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喻于利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第四·十六章》

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义利之辨”。

孟子说：“义，人之正道也”。古人多训“义为宜也”，指行为的尺度。庞朴先生在考证了 “义”的字形以及它的含义演变后，指出“义”是“杀的理智”，是社会的，侧重于理性。而“仁”是“爱的情感”，是自然的，侧重于感性。儒家通过强调“仁”的优先性来实现“仁”、“义”的统一。（见其《中国文化十一讲》之第七讲）综观《论语》涉及“义”的近20个章节记述，都没有对“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和描述。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中，“义”居于“仁”和“礼”之间，说明“义”对于“礼”具有指向和引导的作用，唯其“正当”，才能归于“仁”。所以，我觉得“义”就是强调行为的合情合理合法性。

《易》曰：“利者，义之和也。”高亭注:“《说文》，‘和，相应也。’始歌为唱，随歌为和，有唱而后有和，有义而后有利，故利是义之和。”(《周易大传今注》卷一) 也就是说“利”只有跟上“义”节拍才能和谐。人都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利”的世界，也就是利益与功利的世界，是谋求资产名望，努力求生存使生活越来越好的世界。孔子没有反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合理性，我们也不反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合理性。只有在这个世界里站得住脚跟，才能生存和发展。但除了“利”的世界，还有“义”的世界。这是一个让人能分得清真善美丑，心存志向具有节操情怀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人，才可能认识并回答为什么活着以及活着的追求和取向是什么，不至于得“夜盲症”、“软骨病”，才能活得出个“精”、“气”、“神”来。“君子”不是生而为“君子”，“小人”也不是永远就是“小人”。“君子”是由“小人”不断修炼而成。冯友兰先生将人生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并且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的产物，而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可以说是喻之于“利”，到了道德境界就是喻之于“义”，到了“天地境界”，便是由“仁”至“圣”了。人，总是要超越“利”的阶段而向“义”的层次前进。面对义利，必须处理好他们的关系。孔子主张“君子以“义”为本质，“见得思义”，并且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昧着良心，徇私舞弊，必然招来怨恨。就连亚当·斯密在写了《国富论》的同时，还写了《情操论》，也意在求利之时不忘情操之义。

“义”和“利”看似矛盾，实则相通，总是交织在一起。春秋时期，鲁国的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看见同胞被卖为奴隶，只要出钱赎回来，国家不仅会支付所花的费用，还给予奖励。这个法律执行了多年，许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得以返回故乡。子贡赎回奴隶后，却拒绝领取国家的补偿和奖励。因为他是个大商人，很有钱，情愿为国家分累。孔子知道后大骂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他说，照子贡这样，时间久了，赎奴隶的人会越来越少，鲁国会有越来越多流落他乡的人回不来了。子贡此举在实质上把“义”和“利”对立起来，无形中拔高了对赎人之“义”的要求，使一些想做这件事而没有雄厚财力的认为，“赎人”似乎是谋利的手段，是 “非义”而不去或者不愿意做了。

“人所奋斗和争取的一切都和利益相关。”谋利妨害了义，便不是正当之利。取义而损害利，义就会失去基础，失去示范引导性，甚而搅乱价值观和判断力，直至“无义”和“不义”。当“马路上跌倒一个老人是扶还是不扶”成为全社会严肃讨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绝不是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和扬弃，而是对一个民族心灵的真正灼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