两银子，增加到二十万两。李氏家族和外戚们暗中与宫内太监、侍女结成一伙，抵制借助。结果田贵妃因说错了一句话，被崇祯送进冷宫愆省；病中的五王子被吓丧命。崇祯失贵妃、丧爱子，悲痛不已，借助彻底失败，最后崇祯闹得焦头烂额，骑虎难下。于是他便把全部责任，迁怒和发泄在赞同他向皇亲借助的首辅薛国观身上，先是将他削职为民，后又以贪污罪赐死。薛国观早料到这个结局，死前从容镇定的表现，说明他早把这一切看得明白，自缢时一阵冷笑，显示他对崇祯的蔑视和嘲讽。通过薛国观的死，既把崇祯“功则归已，过则诿之于人”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时，也把朱明王朝已在政治上进入不可救药的总崩溃的前景表现了出来。笔墨变化，丰富多彩，小说的艺术特征和艺术手法常常就在这上面显露出来，“借助”这一“仗”，人物众多，可各有各的位置，互相辉映，又直接对阵；多头并进，又穿叉进行，从最初崇祯气势汹汹，到事件发展的惊心动魄，最后作者以惊人之笔，汇入崇祯全面败北、全局崩溃之中，看到这里谁不感慨，谁不感叹！这就是小说的艺术功力。

在写崇祯与大臣的关系上，同样也是很不寻常的。杨嗣昌是崇祯最信任、最重用的亲信大臣，但他在襄阳失守、襄王被杀后，自知没有好果子吃，崇祯和朝廷上下都饶不了他，在沙市自杀了。写崇祯重用陈新甲，派他秘密与满洲清朝谈判议和，没想到陈新甲无意中把议和条款泄露，遭到朝野上下猛烈抨击，此时此刻，陈新甲如果把一切责任都揽起来，崇祯到有可能保他一条命，而陈新甲却如实说出是执行崇祯的旨意，对于死要面子的崇祯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当陈新甲明白过来时，已经晚了，最终被崇祯下旨斩杀，做了崇祯的替罪羊。洪承畴在松山大战中被清朝俘虏后，崇祯自信洪承畴一定会为明朝献身，忠贞而死，却没想到洪承畴降清了。写洪承畴被俘后的复杂心理和曲折的心理变化，以及降清后，在清朝廷上的种种表现，都是对崇祯的绝妙讽刺，也是对崇祯沉重的打击，强烈的艺术渲染，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些大臣的结局，一方面烘托出崇祯政权的军事机器、政治机器的腐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崇祯死、明朝亡，这个大悲剧中崇祯的悲剧性格，通过他身边的大臣的命运，反映朝廷上下的变化，为最后完成崇祯这个“亡国之君”的形象作铺垫。

三

在人物塑造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反衬人物的心理活动是最难的。写崇祯在一次次受挫折，受打击后，在走投无路，实在没办法时，一次次地到奉先殿，在祖宗的牌位前祈祷、求助、哭泣，特别是写崇祯的哭，反复地写，让人们深深地感觉到此刻的崇祯已经六神无主，孤独无助，痛苦不堪的心中，唯一可以发泄的方式就是哭，哭的艺术效果，在此达到最佳的发挥。

崇祯死，明朝亡，这是历史事实。但在了解历史，分析历史之后，姚老发现，虽是必然的，又不是绝对的，崇祯和明王朝本来都可以君不死，国不亡。一是他不是一个荒淫之徒，昏庸之君；二是他南边还有一个家（指南明）；三是人民虽然对他不满，但还没有彻底唾弃他。但最终他还是走上了亡国之路，这是与他的性格，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而他也就不可逆转的成了一个“亡国之君。”崇祯在登基之初，在某些方面也曾表现得很强，很果断，很精明，很有魄力。如：表现在处置大太监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上，就很不简单。在铲除魏忠贤之后，他规定太监、外戚、权臣不准涉政弄权。就因为这样，田贵妃说了一句错话，他就把她送进冷宫；周后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严厉谴责。与历代皇帝相比，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现，确实不同，特别是与那些不上朝，不做事，不理朝政的皇帝相比显然是不同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他一心要挽救明朝对内对外屡战屡败的战局的决心和抱负。第一卷有个细节，在清兵围住北京，李自成大军又在潼关南原被几十万明军紧紧包围，崇祯的心思在这两件大事上，对前者，他以求和让步为方略，促清兵退出；对后者，他下严令全歼李自成和农民军。为这两件事，他在乾清宫内走来走去，就在他的眼前放了一盆冬天开放的稀有牡丹花，他即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到，说明他的心思全部都放在国家大事上。一个好的细节的运用和描写，对于塑造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常常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对作家来说，要运用得准确，要符合人物当时的心理、性格和行动，而且还要新颖、深刻。姚老的艺术功力，常常就在这上面显现出来。在第二卷里还写了两个细节：一个是皇帝每晚睡觉都由妃子陪夜，一次太监拿着牌子，叫崇祯选妃陪夜，他挥挥手，叫太监出去，说明当时战争形势和朝廷内部的矛盾压得他连跟妃子睡觉的事，都无心顾及了。再一个是写宫女费珍娥侍奉崇祯，崇祯突然发现她长得很美，一把搂在怀里，又一眼看到案头上战表，又猛的一把把小宫女推开，这一搂一推，巧妙地把当时他那十分焦躁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来。仅仅这两个细节，就把他与历史上那些不理朝政，荒淫无度的皇帝形成鲜明对比。姚老在小说情节的展开、细节的运用上，是很出色的。对人物的形象、事件的发挥、环境的烘托，即给读者一个直觉的、具体的、生动的印象，也给作品注入了生命。

姚老善于用对比的艺术手法表现人物，卢象升被召回朝，名义上是解京城被清兵围困之危，实际上崇祯是不想战，只想和。崇祯问卢：“招和满清如何？”崇祯是死要面子的皇帝，向外族谈和有损他的尊严、形象，所以他用“招和”二字。说明崇祯字酌句斟，还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卢象升坚定干脆回答：“臣主战”，弄得崇祯闹了个大红脸。这就写出了崇祯的复杂性格和复杂心理，与后面掣肘卢象升的杨嗣昌、高起潜赤裸裸的投降派的嘴脸形成鲜明对比。尽管杨、高都是奉崇祯旨意行事，但人们还是把卢象升在战场上为国壮烈捐躯的责任，归罪于杨、高，让杨、高成了历史上的罪人，而崇祯却开了小车。

类似这样精彩的情节和细节，小说写了许多，看似大臣与大臣之间的生活，却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有很多重大的政治争斗，军事争斗，宫廷矛盾争斗，都是通过这种对比的艺术手法表现的。

四

但崇祯在性格上也有两面性，他果断、自信、有魄力是优点，如果过于自信，变得多疑和专断就可能走向反面，崇祯恰恰就是这样。比如他多疑，发展到最后几乎没有他相信的人。“东厂”是他一手控制的专门调查朝廷大臣的特务机构，到后来竟发展到包括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也要向他禀报。多疑就免不了专断，专断又死要面子，错了也不认错，这就完全走向反面，崇祯就是这样。多疑专断对崇祯政权起了崩溃性作用。袁崇焕是少有的人才，错杀袁崇焕就是一例，明明是清军挑拨离间，编造袁崇焕降清的谎言，故意传给太监听，崇祯轻信太监的传话，中计错杀，自毁长城。错杀袁崇焕的结果，是再没有一个对清兵作战这样有办法的人。崇祯后来也知道错杀了，但始终不认账，只是在李自成大军兵发北京的危机时刻，他想起了袁崇焕。若是袁崇焕，而不是吴三桂，接旨后两天就赶到京城了，表示出惋惜、后悔的心情。对袁崇焕这样，对卢象升这样忠勇的大将，他也派密探扮作跟班在卢的身边。对首辅薛国观这样的大臣，他也派人跟踪了解，每天他都干什么，去哪里？由于他寄耳目于太监，以为自己耳目灵通，明察秋毫，而实际上太监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是他的亲信、家奴，对他无比忠诚，也是处处蒙蔽他。宦官中最受他宠信的高起潜，几乎从没有对他说过一句真话，处处蒙蔽他。他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不关重要的小事，而真正重大的阴谋诡计，如宣府监军杜勋不战就投降李自成的叛逆行为，却不向他禀报，以至他在接见杜勋时，对杜在宣府的表现一无所知。

由专断发展到专横，这是很自然的，大臣黄道周上疏弹劾杨嗣昌，因违背崇祯的心意而被廷杖，叶廷芳出来保黄，也被廷杖，连刘宗周这样有影响的大臣也遭殃。这个情节深深地揭露了崇祯的绝对君权，不可侵犯的霸主面孔。在众朝臣的请求下，他虽把黄、叶关进监狱，但他暗中向锦衣卫头目吴孟明下达将黄道周、叶廷芳“即予毕命，只云病故”的密旨，深深地揭露了崇祯在继承绝对君权上，走得何等之远！何等心狠手毒啊！说明已走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王朝，封建专制主义也发展到极端，绝对君权完全集中在皇帝一人手里，君臣关系等于主奴关系，他可以随意的处置文武大臣，或杀、或打、或贬、或关，完全掌握在他一人的手中，这样一种君臣关系，在崇祯处于困局时，哪还有什么文武大臣出来为他解忧排难？！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首辅，杀了两个首辅、十多位总督、巡抚，廷杖了不少大臣。对大臣，他是说杀就杀，说打就打，说贬就贬。绝对君权，不仅没有使他变得强大，反而大伤了元气，最后他身边有用的大臣，不是杀了，死了，就是贬回老家了，使他真正成了一位虚弱、孤独、空虚的孤家寡人。由于崇祯听不进与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见，再加多疑、死要面子，独断专行，最后造成人人迎合他，蒙蔽他，没有人和他说真话、实话、心里话。崇祯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有它历史原因的。明朝的政权与其他朝代不同，它废除了宰相制，朝中的一切大事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这就产生了绝对君权。这是封建社会进入后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成的一种政治制度，而首辅，不是宰相，首辅的权限很小。制度本身促使崇祯皇帝走上独断专行的、绝对君权的败亡道路。崇祯的绝对君权，最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太监，建立“东厂”“锦衣卫”控制朝野上下。“东厂”直接由太监执管，随时向皇帝禀报；“锦衣卫”名义上是政府掌管，实际上也是皇帝的亲信组织，直接听他指挥，可以随意抓人。二是设监狱，崇祯随便写个条子，就可以抓进监狱。三是廷杖（打人），不管多大官职，多大岁数，说打就打，都可以廷杖，有的当场就打死，打残。这些崇祯都继承了，而且他还以此引以自豪，立了一块匾，“定天法祖”，即效法祖先统治臣民之法，崇祯刚登基时，不相信太监，下旨太监就是太监，不准太监涉政。到后来他发现朝臣，在朝在野，派系林立，不可信。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打仗总败。最后他不相信文官，也不相信武官，事事多心，疑虑重重。这时他发现离不开太监。太监是皇上的家奴，还是要依靠太监，否定之否定，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这是崇祯当政十七年，一步步败坏的重要原因。

五

尽管最后的崇祯走向败亡，但他仍是一个很有深度和力度的帝王形象，他的突出个性和丰富复杂的性格，在迄今的描写帝王的文学作品中是仅见的。

作者在写崇祯在军事上从优势到劣势，最后节节溃败，一溃千里，直到北京陷落。应该说崇祯手下的重臣大将，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都不是草包，一个个都是娴于韬略，精明练达，且有才干，都是想为明王朝作一番事业的文臣武将，但他们的命运，却都很糟糕，或杀，或死、或被贬、或被下狱。无论是对农民起义军，还是对满洲的清兵，他们都有一套作战的方略，都是很有办法的人，但他们抱负都难以实现，为什么呢？这与崇祯的性格有很大关系，他的刚愎自用，又盲目自负；自作聪明，又专断蛮横；多疑易变，又不讲道理；明明做了错事，也死要面子，绝不改正。他坐在远离战场的乾清宫，却一道又一道圣旨，一次又一次发布作战“指令”，动不动就“严旨切责”，最后他发出旨意越多，越有“作为”，越显得黔驴技穷，弄得局面不可收拾，让文武大臣都感到“天威莫测”，诚惶诚恐，有如“伴君如伴虎”一般，战战兢兢，不能按既定作战方略实施。潼关南原大战、辽海大战，都是他瞎指挥、乱指挥的结果，让前线统帅不知所措，明知他的旨意是错的，行不通的，也要冒险执行。许多事物如果崇祯放手让大臣去做，可能效果更好。他拼命的发布所谓“励精求治”的措施，反而使复杂的事态变得更复杂，更糟糕，局势一天不如一天。这虽反映了崇祯“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繁”的焦躁心理和精神状态，也反映了封建帝王的独裁统治和绝对君权的腐朽本质。尽管他从严约束自己，从严治朝，但仍不能扭转农民军节节胜利，明军逢战必溃，朝廷上下人心唤散，数十万明军丧失斗志，最后土崩瓦解的局面。这就写出了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的身上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与他竭力挽救明朝，扭转明朝命运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从崇祯的所思所想，我们也可以强烈地感到，崇祯极想有为，在李自成的大顺军向北京进军途中，他也力图扭转明朝败亡的败局、乱局，他也想把死棋下活，由于他身边没有有远见、有谋略的重臣，这就暴露出了在危机时刻到来的时候，他性格上的弱点突显出来，徘徊犹疑，优柔寡断，该断不断，最后使自己处于绝境。他完全可以不是这样局面，就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的前夕，他还有机会，或从陆路，或从海路，逃出北京，逃往南京，在南明建立他的新朝廷。紧急时刻周后提醒他“咱们南边还有个家！”他严厉谴责她，不要她涉政。正直敢言的李明睿，痛说南逃的必要，他也曾动过心，一天召见他三次，听取南逃的必要和南逃的途径。老臣李邦华风闻李明睿劝皇上南逃，立即上书，坚持守京城不动摇，等待援军不南逃。崇祯看了李的奏章也很动心，觉得有道理，又犹疑起来，难下决心。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就是在是留下，还是南逃？要南逃，是他南逃，还是太子、二王南逃？要留下，是他留下，还是太子、二王留下？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决而不断，反反复复，该断不断，等他明白过来，想南逃时，无论从陆路，还是从海路都错过了时机，最后酿成亡国悲剧，他自己也不得不走上了自缢殉国的末路。如果崇祯南逃了，也许明朝不会亡，或亡得不这么快、这么惨烈。那样明朝的历史，也许还能延续下去。李自成是一个什么局面，清朝是一个什么局面，就难说了，总之历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如果这事发生在嘉庆皇帝、万历皇帝、天启皇帝的身上，他们平时就不上朝、不做事、不理朝政，只知道玩乐，此时此刻，他们没有那么多考虑，那么多顾虑，早就逃之夭夭了。正因为崇祯不同于他们，他要做一个“英明之君”“中兴之王”，他勤于执事，勤于朝政，他把自己的生死和明朝的成败存亡看成一体，才发生了以身殉国，家破国亡，这样悲壮的惨剧！可能就因为这样，姚老没有把崇祯的死、明朝败亡，写得简单了草，而是写得详实细腻，有起有伏，有血有肉，不仅崇祯以身殉国的前前后后不简单，就是皇后、皇妃、公主，以及他的亲信随从、包括太监、侍女等随他尽节殉国的人，也写得很感动人，写得生动具体，甚至还有几分悲壮，几分壮烈之美。既把崇祯死、明朝亡的悲剧社会性和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写了出来，也把崇祯皇帝身上的人性，人情写了出来。

在李自成和大顺军沉重打击下，亡国的悲哀时时袭击崇祯。他什么办法都想了，用了，可失败被歼的局面，仍然发生在眼前，他很悲观，几乎无计可施、无人可用，常常到奉先殿朝着他母亲的画像哭上一通，以解心头上的重压。在大顺军入城时，他也曾亲率太监、亲兵，试图突围逃亡。尽管此举反映他已把生死处置之度外，更主要是反映此时的崇祯已六神不安，魂不附体，采取了不知所措的举措，绘出了明朝灭亡前的一副悲怆的画面。

写崇祯下旨要懿安皇后、周皇后、袁贵妃、公主以及一切与他睡过觉的妃子都为国殉身的同时，独独要太子和二王换上百姓的衣服出宫逃命，表明他对明朝死灰复燃，还抱有幻想，存有一线希望。在这里姚老写了一段崇祯送别太子兄弟时满怀父爱情怀的嘱咐：“儿啊，你今夜还是太子，天明以后就是庶民了，逃出宫去，流落民间，你要隐姓埋名，万不可露出太子的身份，见到年纪老的人，你要称呼‘爷爷’；见到中年人，要称呼‘伯伯’、‘叔叔’；见到年岁与你相仿的人，要称呼‘哥哥’……我的儿啊，你要明白；你出宫就是庶民百姓，就是无家可归的人，比有家可归的庶民还要可怜！你要千万小心，保住你一条性命……”

这段话既是表明他身殉社稷的决心，完成一个他心目中的“英明之君”的形象。同时对明朝复活还抱一线希望，寄托在太子兄弟身上。同时也写出了这位“亡国之君”与普通人一样，充满了父子情、人性爱的情怀。

在“衣带遗诏”中，他坚定认为“朕非庸暗之主，乃诸臣误国，致失江山”。他自缢上吊，是因为“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他还特别交代：“贼来，宁毁朕尸，勿伤百姓。”一方面他仍称农民军为“贼”，势不两立，表明他到死看法没变；另一方面他又想到百姓的安危。写崇祯上吊前失声痛哭，但这“哭”，不是对自缢感到恐怖，而是对失去江山，对祖宗感到无限的愧疚。然而到他自缢时，没有呜咽，没有叹息，没有恐惧，反而神情镇静，态度平静而从容，他以发覆面，表明他“失去江山，无面见祖宗于地下”。然后走到古树旁，手扶树身，登上垫脚的砖堆，抓住丝绦，自缢而死。如此写来，就让崇祯带着几分悲壮之气离开人世间。

紧张的悬念和情节的迅速发展是最吸引人的，是最有感染力、冲击力的，当然这需要艺术，需要技巧。但其人物和事件的可发掘的内容，可发挥的想像力的内容，可令人震撼的内容，可给人以冲击和启示的内容，其内在的深邃的内容和含意，必须丰富、厚实，才能展示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小说中的崇祯皇帝，提供给我们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帝王之死，而是提供了一个封建帝王毁灭之前的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内容。这些生活内容，又加强了历史剧的悲剧性和悲剧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将崇祯的复杂性格，一步一步推进，最后完美的完成。对小说家来说，没有个性表现的作品，绝对是平庸的作品。同时，还有一点，那就是作者在写作中把他自己的热情和激动与作品中的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更重要。正因为这样，小说中围绕崇祯皇帝的情节和场景的描写，有强烈的形象感、真实感，我们在阅读时，常常被它打动，多少年后也不会忘记这些场景。

为什么崇祯死，明朝亡，在明以后的封建社会，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在老百姓，在汉民族的文人中，还常常都是同情他的，一直到民国初年人们还在景山公园（即煤山）东山脚下，立过一快小牌，上写“明思宗（即崇祯）殉国处”，说明从明朝亡到民国初年，经过三百多年，人们仍对他同情。如果崇祯是一个昏庸之君、一个荒淫之徒，就会失去士民之心，在历史上也不会留下美名，更谈不上什么悲剧了。

崇祯最后的结局，完成了一个复杂人物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思考的问题。一方面他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总头目，另一方面他又是被农民起义军埋葬的“亡国之君”；一方面他是“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他又与历史上的许多“亡国之君”不同，连李自成都说：他不是一位“淫乱昏朽”的皇帝。他在位十七年，不全都是愚蠢昏庸，有时也果断有为；他不沉湎酒色，而是宵衣盱食；他不荒疏朝政，而是勤于朝政；他一生苦斗，力图振作，但处处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这些都反映他是一个有特点的皇帝，不是一般的皇帝，而且有时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果断、很突出。崇祯这个艺术形象，包括了许多丰富的社会内容，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感性的人，但他又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亡国之君”，是一个有认识价值的人，一个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值得研究和重视的帝王形象。这是《崇祯皇帝》一书中最有看头的地方。如果依照史实、史料上提供的资料，谈不上丰富、深刻，最大限度塑造出的也不过是个扁平的人物。但是到了姚雪垠的手里，却一个个变成了圆形立体的人物，他把发生在崇祯身边的一桩桩、一件件人和事，都变成有机而紧凑，血肉丰满的内容，这让人们对姚老的想像力、学识，技巧和语言艺术，以及他花在崇祯身上的匠心，叫人惊叹不已。同时姚老在创作上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创作上从不是一步到位，总是让读者在感慨、感叹、惋惜之中，一点一点地完成自己回味不尽的艺术享受，所以读者看过崇祯皇帝之后，常常会发自内心说上一句：写得好！有看头！如果姚老知道读者对他用心塑造的崇祯皇帝给予了这样的反映，他会十分开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