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

——《论语·里仁》

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古往今来，在义、利之间，留下了多少以利为先，还是以义为先的纠结和慨叹……

“义”，宜也，是指适宜、应该，是一个社会公认为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很难想象，一个社会如果完全不讲“义”，将如何存在，如何维系;一个人如果事事见利忘义，那么他(她)还会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干违背道义的事而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好像飘浮在天空的云彩，没有意义。其实，孔子并不拒绝金钱和富裕，而是说违背了道义的富贵对自己来说毫无价值。《里仁》篇中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孔子认为，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会去享受的;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不会摆脱的。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任何人都不会甘愿过贫穷困顿、流离失所的生活，都希望得到富贵安逸。但这必须通过正当的手段和途径去获取。否则宁守清贫而不去享受富贵。按照孔子的观点，贫寒和富贵并不是他要讨论的问题，做人是否能够践履道义才是真正的问题。这种观念在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

在全世界都很有名望的晋商，就是践履孔子义利观的成功典范。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祀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同乡，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象。中国银行业的鼻祖“日升昌”票号，创始之初就规定“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就无以知其究竟。”它的大门上挂有一幅对联: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在如今许多人如饿虎扑食一般追求财富的时代，面对“义”和“利”的抉择，可能会毫不思索选择“利”。新世纪以来，一场化学常识的“扫盲运动”在中国迅速开展，老百姓几乎在一夜之间知道了苏丹红、瘦肉精、三聚氰胺……企业家们个个抡圆了膀子，创新出匪夷所思的食品:人造蜂蜜、皮革奶、染色馒头、地沟油……见利忘义者让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时刻处在生命危险之中，同时他们自己的生意也是处于老鼠躲猫、朝不保夕之中。《世界经理人》杂志针对1500余名企业经理人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企业的失败应该归咎于商业道德的丧失。

当然，不同时代“义”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不同时代的“义”也有其共性和延续性。随着人类交往日益密切频繁，人类在道德原则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那些被人类普遍认为是“适宜”的道德原则，就是“天下之公义”，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良心约束。当今社会，许多腐败堕落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等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当事人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漠视或完全无视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之“义”，才是重要的内因。

儒家的“义利观”，与市场经济社会以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的基本原理之间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但它其实恰恰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补充和保障。如果没有基于“义”的道德、法律原则作为底线，人们对利的追求就会不择手段，最终受到损害的必然是所有人的利，这样的市场经济决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如今的青少年经常会用“白富美”“矮穷矬”两对具有强烈对比色彩的语言来描述别人。这种描述，除了直观能看到的外貌对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财富对比。这样的评价标准同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能花会挣是好汉”真的好相似。它们都有同样的评价标准，即财富;也有同样的缺陷，那就是忽视了人品状况。这样“见利忘义”的价值观念，很可能会为他们今后的人生埋下不幸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