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韩　晗

2011年3月11日，日本爆发特大地震，堪称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但消息传到中国之后，在某些场合却产生了我们不愿见到的某种异于寻常的“网络抗战”。

3月12日凌晨，笔者撰写了《日本地震考验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一文，主要从人道主义、人性的角度呼吁，中国人民应该对受灾的日本民众表示同情。

该文写成后，先后在腾讯、新浪博客上发表，并被两个网站首页推荐。笔者之所以这样做，是意图通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主流媒介平台获得更广泛、客观的调研数据。果然，在短短五天内，两篇博客共获得72647次的点击率，获得了1555条评论。

根据IP（网络地址）分析，来自除西藏之外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评论占总数的88.94%，来自港澳台和海外国家与地区的IP地址占11.06%，以大陆地区为主；内容上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是诅咒、辱骂类评论，占总量的64.18%，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用粗鲁、侮辱性的语言对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其二是理性批驳的评论或是有限度的同情，占13.12%，如“不能表现在脸上，不然落人话柄”、“以德报怨也要分清对象”之类；其三是对笔者的理性支持，共计78条，仅占总量的5.02%，为最少，如“自强不是诅咒和幸灾乐祸”、“大灾难面前要有忍让之心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等；其余的275条评论皆为无内容、无价值的评论，如“飘过”、“嗯”之类，占总量的17.68%。

这些数据所搭成的框架，构成了笔者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前提与入手点，也促成了本文所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之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已不用赘述，它不但在形式上以各种文化现象、政治思潮乃至执政纲领表现出其重要性，成为百余年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观念之一；内容上形成了丰富、健全的民族主义精神体系之外，从晚清、民国至共和国诸阶段，均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其长盛不衰的影响——只要处于社会转型期，民族主义必冒头并带头。因此，它对于近世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建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族主义”也是近一两百年东西方学者在面对东方社会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支持者认为，民族主义为民族前景之动力、社会进化之原因，若是没有民族主义之力量，民族独立必是奢望；反对派则主张，民族主义乃是走向和平、普世与大同的障碍，“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盗窃、欺骗和背信的历史”（泰戈尔：《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无论主张为何，谁也无法否认，民族主义一直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意识形态中被呈现。而现在我们在中国大陆所看到的民族主义，是否与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主义一脉相承？是否真的就是当年以一种意识形态帮助一系列东方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一】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笔者先转引一个近来在“微博”上被网民转发多次的笑话：

某年，陕西地震了，某些河北人对陕西人说，你们地震了我好高兴啊。陕西人回复：高兴？你疯了？河北人咆哮道：2000多年前的长平大屠杀，我赵国人被你秦国人活埋40万。忘记历史等于背叛。秦国余孽，我赵国子民与你不共戴天，不复仇不是赵国人！

这个笑话实际上反讽的是目前高喊对日本“复仇”的中国网民，这个笑话的关键是偷换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城邦国家”（city-state）的概念。当时赵国、秦国并非“民族国家”，而是“城邦国家”，而今天的“河北”、“陕西”却同属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范畴之下，自然，“中国”与“日本”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国家”。对中国网民而言，他们必然不会去计较“长平大屠杀”活埋他们祖先40万，但是他们一定会因为“南京大屠杀”而记恨日本人对30万中国人生命的剥夺。

由上可知，中国人所强调“民族国家”的侧重点乃是民族，国人当下“爱国情结”乃是“民族情结”使然。因此，在整个“网络抗战”中，中国网民们的“民族主义”情结大大压倒了“国家主义”。但笔者始终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并未真正地领悟“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而是以一种盲动、激进甚至非理性的态势，从“网上”蔓延到“网下”，形成继“网络民族主义”之后的又一次“伪民族主义”思潮，针对这类思潮，笔者暂将其命名为“民粹民族主义”（pop-nationalism）思潮。

首先，从形式上看，“民粹民族主义”，自我否定了先前民族主义中本身的温和、秩序性姿态，取而代之的是无序、攻击性的暴力言语或行动表达。

从种种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到，“民粹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多半是极端、暴力的。这类暴力既存在于行为中，也存在于语言里，其本身缺乏一种规范、系统的思想体系内核，其中只有“只破不立”的“红卫兵情结”。语言暴力主要体现在网络上，即用粗鲁、庸俗与暴力的侮辱和恐吓性语言，对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者或是某个国家、个人进行攻击与人格践踏。附在笔者文章后面的998条暴力、侮辱性评论中，大致内容分类如下：对本人、日本国或该民族等进行目标性人身攻击、侮辱，占46.59%；纯粹无目标性咒骂、辱骂，占39.48%；单纯的脏话占13.93%。

当然，这只是网络上的“民粹民族主义”，在“网下”这一思潮所导致的行为亦是充满暴力。譬如自2005年开始的“反日货”游行，在武汉、郑州、南京与深圳等城市均变成了砸商场、焚烧私家车与哄抢超市等行为。实际上粗通一点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这类行为根本不能打压日本经济，这类盲目偏激的暴力行为，只能凸显“民粹民族主义者”的无知。

各类行为，实际上是“网络民族主义”对于“网络暴民”的怂恿，使其迅速成长为“社会暴民”，进而催生出了“民粹民族主义”这一怪胎。毕竟，互联网是“可隐身”的“平权社会”，兼之又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管，因此从“语言暴力”过渡到“行为暴力”仅一步之遥。

其次，从成因上看，“民粹民族主义”实质上是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青年民众寻求精神发泄的一个出口。从某种程度上讲，“民粹民族主义”构成了维护短暂性稳定、转移部分矛盾的减压阀。

中国的改革开放、国家建设已经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在整个过程中，高失业率、高腐败率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资本积累、观念更新到一定程度，整个社会肌体必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人类注射疫苗之后的发烧，进而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小部分的震荡，经济学家曾经将其命名为“阵痛期”。这种“阵痛期”其实不难理解，也不奇怪。

笔者在这里打一个比方，当下中国就好比一个保持快速且一直长跑的选手，在奔跑的过程中，会感觉到呼吸困难、韧带紧绷以及肌肉胀疼，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有很多，譬如停下来好好休息，或是更换一下奔跑的姿势，甚至还可以用冷敷、按摩疗法等等，但唯独万万不可靠吸食麻黄碱或服用兴奋剂等毒品缓解疼痛。吸食最快，也最管用，但直接毁掉运动员的身体，一旦成瘾，等于从人变成了鬼，莫说长跑，连走路都困难。而“民粹民族主义”恰恰就是一针维护社会稳定的兴奋剂，断然不能像积累经济财富一样搞“短平快”，而要以长期、科学的策略进行有效疏导。转移矛盾的方式多种，但调动民意，利用“民粹民族主义”来泄愤无疑是其中最愚蠢的一种。

最后，从后果上看，现代青年中，相当部分已有一定的“民粹民族主义”的倾向。

所谓“民粹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对于精英意识的反动，是对于人性中暴力、群氓等原始动机的返祖。一个成熟的民族，是不会用暴力来解决任何问题的。

但关键恰恰在于，“民粹民族主义”已经进入当下部分中国青年的思想深处，只要国外风吹草动，国内就骂声一片，有时甚至发展成局部的打砸抢，给高校秩序、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隐患。尽管其中有相当多的贫困大学生、低收入社会青年确实值得同情，但是若假借“爱国”之名，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法制准则，可恨远远大过可怜。

【二】

在不同时代的中国社会，曾有三个词流行过，一个是民族（nationalities），一个是人民（people），一个是百姓（plebs）。这三个词反映了中国人作为人群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上述三个名词中，没有任何一个词带有“公民”（national）这个词语的意义内核。因为这三个词都是群体性、整体性的，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的从众心理，即将自己划入某种人群当中，形成人云亦云的群体无意识，这是被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实际上，“公民”才是启蒙的精神核心之一。对“公民”意识的强调，乃是强调每个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与热情。

笔者认为，“民粹民族主义”盛行，贻害有二。首先，精英意识的缺乏，直接导致的就是整个民族信仰的缺失。其次，“民粹民族主义”说到底就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市侩主义，它甚至会将社会引入暴力的深渊，“先知与先觉意识”更是子虚乌有。

上世纪90年代“网络民族主义”、“民粹民族主义”勃兴之后，中国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先后将矛头对准过北约、美国、日本、韩国、印尼、印度等世界一大批“敌对势力”国家。然而，有一定反讽意味的是，曾经在北大讲坛上斥责克林顿及美国政府的北大女生马楠，毕业后就嫁给美国人，移民至美国；掀起《中国不高兴》的“民族主义狂热”的书商张小波、作者宋晓军也被传已移民至欧美发达国家。说到底，“爱得咬牙切齿，恨得刻骨铭心”其实都是作秀，作秀的本质就是一种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市侩主义。

【三】

俄国民粹派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面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这也可以用来概括中国“民粹民族主义者”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因此，民粹民族主义的可怕，绝非危言耸听。

但是笔者在这里大加批判“民粹民族主义”，并非只破不立，而是意图构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指引中国前行达百余年，其效应不言自明。中国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能力也有可能指引中国前行。

在此，笔者“破”的概念是“民粹民族主义”，“立”的概念则是“精英民族主义”（Elite-nationalism）。精英民族主义并非是弱化、放弃人与人之间先天的平等意识，相反，精英民族主义更强调平等、公正与理性。它强调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要明确“民族精神”，必须要正视当代中国的现状，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创造历史。我们需要认同“民族精神”是由一批在观念、行为上有着影响时代并可代表民族利益的人群所承载的。

任何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社会都有其精英阶层，当代中国也不例外。“精英”阶层拥有知识地位与话语权力，比普罗大众更具备洞察时代、分析历史的眼光。因此，他们理所应当地成为民族的代表，发挥改写历史的意义。

中国的“精英阶层”其实不但是传统文化的传递者，更是民族精神的赓续者与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试问，在抵御外侮时、面临外族侵略时，哪一次不是精英们——戚继光、林则徐、魏源、孙中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带领、激励民众愤而反抗？“绿林部队”、“土匪武装”等乌合之众在民族存亡、大厦将倾时又何曾自觉地发挥过像样的作用？

在目前我们这个时代，更呼唤“精英民族主义”的价值。当然，“精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理性”的，既包括对于民族精英的认同，也包括对于多元文化的认同，去掉唯我独尊的排他心态。“精英民族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认同一个民族中“一批人”的意义而不是“所有人”的价值。

威廉·亨利曾提出：“第一，精英主义有助于社会资源流向最可能促进增长、推动变革、从而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地方；第二，精英主义促使每一个有能力改善自己的人不断地进步，更多地考虑如何提高自己，而不是老想着为什么有的人总是过得比自己好。”（威廉·亨利：《为精英主义辩护》，1999年版）。当然，有些人或许会将“精英民族主义”看作精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实际上“精英民族主义”是将两者做了一个各取其优的调和。在一个本身没有绝对公平但又必须要发展的社会里，强调精英的意义，既可以有效地消解社会矛盾、唤起个人荣誉感，更可以将“民族主义”引上理性、正常的轨道。

（选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