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提倡和重视和谐的民族，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舟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等。这应该与中华文明发源自大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生存特点是自给自足、靠天吃饭、宗族群居、经验为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文精神便是崇尚天人合一、安定和谐，重视家国伦理，提倡互助、爱好和平的文化特征和民族心理密不可分。

我国先秦时期的哲人就是在学习和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和”并不是一团和气，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抹稀泥，而是在保持事物多样性存在的前提下，彼此还要努力协调，达到和谐共处的状态。就比如烹调，必须使酸、甜、苦、辣、咸调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味俱全、味在咸酸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佳肴;比如音乐，必须将宫、商、角、徾、羽配合在一起，达到一种五音共鸣、声在宫商之外的境界，才能算是上等美乐，即“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反之，如果好咸者一味放盐，好酸者拼命倒醋，爱宫者排斥商、角，喜商者不用羽、徾，其后果便不难设想，也不堪设想了。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首先是把“和而不同”当做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其次，“和而不同”乃指尚和而不盲目附和，要保持自己的独到见解，在文化上则体现出刚健守正的固本精神，正如孔子所言“当仁不让于师”，如果自己的道理是符合仁道的就要坚持，即使是老师也不必曲意迎合。和而不排异，和而不苟同。最后，孔子所说“和而不同”，也是一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和气魄。这一点既是对我国三代厚德遗风的提升，也开启了后代君王及士大夫们的治国理政之心智。它是一种君子之风，是协调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准则，同时也适用于处理国家、民族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孔子对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评价，很能够体现“和而不同”的思维模式。管仲很复杂，他原来是齐国贵族公子纠的师傅，公子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齐桓公害死，管仲非但没有按照义的要求为主人殉难，反而为杀害自己主人的仇人服务，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他很贪财，国君给了高薪却从来也不做一点善事，特别是违反礼制，总喜欢超越自己的级别享受待遇，这是孔子最不能容忍的行为。孔子曾经骂管仲:“管仲知礼，孰不知礼?”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子贡谈起管仲时都认为他不仁，孔子却和自己的学生意见不一样，他明确地认为管仲符合“仁”的要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管仲的政绩使齐国的老百姓得到了安宁和幸福。孔子肯定管仲的话最著名的有两段，皆见《宪问》篇。一段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管仲的政策带来的好处。另一段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齐桓公多次统一诸侯，靠的不是暴力，而是管仲的政治智慧。孔子由衷地感叹说:“这就是仁啊!这就是仁啊!”

如果仅从做人的细节修养上看，孔子是一百个看不上管仲;但如果从民族的发展上看，管仲“尊王攘夷”，反对使用暴力，而且阻止了齐鲁之地被“夷化”的可能，这一点孔子是完全肯定管仲的贡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假如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都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蛮夷)了。所以，孔子认为，对于像像管仲这样有仁德、对国家民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不必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他在细节琐事上的不够贤德。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置当今世界多种民族、多种文明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2014年6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我们应该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要相互补台、好戏连台。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字原则，最早是由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3]，是对儒家“和而不同”传统智慧的继承和发展。

1990年12月，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为费孝通先生80华诞贺寿。在就“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主题进行演讲时，费老总结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老晚年在探讨全球化和文明的问题时多次提到“和而不同”的概念。他多次强调，“和而不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核心，是一种非常高的文化哲学境界。依据祖先的智慧，费老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其后又对这一世界文化观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在世界上生活的各个群体，在认为自己的传统价值标准是‘美’的之外，各群体之间还应当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承认别人的传统价值标准也是‘美’的，做到‘美人之美’。在这个基础上，全人类建立起一套大家愿意共同实行的价值标准，达到全人类和平共处、‘美美与共’的境界，实现‘天下大同’。”他指出，寻求解决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必须超越现有的一些思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自我文明和他人文明的认识。如果人们真的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就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与人之间这样彼此相亲相爱的相处之道，其实也是文明之间彼此理解尊重的相安之法。今天的“圣贤”，不太可能是由某一种文明或某一个人物来担当，他应该而且必然是各种文明交流融合的结晶。只有当不同族群、民族、国家以及各种不同文明达到了某些新的共识，世界才可能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祥和的局面，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挑战。

“各美其美”，就是各个民族弘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美人之美”，即以别人为美。如果自己没有，就可以向别人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优秀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学习，那么它就可以展现一个多彩的世界，多元的文化，就可以建立一个大同的理想社会。

总之，“和而不同”的思想，体现出了一种包容的精神、博大的胸怀，在现在看来，可以说是儒家学说在面对当代世界难题时给出的谋求和平的智慧答案。它不仅是全球化文明冲突问题的解决路径，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天下大同的理想和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