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抗争

力量的当代发展史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异化后的资本力量与原先的社会力量在触碰中不断制造着摩擦,社会力量在积极的或消极的应付中不断产生新的形态,这两种力量都在碰撞中曲折地发展。因为资本不断要求增殖自身的运动打破了原先社会中简单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相对稳定状态,虽然这种状态下人们也受到各种自然力和意外灾难的袭扰,但总体来说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自己的力量并且占有自己生产的劳动成果。由于等级制和私有制的原因,其中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分配上的不平等,从中受益的少数人会利用各种伦理和宗教学说来解释原因、安抚其他人,以达到社会全体成员对现有社会制度理想的满意程度。这种状态下也会因为某些对社会不满造成了革命或战争,但这些破坏力都不会伤到社会制度的要害,相反,适当的革命或战争有利于保持社会机体的新陈代谢,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矛盾的总解决,每一次动荡以后自然经济会趋于更稳定状态。资本力量造就的不稳定状态是资本力量本质的不稳定性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完全动摇了原先社会制度的根基。因为人不再作为主体能够自由支配他们的力量,反而被他们自身独立出来的力量所控制。“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2]社会生活发生的剧变,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想象。英国资本主义积累初期的圈地运动使成千上万的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城市化进程不断压榨着乡村的生存空间,人们从闲散的生活状态一下子被投入到一天16小时的紧张工作状态,甚至连童年的欢乐都被剥夺了——童工。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任何变革或战争都是不稳定性的加剧,因为从这些改变中根本无法预计一个明确的未来。因为现在统治世界的主体是资本力量,它总是按自己的逻辑行动,并不能照顾到人类的利益。被一个原是自己的附属物所统治,作为原先世界主体的人类感到的压迫性就越强,其反抗的形式就越激烈。

尼采的学说揭示了强力的本质及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但他只是在笼统的意义上讨论强力。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将统治世界的强力明确为资本力量,是由资本力量与人类的本质力量的亲缘关系决定的。资本力量作为异化的、类的、一致性的力量,以力量全体的面目来统治世界。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将每个人联合起来,以集体主义的形式去对抗压迫,民族国家应运而生。即便是国家的概念也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得到明确的,在希腊人那里,国家是城邦的那道围墙,也是合乎人的政治本性的有机体,更是符合“善”的理念的伦理共同体。马基雅维利将国家看成纯粹的权力组织。^[3]卢梭认为:国家是一种“公意”的体现,一种全体公民让渡的部分权力组合成的契约产物。康德认为:“国家是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4]而到了黑格尔,国家已经成了普遍客观的现实存在。它“贯穿于一切特殊性之中,并包括一切特殊性于其中的东西”。“国家是现实的,它的现实性在于,整体的利益是在特殊目的中成为实在的。现实性始终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5]黑格尔将国家看成是超越社会一切特殊物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国家范围的资本力量也应该服从其统治权力。显然,国家是人们在资本力量扩张中的自我保护措施,因为在这种扩张中,市民社会中任何有限的零乱的规则都无法对资本扩张进行限制,只能转向请求社会共同体——国家的力量。我们知道,资本力量在诞生后为了自己的扩张、解除障碍,就不断地侵蚀国家力量,最终使国家成为自身增长的一种工具。但至少在国家概念明确的初期,人们有意识地将国家当成控制资本力量合理成长的手段。

民族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一种国家形式,“是驾乎阶级社会之上而统治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6]它的主要特点是其中生活着首次在历史上不渴求任何政治统治权而能掌握经济优势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之内与民族国家并行发展。甚至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它仍然将决策权拱手让给国家。资产阶级这样做有双重目的:一是放手让民族国家去拓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架构,其中产生的种种恶行就全部记在民族国家的账上。二是如果民族国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进行扩张,那么资产阶级就会跳到幕前来取缔民族国家的权力。可惜民族国家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软弱可欺,作为地域性的文化和心理共同体,民族国家在攫取了权力后试图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发展人类集体力量,同时攻击资产阶级贪求无厌、冷酷残暴的行径,来激起民众对资本力量的厌恶感。我们根据“力量”主义的线索不难看出,这是两种“力量”之间的博弈:一种异化的独立力量试图利用民族国家的暴力工具来达到扩张目标,而民族国家利用机会集中人类力量去反对异化力量的壮大。在以往的历史中,这两种情况都没能完美地成功,而是在不断此消彼长的摩擦中,两种力量都得到了迂回曲折的发展。

民族国家从两个方面影响了资本力量的扩张: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生产设施的建设有赖于地域性的种族特性;劳动产品的消费有赖于文化心理的共通性和信息流通。民族国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它从意愿和实际效用上反对和限制着资本力量。因为民族国家始终是人类力量的集合体,它不会像资本力量那样在扩张的时候目的明确,民族国家的扩张总是多种复杂因素的交替和斗争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有限目的,再狂妄的政府也只是叫嚣着统治全世界,争取一个已经被认识的、最大范围的人类生存空间,并用狭隘的眼光控制有限资源,努力使本种族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

只有一种情况下民族国家成为资本力量扩张的助手,那就是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完全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必然性投靠政治,把原先的民族主义的统治阶级赶下台,帝国主义便出现了。“在渴望政治权力与不愿放弃资本主义系统的情况下,它就把经济成长的要求强加于国家的政治之上,而且宣称——扩张即是国家外交政策的终极目标”。^[7]帝国主义将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要求融合起来,在海外大力扩张殖民地,殖民地既可以拓展本种族的生存空间,又可以提供生产原料和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帝国主义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将资本力量推行到世界上任何野蛮洪荒的角落,实际上这样一来,资本力量所遭遇的反抗力量更大了,原来遭遇的只是反抗异化的人类集体主义力量,现在一种要求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呼声不加分辨地将资本力量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并当成敌人加以抗拒。帝国主义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民族国家的集中体制,只不过集中的对象从人类力量转变为生产力量和资本力量,这是资本力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资本力量的增长扩张开始借用人类政治制度模式集中管理,这意味着生产规模的急剧膨胀和自由竞争导致的资本力量相互削弱的局面的彻底改观。帝国主义的垄断局面还造成了资本力量过度生产的奇异状态,“货币”太多以至于用不完,这种危机状态促使金融资本家到海外去寻找富有生产性的投资事业,“权力的投资无法替代金钱的投资铺路,相反的,权力的向外扩张却温顺地追随金钱输出的途径”。^[8]即资本力量的如何扩张开始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且原先对其有所影响的政治力量现在反过来服从资本意志,权力的顺从意味着国家无法控制对海外的投资,威胁着整体的资本经济,使资本经济体制从生产系统转变为投机系统,金融市场的机会主义盛行使得帝国主义体制下的资本力量经历了非均衡性发展。

这只是资本力量发展史上的小插曲,更大的危险来自于为抵抗资本力量而采取的集体主义的变种,一种极端的绝对统治形式——纳粹主义的诞生。纳粹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根植于人类渴望充沛力量的天性和反抗对资本力量压迫的现实需要。生命需要强力才能生存下去,因此希特勒极力鼓吹被庸俗化的尼采思想:一切生命都在进行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只有无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凡是想生存的,必然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的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9]一战后德国建立的魏玛政府软弱无力,因为其主政者“骨子里惯于向确定不疑的旧权威卑躬屈膝”^[10],使得魏玛政权的整个权力结构收缩而脆弱,德国在凡尔赛条约的枷锁下举步维艰。纳粹党与异化的资本力量的斗争体现在他们消除了1933年大危机后的失业问题,这与失业率徘徊在20%左右的英美自由主义政府成鲜明对照。纳粹主义本质上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具备所有民族主义的特征,这样,纳粹就把对力量优越性的追求过渡到了种族优越性的追求。希特勒说:“亚利安人,即当代的日耳曼人,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种。只要他们继续无情地维持其主人态度,不久的将来,必然成为‘世界的盟主’,‘必为万国所拥护’。”^[11]纳粹主义不仅认为自己的理论建构在民族主义之上,甚至认为其他一切学说究其实质都是赤裸裸的民族主义。例如,纳粹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就是犹太人的种族主义:“马克思仅仅是千万人中的一人,他能够用预言家的眼光认识了这腐败世界中的主要的毒物,用了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制成浓厚的毒液,用以迅速地去毁灭世上一切自由独立的国家。马克思之所以如此,那是为了谋犹太种族的利益而已。”^[12]纳粹主义有极其强烈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危机感,“在世界正逐渐被各国瓜分的年代,我们的政治母国局限在小得荒唐的区区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便无从谈论什么世界帝国……纳粹运动必须奋力消除在我们的人口和地盘之间不相称的状态,后者既是强权的基础,也是食物的来源。”^[13]民族的生存危机为战争扩张找到了充足理由,任何掠夺、侵占和毁灭的暴力都是为了增长民族强力的正义行为,这种超越善恶日常伦理的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尼采的“超人”,对纳粹主义者来说,日耳曼民族全体正是那个具备一切优越性的“超人”,在反对腐朽、堕落的事物中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只不过尼采的“超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而纳粹主义的“超人”在强大资本力量的铁蹄下丧生了。纳粹主义的覆灭带给我们许多历史经验,从本书探讨的角度说,反抗资本力量强力统治而采用的集体主义策略,应该注意到其有限的抗争力和极端化的危险性。极端民族主义使得部分集中起来的人类力量狂妄到自以为是世界的顶点,这就带来两方面的恶果:一方面,不能解除资本力量的统治,反而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动荡不安,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力量的信赖,从而使异化程度加深。另一方面,过度集中的人类力量并不能强大到与历史积累的资本力量全体相抗衡,而这种集中由于忽视人性而带来深重的战乱和灾难。

反抗资本力量霸权的另一个突出的典型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些西方学者也称其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集中主义的政治模式惊人地相似,哈耶克斩钉截铁地说:“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对前一时期社会主义趋势的一种反动,而是那些趋势的必然结果。”^[14]他看见了斯大林在30年代进行的苏共党内大清洗和肃反运动,与1934年纳粹上演的德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镇压冲锋队事件如出一辙。因为这种集中主义的理想体制,最害怕被腐朽的、堕落的力量所败坏。所以它们不仅对外部人员行使极端暴力,也对内部人员行使极端暴力。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暴力问题,虽然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曾经说过,对于那些不服从他所拟议的计划委员会的人,要像牲畜一样对待,但马克思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本身来认识暴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15]意思是说,国家权力利用有组织的社会暴力,能够加速社会形态的改变。暴力加入到人类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各种力量中去,使得发展进程有明显的加速。因为社会主义也是人类力量的联合,马克思把基础规定为劳动者即无产阶级的联合,在联合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资本力量旧世界的阻挠,集合起来的人类力量的增长并不是缓慢的匀速过程,总在某一些关节点遇到强硬的抵抗,唯有把力量上升为暴力形态才能将这些障碍清除。马克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暴力不是必要的,却也是相当无奈的手段,只有在暴力之后生产力才能进一步得到发展。旧势力即资本力量和国家政权的联合并不会主动地归顺,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关系只能用征服来连接。所以《共产党宣言》说:“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16]社会主义公开承认暴力的地位,但只是将其当作发展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肆意妄为地施展暴力。

暴力合理性原则指的是在面对另一种暴力时被迫地行使暴力,而不是因主观臆断主动地去行使暴力。它类似于人类的防卫本能的正当性。我们知道,资本力量发展到国家垄断时对世界已经瓜分完毕,争夺有限资源和商品销售市场势必会带来资本主义的战争暴力。而异化的资本越来越不把人当人来看,劳动者被暴力地对待。在双重的资本暴力环境下,如果不把人类力量集中为暴力形态,是无法抵抗的。所以,马克思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性。但是有暴力的可能性也不为自由主义者所容忍,他们认为一丁点暴力也是对自由的全盘否定。他们认为社会的进步只需要通过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改良就可以实现,暴力简直是对人类文明的侮辱,是对人类“平等”、“民主”、“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侵犯。如果自由主义者能正视异化的资本力量在全世界的强力统治的事实,那么他们就会发现,那些所谓的人类基本权利在消除异化之前都只是一厢情愿的假设。

自由主义者批评社会主义的另一出发点是理想的空泛性。哈耶克认为,这只不过是伟大的乌托邦,“对更大自由的允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宣传最有效武器之一”,然而这种自由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虽则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啬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17]哈耶克的分析比较中肯,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的构想还不成熟,倒可以说是为无产阶级的联合,为人类力量最终战胜资本力量的政治口号。对于一个现实社会主义者来说,如何将劳动者的力量从政治上联合起来消灭异化的事实,这是至关紧要的。所以社会主义的意义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实行的方式。“社会主义意味着,它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尝试”。^[18]关于社会主义的集中体制,马克思证明是大形势下无产阶级自觉自愿的联合,哈耶克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种“相对集中主义”,有条件的集中主义,就是为反对异化而采取的集中。所以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来自双方面,绝对集中主义的不理解和自由主义的不理解。绝对集中主义者如纳粹主义者,在享受了强力带来的归属感和愉悦感之后,对社会主义者的联合只能庸俗地理解为某种私利的联合。而自由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联合、惧怕联合,认为联合只是非理性的狂热症。

社会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从范畴上严格地说却不是极权主义。因为它并不具备极权主义的绝对暴力的特征。另外,极权主义源自于异化的资本力量逐渐统治全世界的客观形势,而阿伦特归结为精英和暴民的暂时联合,精英“能够将群众组织成一个集体单位,大力支持他们那些谎言,当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现实支持他们,假装从他们身上取得关于行动的必然灵感时,从学术观点简单的历史伪造似乎受到了历史的认可”。^[19]而暴民则是“部落种族主义和反叛的虚无主义者”。当然,挖掘人性中最卑微阴暗的层面来反思极权主义带来的灾难,无论原因如何,其过程本身就加深了人类自我反省的力度。但极权主义不是通过我们内心的反思就可以避免的,正像本不希望出现的异化资本力量仍旧真实地操纵我们的生活一样。

在反抗全球化资本力量统治的形势下,集体主义抗争是人类的本能反应。社会主义应该算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虽然在联合和执行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曾显示出幼稚性,而且还冒着时不时滑入极权主义的危险,然而这毕竟是人类反对被奴役命运的一个开始。自由主义者根本没有看清资本主义异化的现实和未来形势,只是盲目乐观地相信,只要放任现状就可以使人类过上好生活,以为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都是理性的,所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会是理性的。他们没有发现,他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已经不是主体了,而只是那个异化主体——资本力量的代言人。

资本力量在经历了人类力量的激烈抵抗后吸取了经验,使自己更能从容地应付经济危机和极权主义的破坏。它开始利用国家权力来调节扩张模式和发展方向,凯恩斯主义曾经成功地消除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涨。可以说,以往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抵抗运动、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资本力量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知道如何避免刺激人们的被奴役感而集中起来抗争,如何避免过快的扩张运动激起民族主义意识,以及如何避免盲目的增长带来的危机。资本力量转而在文化和心理领域去消解人们的存在意识和同化价值观念,它试图使世界变成一个大摇篮,人们在其中无忧无虑地玩耍,而且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做主人的自由,在貌似多元化选择的背后,实际仍然是那个单一的资本力量扩张逻辑作主导。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述的那样:

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了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