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不愿署名的文章

有人加我QQ，接受，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子，现在西安读书。我说我是沙河蝉房的。她说了两个字：石盆。这使我惊异。起初，我以为她是沙河市区或者白塔镇以下的。可她一说石盆二字，我就知道她是我的近乡亲。她说她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好啊！并要她好好写。她却说是写我的。这使我一瞬间很激动。在南太行乡村老家，似乎没有哪个孩子对我这个人有半点记忆或者兴趣。作为一个离家二十多年的人，故乡记得我的人，大致是七十年代初期所生的孩子及他们父母、哥哥、姐姐。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所生的孩子，应当是对我这个人毫无概念。

大致是2008年冬天，我回家，几位老师让我到中学为师生做了一次报告。面对黑压压的学生和老师，我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事后想了想，我太文雅或者说装了，净说了一些听起来与现实不搭杠的“神话”。这个在西安上学的故乡孩子却说，她就是那一次认识我并记住我的。我觉得了幸运。来自故乡的“赏识”“记住”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荣耀的事情。

那孩子说她写了一篇文章，并发给了我：

晚上趴在床上看时文，一篇散文读到一半时觉得文笔甚好，便好奇作者是何方神圣。一抬头，“杨献平”三个字（就）赫然出现在眼前，我继续读下去，发现心思已不在文章上，不知何时漂移到了我（的）这位同乡作家上。

他是离我们村只有几公里的南沟村人，早年（时）出去当兵在部队打拼，几经变迁后在异乡扎了根。他和我的父母是同辈人，因为早年出去闯荡的缘故，我们（这些）后辈对他知之甚少。几年前我刚升上初中，他回乡探亲（时）被老师请到学校演讲，大家才知道我们穷乡僻壤也有这样的人。演讲内容早已忘却，只记住了一个“青年作家”的称号。

一会儿，母亲进屋来了。

“我看到一篇杨献平的文章，你认识他吗？”

母亲将书要了去，“这个怂人我还不认识吗，他就是经常来找你小姑姑的那个女孩的大伯……”

怂？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字上，无暇顾及母亲接下来说了什么。我想起当初演讲过后，老师曾说过从前教他的先生说他在中学时的成绩一塌糊涂，多门功课不及格，语文稍微好点，但字却写得龙飞凤舞，相当难以辨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了很多杂志的特约作家。无数的人用事实证明人生的强者大多是课堂里不起眼的那些个渺小的存在甚至是失败者，这样的人现在有，未来也会有。而他也是浩如烟海的（这些）人里一个微茫而闪着亮光的（人）之一。

“他就是一个当兵的！”母亲的话再次在耳畔响起。

“莫言也是当兵的!”我反驳，并不是打算维护这位我不熟悉的同乡和母亲争执。因为他离我们太近了，近得触手可及，所以不管他的文字有多精彩，大家心里都少了一份对文人的尊崇，有的人甚至还有几分轻蔑。而像鲁迅、沈从文、余华、路遥这样的大家和我们有着（一段）难以跨越的距离，却可以轻易地以时空和文思赢得我们发自内心的敬意，使我们留恋在他们的文字里。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在这里，时空和文思各自起着同样一半的作用。

有一个南沟的同学告诉过我，他们村的人并不怎么喜欢杨献平。因为他将他们的生活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展览了他们的隐私，（甚至）造了他们的“谣”。人们面上敬他赞他，心里却有些怕他。这对一个热爱故乡的作家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他热情地歌颂着自己的村庄，用自己最美的文字最真的魂写下了一页页乡村掺杂着血泪的历史，然而他的故乡并不感激他，反而在精神上驱逐着他，使他的灵魂和身心一俱游荡在故乡之外，像一个再也找不到母亲臂膀的孩童般漂泊。

眼泪倾盆而下。在南太行故乡，我这个叫杨献平的农民后代从不孤单。文字所能传达和承载的，远远超出人们眼睛所能抵达的视域。从这个孩子的文章中，我读出了许多家乡人对我的看法或者印象。其中，“怂人”一词是南太行乡村人对特别捣蛋、无良的人的一种普遍称谓。在这里，我想她母亲对我的印象绝对属于前一种。至于后面所说的经常去找她小姑姑的那个女孩，一定是我弟弟的大女儿湉湉。我又问她叫什么名字，哪个村子的？她故意绕开话题，任凭我问，也不告诉。

文章最后一段：“他们村的人并不怎么喜欢杨献平。因为他将他们的生活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人展览了他们的隐讳，（甚至）造了他们的‘谣’。人们面上敬他赞他，心里却有些怕他。”我很震惊。我甚至不如一个村主任有威慑力。他们如何怕我呢？

“这对一个热爱故乡的作家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他热情地歌颂着自己的村庄，用自己最美的文字最真的魂写下了一页页乡村掺杂着血泪的历史，然而他的故乡（人）并不感激他，反而在精神上驱逐着他，使他的灵魂和身心一俱游荡在故乡之外，像一个再也找不到母亲臂膀的孩童般漂泊。”这孩子替我说出了很长时间以来一个很难描述的心情，而且以小同乡的口吻和身份。她使我感到痛苦，但更多的是一种透彻的温暖。一个孩子对我的理解显然超出家乡长者及同龄人的。这说明，文化素养、知识结构，对人事和世界，人生及人心的理解，我的故乡新一代人已具备了“高度”。还有比这样更美好的事情吗？

（2013年12月11日于北京鲁迅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