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要从小处着手

统治者把民众引导到礼上面来，让他们懂礼遵礼守礼，就叫“礼教”，也叫做“教化”。那么如何教化呢？虽然管子在《牧民》里没展开论述，但在其他篇目说得很多。《权修》就讲到，教化要见微知著，从小处着 手。

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 也。

这一段是说凡是治国者都希望民风正，没有人捣乱。要想正气抬头，那么小的不法行为也要打击。小罪错是大的歪风邪气、犯奸作科的开始。放过各种各样的小罪错，而希望国家不受到大动乱的伤害，那是不可能的。凡是治国者都希望民众有礼貌、守秩序，那么一点小细节也不能疏忽。比如不随地吐痰，过马路不闯红灯等等。国民素质教育就是从小事开始的，不抓小的，老是讲空道理，那是没用的。凡是治国者都希望老百姓守本分，那么在小处也不能允许他们投机取巧。不然，你要他们在国家危急关头行大义，舍生取义，几无可能。凡治国的人都希望老百姓正直，那么就必须要求他们在小事上也不能弄虚作假。不然，在国家大事上，老百姓也可能一起隐瞒蒙骗政府。凡治国者都希望老百姓有羞耻心，那就要求他们在小处就知耻，比如顺手牵羊把公物拿回家是可耻的，比如说谎话是可耻的。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不知道什么叫可耻，里通外国，盗窃国库，都不会使人脸红。所以治国者必须要从小处着手，“此厉民之道也。”这是激励老百姓的方法，是治国之本。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不提高，要想长治久安，保持太平盛世，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的经 验。

怎么实行教化？管子认为，前提是要建立统治权威。假如统治者说话没人听，则无法推行教化。在《正世》篇里有一段话：“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胜”。胜就是法律具有权威，政令能够推行。“夫君人之道，莫贵于胜。胜，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后下从；下从，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法律的权威建立起来了，政令能畅通无阻了，“君道”君主的权威就确立了。如此一来，底下的人才会跟从。此时，统治者推行教化，提倡礼义廉耻，人们才会照着去做，才能形成社会正气。“夫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果老百姓心里不服，行为不跟从规范，那就没法用礼义来教化他们。作为民众的统治者是不可以不注意 的。

管子讲德治讲礼教，和儒家不一样。他知道，治国仅靠礼教教化是不够的，还要“审之以法”，强调“礼法合一”。《权修》篇里有一段话：“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厚爱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就会拥护你；“明智礼”，让老百姓识字明礼，他们就会接受教化。具体做法是为上者以身作则，花钱要有限度，乡村办学普及道德教育。这些都做好了，还不够，还要“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用法律赏罚来约束激励他们。礼法兼顾了，百姓才会乐于向善，不会发生暴乱了。《任法》篇也讲到礼和法的关系：“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礼教和法律是一体的，礼教也是法的一部分。先前的圣王用礼和法来统一百姓的思想行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