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诈立与兵不厌诈

“兵不厌诈”，似乎是军人的口头禅。尤其在战争时期，几乎每个有军事常识的人，甚至不懂多少军事知识的人，都可以顺嘴说出“兵不厌诈”这个成语。可见这个成语流行之久，普及之广，真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不过，这个成语源于《韩非子·难一》，《孙子兵法》中表达这个思想的是“兵以诈立”：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此军争之法也。（《孙子兵法·军争篇》）

孙武子的意思很明白：所以，用兵打仗要奇诈多变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是否有利采取行动，随着情况变化决定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这就是军争的原则。

《十一家注孙子》中诸家注“兵以诈立”着重“诈”与“立”二字上解说。杜牧曰：“诈敌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后能立胜也。”梅尧臣曰：“非诡道不能立事。”何氏曰：“张形势以误敌也。”张预曰：“以变诈为本，使敌不知吾奇正所在，则我可为立。”（《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两军交战，离不开诡诈之道。《孙子兵法·计篇》中指出：“兵者，诡道也。”《十一家注孙子》注此，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李筌曰：“军不厌诈。”张预曰：“用兵……取胜，必在诡诈。”（《十一家注孙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8页）兵家的“道”，就是“诡道”，就是“以诡诈为道”。自古以来，“兵以诈立”一直为兵家打仗的必守之训。

孙武子归纳出诡道之术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

孙子论军事行动的隐秘性，也包含诡诈的成分，他说：“难知如阴”（《军争篇》）“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形篇》）“故形人而我无形。”（《虚实篇》）讲的是在欺敌蒙敌中隐蔽自己，洞察敌人。

毛泽东是主张“兵不厌诈”的。他说：

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种事情。（《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2页）

用“诈兵”目的是造成敌人的失误，使其陷入“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给敌以错觉，给敌以不意，就能战而胜之。

毛泽东指出，游击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这些对游击队行动的要求，也是中国古代兵家诡诈主张的流风遗韵。

毛泽东又说：

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491至492页）

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疯子，其办法就在运用“诡诈之道”。战争可以用欺骗、用计谋，神秘莫测，诡计多端。

毛泽东在二十余年的战场角逐中，为了掩盖己方的真实企图，总是竭力施展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隐真示假、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欺诈手段，使敌上当受骗。他的明智还在于对敌人的欺诈保持高度警惕，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请看一些大大小小的典型战例：

［战例之一］机诈脱险

根据客观情况，随机用诈，灵活变换制敌的方法。

如毛泽东1938年以别的同志的名义在《解放》第二十八期上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就讲了不少机诈权变之法。其中“游击队就是在无严重敌情下撤退时，亦应伪装，例如先向假方向走若干里，再折到真正要走的道路，用以迷惑敌人”。使敌人失去跟踪追击的目标，便是一着。

毛泽东此法，可以说是集古人、先人与战友经验之大成。陈赓对他讲述自己机诈脱险的故事，也很有启发。

1927年8月24日，陈赓在会昌战斗后撤退途中，负了重伤，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脚腕骨被打折，不能行走。见追击的敌人赶上来，忙从山坡上滚下来，跌进一块深草的田沟里，腿上流出的血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待敌人来搜索时，他把腿上流出的血涂抹一身一脸，紧咬牙关躺哪儿装死，结果敌人踢他一脚便走了。

毛泽东在听完陈赓给他讲这段故事时，曾经评论说：“机诈权变。戏是好戏，但不宜重演!”

［战例之二］蒙敌渡江

“兵不厌诈”的重要方法是“隐真示假”。优秀的指挥员在指挥作战时无不竭“示形”之能事，即实施佯动以欺骗敌人。

1935年4月下旬，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分三路从贵州进入云南，以红九军团向宣威地区发展，主力以神速动作西进攻占马龙，继克寻甸、嵩明，前锋直逼昆明。

此时，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剿共”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十分恐慌，因其主力已调入贵州，滇境空虚，昆明几乎是座空城。他一面向蒋介石求援，一面命孙渡率部回援，同时调各地民团增援昆明。其实中央红军并未有攻打昆明的意图，只是为了迷惑敌人，威逼昆明，以便声东击西，准备渡过金沙江北上。

当蒋介石急调薛岳率第一、第二、第四等纵队向昆明赶来时，红军虚晃一枪，忽然向西北方向疾进。至此，蒋介石才恍然大悟，判明红军渡金沙江北上。于是，他急命薛岳督师跟踪追击，大叫什么“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企图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他还密电龙云、川军刘文辉，令其扼守金沙江各渡口。

4月29日，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连夜向金沙江前进。左纵队红一军团进抵龙街渡口时，发现这里江面宽阔，又无渡船，敌机又反复轰炸，架起的桥又被洪水冲击，难以渡过。但为了吸引、迷惑敌人，红军继续摆出渡江的姿态。右纵队红三军团乘势进至皎西、杉乐，抢占皎平渡，控制了渡口一带。

为迅速渡江，中央军委派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干部团首先渡江。干部团在杉乐村时，碰上了国民党禄劝县的一个小官，他气喘吁吁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战士们回答：“是‘中央军’，奉命来调查河防。”那家伙信以为真，急忙说：“我也刚接到通知，要到江边去‘封江烧船’。”他还从口袋里取出龙云的命令给红军看。刘伯承问他：“命令送到了江边没有？”那人说：“还没有，但今天必须发到江边，把船烧掉，防止共军过江。”刘伯承判明敌情，立即告诉他：“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那家伙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于是，先头部队押上俘虏，前去找船。在艄公的帮助下，红军找到了船只，并利用俘虏兵，诱捕了敌人的哨兵，避开敌区公所和保安队。

红十三团在洪口渡虚张声势，引诱敌人，保证主力从皎平渡渡江，其他部队也相继从树节、盐井坪等地渡过了金沙江。

当敌军大队人马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远走高飞，踪影全无。看着激浪滚滚浩荡东去的金沙江，疲惫不堪的敌军只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了。

对于劣势之军来说，“示假隐真”不仅可以摆脱敌人困扰，而且可以争取战场主动，迷惑敌人，打败敌人。

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实施“示假隐真”的谋略，示出南下假象，隐其北渡真形，伪装企图，欺骗敌人，从而迷惑并调动了敌人，达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

［战例之三］佯顺敌意

以表面上顺从敌人的心理和意向，迷惑敌人，以扰乱其对我真实行动的侦察、分析和判断，使敌人在理智上犯错误，从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导致其获取的情报失实，判断情况失误，所定决心失策，作战行动失败。

1947年8月6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为了策应陈赓兵团南渡黄河,发动了围攻榆林的战役。榆林战役打响后，胡宗南果然乖乖地听从调动，调集了主力约十个旅的兵力，长驱北上增援榆林，妄图与榆林守敌邓宝珊部对我实行合围。因敌兵力众多，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彭德怀决定我主力于8月12日撤出榆林。

敌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所部一二三旅和一六五旅于8月13日赶到榆林。自以为胜利完成了“解围”任务。这使钟松十分得意，国民党报纸大肆吹嘘什么“钟松师神速巧妙，榆林不战而解围”。胡宗南还骄横地断定：“共军已仓皇逃窜，其主力势必东渡黄河。”

善于施谋用计的彭德怀司令员，得悉胡宗南得意忘形，并由此产生错误判断之后，决心将计就计，采取疑兵计谋，以假乱真，诱骗敌人，消灭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他当即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以一部向榆林东北长乐堡方向转移，并以后方机关一部在葭县（今佳县）以北东渡黄河，迷惑敌人，调动敌人，争取主动，待机歼敌。”

毛泽东完全同意彭总的计划，并高兴地说：只要在这儿搞敌人一股，拖住胡宗南，使陈赓兵团安全南渡，反过来他们又给我们以有力的配合。到那时，西北战局和全国一样，就要大大改观，而敌人只能一天天地走向下坡路了。

此后，“西野”后方机关干部伪装成主力，从葭县以北的黑峪口渡过黄河到晋绥解放区去了，而胡宗南的空中侦察机如实地向他报告了我“主力”在黑峪口“偷渡黄河”的情况。这一以假乱真行动，的确取得了使敌信假为真的效果。而取得这一效果的关键，是彭德怀根据敌人的错误判断，顺应敌人的思维定式，使敌人信以为真。

胡宗南接到彭部主力“偷渡黄河”的报告后，急令钟松所部：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现大部已被压缩在米脂县以北，长城以南，黄河以西，无定河以东的中间地区。整编第一军和二十九军正沿咸榆公路北上，令你师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配合行动，把共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以北的葭县地区，一举消灭。

信假为真的钟松，本来就被吹嘘得“昏了头”，得悉胡宗南的急令后，更是骄气十足，他夸下海口：“现在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他迫不及待地率部从榆林南下镇川堡，妄图与北上的两个军会合，形成钳形攻势，夹击“西野”主力于榆、米之间的狭小地区。此时，“西野”主力已在敌三十六师行进途中的必经之地沙家店东北地区设置好了“口袋阵”。

8月18日下午，“西野”一、二纵队向敌三十六师发起猛攻。此时的钟松才如梦初醒：“共军主力并未渡河!”于是，他急令一二三旅火速靠拢，而该旅觉得地形复杂，夜间行军，怕遇埋伏，决定次日行动。结果，三十六师遭到“西野”围歼。一番激战，全师覆灭。钟松乘夜暗，换上便衣潜逃。

［战例之四］假戏真唱

假戏真做真戏假做是诡诈欺敌又一战法。假戏真唱，有时是敌人判断失误，我则利用敌人的这种失误，以假行动迎合敌人的判断；有时是故意制造假情况，让敌人上当，做出错误判断。

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判断，东北野战军至少要休整半年才能入关作战。为“顺应”蒋介石的判断，稳住傅作义，不使其南撤或西逃；也为了掩护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的秘密意图，毛泽东指示东北野战军开演了一系列“假戏”，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伪装措施。

他除了要求部队行动须十分隐蔽，夜行晓宿，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出冀东外，还要求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境内演一些“假戏”，以迷惑敌人。1948年11月20日，毛泽东电告林彪说：

……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彪）、罗（荣桓）、谭（政）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第二天，又指示林彪携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入关，仍继续部署媒体舆论欺敌：

如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东北部队入关的时间路线和任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细心的毛泽东还考虑到沈阳附近有敌特电台，要求沈阳附近的“东野”部队推迟出发时间，以稳住敌人。否则，部队一出动，敌必察觉。兵不厌诈，毛泽东可说是运用到家了。

［战例之五］饵兵诱敌

《孙子兵法·计篇》：“利而诱之。”即对贪功图利的敌人抛出钓饵，诱其上钩。一般情况下，“诱敌深入”的“诱兵”，即是“饵乓”。兵法还讲：饵兵勿食。即不要上“饵兵”的当。对“饵兵”，既要用，又要防！

毛泽东也曾多次提及此法。他在为纪念抗日战争两周年时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斥责了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欺人之谈后，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绝不会改变的。武汉失守后，日本鬼子的甜言蜜语绝不可信，例如所谓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等，“乃是诱鱼上钩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钩谁就准备受烹”。

1939年9月1日，毛泽东在对《新华日报》记者谈关于国际新形势时，批驳了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军事扫荡”等政治、经济、军事政策之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这两次都是提醒人们“饵兵勿食”！

毛泽东不仅能及时识破敌人“以利钓鱼”阴谋战法，而且也能运用此法制敌。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两次战役中，他就连用此法。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激战一小时，在温井全歼伪六师一个加强步兵营之举，揭开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10月27日，伪六师两个营在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区，与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二〇师交战，彭德怀遵照两天前毛泽东“吸引敌主力增援”的电示精神，决心以攻击龟头洞之敌为诱饵，引熙川、云山之敌来源，然后集中第三十八、第四十军和第三十九军主力予以歼灭。但由于敌人过于狡猾，仅伪八师两个营来援外，其余敌人没有入套。志愿军遂顺手牵羊，令第四十军将龟头洞地区敌四个营歼灭。

又如在第二次战役中，毛泽东发现敌人恃强骄傲和轻视对方的心理，及时电示彭德怀、邓华、宋时轮、陶勇、覃健要适时“以利钓鱼”。志愿军在敌人发起试探性进攻时，一面抗击，一面有计划地后撤，示敌以弱，造成敌之错觉。同时以多种手段察明敌人企图与部署。当发现敌因惧歼而行动谨慎，不敢长驱直入时，于11月17日，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军又继续后撤至云山、球场洞以北地区，以解除敌人疑虑，让敌人大胆前进，步步上钩。11月24日，敌发起总攻后，志愿军主力按预定作战方针，继续诱敌深入，使敌人的错觉继续增大增强，达到了骄纵、消耗、疲惫、分散敌人之目的。待西线之敌供应线拉长、右翼暴露、后方空虚，进入对志愿军有利的作战地区时，西线志愿军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最后钓到了大鱼。

古人说：“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毛泽东深得《孙子》“兵以诈立”的精神，他的用兵风云诡谲，奇计百端，疑敌、惑敌、欺敌、诈敌故事实难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