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四端说”与“道德感说”

18世纪西欧伦理学有一场著名的论战，即围绕着“道德的性质”而发。简述之，主张道德源于内在感情者，谓之“道德感说”；坚持道德源自先验理性者，谓之“道德唯理论”。前者的代表如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日后则为亚当·史密（Adam Smith，1723—1790）所发扬光大，流行甚广。“道德唯理论”的代表即是近代哲学的奠定者——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2]这两种学说在当时针锋相对。国内援用康德来“格义”儒家伦理学说，学界早已耳熟能详，于此毋庸赘述。^[3]拙文草于1984年，试援“道德感说”以疏通孟子“四端说”，藉此显示：毋论援用康德学说或者“道德感说”，均能在儒家伦理这个多彩多姿、意涵丰富的万花筒中，顺由观察者任意的摇动，显现己所欲睹的图像。从而旁证认识自己文化最佳的途径，终是“返归原典”。

孔子以降，先秦儒家的代表首推孟子（前372—前289）与荀子（前313—前238）。以道德知识论言，荀子的观点与“道德感说”格格不入。据荀子的观察，道德行为非出自人性之本然。他言道：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4]

既然道德非来自人之情性，那么礼义从何而出呢？荀子认为是“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换言之，伦理规范是“圣人积累虑，习伪故”的缘故。^[5]由此视之，道德成规既为圣人所创制，则显然外在于个人，而非自发。他又明言：

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6]

是故，对荀子而言，道德的起源或伦理的命题皆缘“思虑而求知之”，这与“道德感说”显然不符，可毋庸多加细论了。

反观孟子的伦理学却将“道德感说”表现得若合符节。首先，在孟子辩驳告子“仁内义外”说中，两造所援用的论证，直是18世纪西欧伦理论战的缩影。依告子（约前420—前350）的说法，见到年长者，于是去恭敬他；这恭敬之心乃因“对方年长”所引起的，并非自己内心所本有。换言之，“年长”具有客观的道德性质，因之引起人心的道德反应，如同告子所谓“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

孟子则以人只尊敬年长的人，而不尊敬年老的马，来表示“年长”本身并不存有客观的道德质素，由此反证“恭敬长者”实发自内心。孟子此项论证旨在厘清“道德官能”（moral faculty）与它所施用的对象，必须有所分辨，毋得视后者为道德的根源。

孟子复把作为“道德官能”的“心”来类比感觉器官。他谓，“口之于味，有同‘耆’”，“耳之于声，有同‘听’”，“目之于色，有同‘美’”，于是认为：以现代的观点视之，孟子这个比喻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口之于‘味’”“耳之于‘声’”、“目之于‘色’”存有感官与被感觉者的里、外区分，可是“心之所同‘然’”的理、义，却是发自内心。所以此一譬喻必须与孟子的“性善说”或“四端说”合读，才能肯定“仁义礼智根于心”，也才能确切把握“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的真意。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7]［引号为笔者所附加］

要之，孟子所标榜的“性善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8]其具体的见证，乃缘人皆有“四端”。而孟子“四端说”著名的譬喻，当是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述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最为生动。依孟子之见，这种“怵惕恻隐之心”的产生，既非要“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亦非图“要誉于乡党朋友”，更非“恶其声而然”；^[9]所以我们可断定此为实有所感且最为纯粹的“道德情感”（moral sense或moral feeling）。后代解经者释“恻隐之心”为“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实深得孟子旨意。^[10]

于另一状况，孟子叙述孝子、仁人埋葬其父的缘由，再次显豁“不忍人之心”的作用，他形容道：依此，孟子下结论“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而这“有道矣”正是“不忍人之心”的反应。

（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梩而掩之。^[11]

孟子并肯定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普遍具有这类的“道德情感”，而这种感情实为道德之基础或来源；以知识论言之，就是提供道德经验与辨别伦理命题之能力。孟子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2]

这一段引言显示孟子肯定“道德情感”为人类所共有。其次，孟子又认定道德意识实源自内在的自我，非由外界强加进去。例如他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3]

“仁”在儒家伦理意谓“全德”，可包含其他德性。反之，则否。为了精简我们的论证，就把关注的焦点摆在“仁”与“恻隐之心”上面。同理，西方“道德感论者”，例如亚当·史密，亦是将“恻隐之心”^[14]作为道德意识的基石。^[15]

在中国哲学的脉络里，宋儒程颐（1033—1107）曾将“仁”与“恻隐之心”的关系描述得恰到好处。他说：“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16]明儒高攀龙（1562—1626）亦言：程、高二儒浸淫儒学有年，颇能切中孟子伦理思想的理路：在实际的生活里，道德意识源自具体的情状，而非抽象概念的推衍。这点实是今日亟亟将朴质儒学推向“伦理形上学”者，必须再三复勘的。

人性因感而发，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方知有仁、义、礼、智。^[17]

孟子伦理学说与“道德感说”的类似性，比照其“四端说”，会愈形显豁。孟子曾谓：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8]

这段引言与前述引言的差别，只不过是上段引言认为“恻隐之心，仁也”，而下段引言仅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于此，作为“道德感”的“恻隐之心”与作为“道德判断”的“仁”之间的确切关系，值得探究。

表面上，“恻隐之心”由道德主体因感而发，而“仁”则是客体伦理性质的描述。但以孟子惯以“恻隐之心”与“仁”交互界定，其所呈现相互渗透性，似乎孟子并不分辨“道德情感”与“道德判断”的不同。

“四端”之“端”字，果作“端绪”解，则“恻隐之心”只能说是道德意识的萌芽，而非道德行为的完成。是故，孟子接着必得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②“知皆扩而充之”，则属于“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19]的运用。但这并无改变“恻隐之心”作为“道德感”基源的事实。所以孟子才会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20]此处的“大体”显指“能思礼义”的“心”，“小体”则为“蔽于物”的“耳目”。但关键之点即在于道德抉择的启动者——“从”应落在何处？由孟子伦理学全盘地考虑，极有可能意指落实“道德感”的“四端”，特别是“恻隐之心”及其衍发的“是非之心”。鉴此，可以获悉孟子不但不分辨“道德情感”与“道德判断”，尚且赋予“四端”兼备“道德然否之情”与激发道德行为的原动力。是故，徒见一“知”字、一“思”字，立即漫言附会西哲的“理性”或“道德自律”，恐不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讥。

其实，中、西哲学比较的困难，与其说形式论证的差异，毋宁说基本预设或概念的差异为多。例如：西方“理性”与“感情”的截然二分，在中国哲学辞汇中，则似无对等者。以孟子惯用“心”的概念为言，实“理性”的“mind”（心智）与“感情”的“heart”（心情）兼而有之；以致任何借“道德自律”（遵康德原意的用法）或“道德感说”以疏通孟子学说，均可得其半，而无法尽窥其全貌。于是，表面上，西学似为了解固有文化的方便法门，最后犹得折回了解孟子学说的起始点：《孟子》一书究竟呈现了什么？这样对《孟子》一书“本体地位”（ontological status）谦逊的肯定，即使并非无视于历史上诸多的异解，恐犹为“后现代主义者”所不屑，遑论自谓已得儒学“正解者”。

［附记］拙文仅就道德认识论予以论列（人如何判断道德事项），尚无涉本体论诸问题（人为何有道德），此一分殊十分紧要，敬请明鉴之。

【注释】

[1]初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5期（1994年5月），第1—3页；后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允晨版第31—38页，中华版第27—33页。关于英国“道德感说”，可参阅Alasdair Mac 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New York：Macmil lan，1978），ch．12。

[2]初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5期（1994年5月），第1—3页；后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允晨版第31—38页，中华版第27—33页。关于英国“道德感说”，可参阅Alasdair Mac 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New York：Macmil lan，1978），ch．12。

[3]以康德哲学疏通儒家伦理，卓然有成者，当非牟宗三先生莫属。最能发挥其说者，则属其高第李明辉先生。参见李明辉：《孟子与康德的自律伦理学》，《鹅湖月刊》第155期（1988年5月），第5—16页。不同的意见则请参阅拙著：《所谓“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思想之限制的例证》，收入《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允晨版第3—24页，第3—20页。

[4]语出《荀子·性恶篇》。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1969年版），第十七卷“性恶篇”，第291页。

[5]语出《荀子·性恶篇》。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十七卷，第291—292页。

[6]语出《荀子·性恶篇》。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十七卷，第292—293页。

[7]语出《孟子·告子上》。参见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十一卷“告子章句上”，第261页。

[8]语出《孟子·告子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十一卷“告子章句上”，第259页。

[9]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三卷“公孙丑章句上”，第79—80页。

[10]见朱熹：《孟子集注》（收入氏著：《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三卷，“公孙丑章句上”，第237页，朱熹针对“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乙段而注云：“谢氏曰：‘人须是识其真心。方乍见孺子入井之时，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内交、要誉、恶其声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11]语出《孟子·滕文公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五卷“滕文公章句上”，第135页。

[12]语出《孟子·告子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十一卷“告子章句上”，第259页。

[13]语出《孟子·告子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十一卷“告子章句上”，第259页。

[14]“symphathy”，以现代语言则是“同情心”。

[15]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edited by D．D．Raphael and A．L．Macfie（Indianapo lis，Ind．：Liberty Fund，1976）．

[16]程颢、程颐：《二程集》（台北里仁书局1982年版），河南程氏遗书第十五卷（伊川先生语一），第168页。

[17]高攀龙撰，陈龙正编：《高子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六卷，第21页。

[18]②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三卷“公孙丑章句上”，第80页。

[19]语出《孟子·告子上》。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十一卷“告子章句上”，第270页：“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20]语出《孟子·告子上》，孟子应公都子的询问，所作的解答。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第十一卷，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