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历任统治者都崇文爱艺，尤其是对馆阁翰苑词臣更是推崇备至，太宗曾说过：“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86]对馆阁翰苑词臣的选拔十分重视。“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询宰辅，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近臣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尝闻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贺，谚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87]如此谨慎的内制选人，使得选中者倍感清贵，以后出入宰辅甚多，如李沆官至宰相，贾黄中、张洎、苏易简官至参知政事，扈蒙、宋白官至尚书等等，正如南宋曹彦约所说：“本朝太宗盛时，人才辈出，赵普、李昉、吕蒙正、张齐贤、吕端为宰相，李穆、李至、寇准、向敏中为执政，田锡、王旦、毕士安、王禹偁之徒为两制，在上位者如此，则在下者可知矣。”[88]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有入馆的经历。
这种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利于形成重文的时代气息，使宋初各项文教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位尊而责轻、禄丰而身闲，使当时达官词臣们形成志得意满与清贵悠闲的心态。这与他们选择富贵闲适的白体诗自有一定的关系，更甚者其词臣的身份并由此而形成的依附性人格，使得部分宋初白体诗带有较为浓厚的粉饰世态的味道。
宋初“兴文教”，重视儒家传统文化重建的同时，也对佛、道诸家思想采取开明的政策。太祖即位不久就废除后周抑佛政策，开宝四年（971），雕刻佛教典籍《大藏经》，开宋代兴佛先河。太宗对佛教的资政功能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阳，宓子贱弹琴治单父，此皆行黄、老之道也。”[89]并雕成《开宝藏》五千余卷，使佛教文献得到保存与利用。真宗曾说：“至于道释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耶？”[90]对佛教持肯定扶持态度，使得佛教在宋初得以迅速发展。道教的御用性更加明显，太祖广建道教宫观，太宗把道教的斋醮科仪移入皇朝的祭祀活动之中，真宗朝出于“神道设教，一驯天下”的统治目的，道教进一步兴盛，一时“祥瑞”“天书”齐现。
这种尚佛与佞道，使得佛、道二教都得到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佛道思想对士人的人格有微妙的影响，也有利于宋初白体的发展。佛教的知足保和、空悟悠游，道教的清静无为、闲雅自适，再加上五代乱世所形成的明哲保身、顺时听命的苟安思想的自然延续，使得宋初文士的人格具有明显的保守苟且的成分，正如欧阳修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91]宋初文臣的循默苟且、知足听命的人格与白居易中年以后沉溺佛、道，知足不辱、居官如隐有相通之处，这也是白体兴盛的重要原因。
宋初几代文臣虽然有博学能文之士，但总体上从乱世的文化“荒漠”中走出来，与庆历前后无书不读的士大夫相比自然不可同年而语。平易浅切、不求典实、作法随意的白体诗正符合他们诗酒唱和时悠闲自得、即兴而作、以附风雅的需求，使他们在艺术风格上自然对“白体”推崇备至，同时在诗歌内容上，宋初白体也呈现出世俗化、琐屑化的倾向。
宋初三朝白体诗人的身份绝大多数是馆阁翰苑词臣，仅太宗朝先后就有15位学士，2位直院，他们依次为李昉、汤悦、徐铉、扈蒙、李穆、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李沆、韩丕、毕士安、张洎、钱若水、宋湜、王禹偁。陈元锋先生说：“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从李昉、徐铉到宋白、苏易简、王禹偁，太宗朝翰林学士几乎由清一色的‘白体’诗人担当。”[92]宋初翰苑词臣多为宋初白体诗人群体的主流，而白居易也曾为宪宗朝翰林学士四年之久，穆宗时又官至中书舍人，都是皇帝身边的词臣，宋初的翰苑词臣清一色地推崇白体，应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有一定的关系。
总之，宋初白体自然延续五代尤其是南唐宗白之风，他们的人格中也保存着部分五代乱世的文士气息，宋初的统治者希望臣子知足委顺、淡泊心志，以利于自己的统治，加上宋太宗本人喜爱白体诗歌，而使白体诗得到特殊的地位，白体诗的首先兴盛和流行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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