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人的传统修养

裴正学

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必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往往是一种共同观念的体现。一种观念，在不知不觉中为本民族大多数人所公认，并为之代代传承，成为本民族的“共同观念”。这一共同观念的形成，除了与民族生存的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外，主要与该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联系。

中华传统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共同观念”的物质基础；而“共同观念”又是民族传统修养的理论依据。这种传统修养植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层土壤之中。从尧舜禅让到春秋战国的学术争鸣，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昌盛，中华民族大体决定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修养准则，这一准则在经过清朝近三百年的“以孝治国”方略不断强化后则愈益完备。

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儒、道、佛三家，在这三家之中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地位。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中指出，人类之学术主要研究三个问题：第一，人对物的问题；第二，人对人的问题；第三，人对己的问题。大体而论，第一类问题之主题是发展科学技术；第二类是解决人际关系；第三类是认识、定位自我。梁认为中国的儒学，不注重解决第一类问题，却直奔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它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也是中国最早的自身修养学。西方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便向第一类问题和第三类问题侧重，从而在科学技术和人性解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人卡耐基才出版了《如何推销你自己》的论著。中国的道教和儒学一样，同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只是道学更偏重于调节人类自身。至于佛教，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

儒学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因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孔孟学说被历代王朝一升再升，孔孟地位被一提再提。自隋唐以后，我国历代选拔人才之科举制度皆以四书五经为准绳，将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学科称之曰三教九流，雕虫小技。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身精神文明的传统内涵，由此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修养模式。

这种修养模式有利于使人民“克勤克俭”，“谦虚谨慎”，“奉公守法”，“忠君爱国”，从而使“家庭秩序井然”，“社会安定和谐”。然而它最终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弊端和负面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负面影响之一：导致整个国家民族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远古始，中国人在科技领域曾有过辉煌的表现。公元前六世纪发明了炼铜，前四世纪发明了炼铁，之后又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推出。与此同时，战国人李冰父子建造了技术水准在当时堪称一绝的安蓝桥、都江堰；东汉人张衡创造了地震仪，发明了定量制图法；南朝人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第八位。这说明中国人具备攀登科学顶峰的天才和智慧。然而自隋唐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便一直停滞不前。当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直奔产业革命，科学技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之际，由蒸汽机、内燃机的发明开始，到声、光、化、电领域的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无奇不有，把一个人类社会活脱脱推上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平台。这一系列的发明创造无一不是西方世界的科技成果。中国人詹天佑、侯德榜、杨振宁、李政道只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才能崭露头角，做出科技贡献。由清末到民初，教育的废除科举，实业的洋务运动，文化的五四运动、医学的中西汇通……都是试图摆脱千年传统修养的束缚，试图在发展科学上向西方靠拢。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其举措虽然也曾有过一定作用，毕竟杯水车薪，蔚为大观。负面影响之二：导致中国人的个性早熟和超脱。这和儒家一贯倡导的中庸之道大有关系。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子思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为孔孟的心法至理，子思专此书之，授予孟子。《中庸》是讲述中庸之道的专书，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后人云《中庸》系子思所著。以此提高该书之价值，将其作为中国传统修养教育的理论依据。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朱熹又作《中庸集注》，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庸》提出了中国人的人性修养准则。并为之代代传承，始终左右着大多数人民的思维和言行举止。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始终是父辈教育儿辈的座右铭。于是“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缩头椽儿耐朽”……这样的口头禅深入于中国乡里民间，老少咸谙、妇孺皆知。中国人从小便接受了“谨言慎行、循规蹈矩”的严格说教，和西方人的“敢言立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多数中国人趋向个性早熟。

儒家的天命论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中国人在这一说教的重复熏陶之下，把自身的前途进退都看成是天意使然，因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中国人普遍信奉的真理。林语堂认为：“儒、道是中国人心灵的两个方面。中国的士大夫在当官时，就是儒；贬官时，则是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苏东坡等历代大儒，为官时忠君爱国、励精图治；下野后诗文传家、自得其乐。始终保持着成熟、超脱的心态。现在的多数知识分子依然把“儒道各半”定位为处世做人的座右铭。早熟和超脱对个人言，有其忍辱负重、不愠不火的含意，然而对整个民族而言，则致其偏向保守、缺乏进取，少赋革命精神。一千余万满人将四亿五千万汉人统治了近三百年，靠的就是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也说明一定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改造诸方面都有过相当的贡献。说实在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是一次破旧立新、拨乱反正的伟大事业，最初寓纠正传统道德修养弊端的美好愿望，然而要想取代植根于中华民族感情深层的儒家思维，绝非易事，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这方面达到预期目标。后来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旧的道德观念，但是并未建立起新的道德修养观。从目前现状看，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的光辉和示范，并未使“传统观念”黯然失色，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按照旧传统办事。三个代表、先进教育的宣讲旨在解决党的先进性问题，对传统道德观念影响不大。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要保留哪些？纠正哪些？增补哪些？还是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大问题。

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来我国调查访问一年后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罗素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进步思想家，他的预言能否借鉴？能否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加力？这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