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

1.“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

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中，人们面临着一个既新且旧的问题，就是对科学含义的再次思考。什么是“科学”？“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这是近代中国人自开始走向近代科技时代以来就在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前文所揭示的近代中国科学观发展四种形态，就是代表着思想界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的结果。每一种形态的提出都无不是当时中国人根据当时中国实际的需要，在不同阶段得出的对科学认识的不同表现。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始超越以往仅仅是“技”的层面以及后来思想家对科学方法及精神的强调，开始侧重于科学研究的发展。纯科学一度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并被认为是科学的主要内容。然而，科学文化的发展终不能游离出中国实际而独立存在，它必须要面对中国社会并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否则将没有出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科学本土化运动和科学社会化运动应运而生。与此相应，关于科学之含义的讨论以及关于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地位的争论，成为20—30年代科学发展中的又一重要问题。

与以前主要是思想界对科学的认识不同，20—30年代的中国对于“科学”的认识主要是侧重在科学界内部，而且是与对“科学化”的认识联在一起的。而一旦科学界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将“科学”与“科学化”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时，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可避免了。

科学界对“科学”、“科学化”及其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顾毓琇博士在1935年2月20日在清华大学写的《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认为：“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而发现其关系法则的；科学是为知识的，求真理的；科学是圣洁的，忠实的，超然的，创造的，而不为我不为人，不为一切功利观念的。”“科学而受人利用并非科学的本来意义，这种利用科学的举动，我们名之曰‘科学化’”。因此，他提出了“科学化”的定义：“凡利用科学以使科学与文化社会人类相关连的谓之‘科学化’。”这样，他实际上明确了两者的关系：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化的对象则是文化社会和人类，“‘科学’如若离开了‘文化’‘社会’同‘人类’种种对象，便没有达到‘科学化’的程度。”“科学化”是利用“科学”的，而“科学”亦可以因“科学化”而发达。⁽⁴²⁾

1935年5月7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在中央广播电台作了题为《科学化的建设》的演讲，其中对“科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指出：“各人对于‘科学’的观念并不一样。许多人对于‘科学’的认识，到极粗浅的认识为止。其次也不过包括所谓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这实际上是很不全面的。他认为：“在知识界里科学无所不包，所谓‘科学’与‘非科学’是方法问题，不是材料问题。凡世界上的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只要用的方法不错，都可以认为科学”。紧接着，他论述了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是用论理的方法把一种现象或是事实来做有系统的分类，然后了解它们相互的关系，求得它们普遍的原则，预料它们未来的结果。”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从生产的角度论述了“科学”与“科学化”的关系。他说：“欧美完全是靠科学来增加生产的，所以要使得建设达到生产的目的，第一个条件是要科学化。”因此，它们的关系就是：“说一种知识是真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说一件事业是系统、合理的，就等于说这是科学化的。”⁽⁴³⁾

物理学家胡刚复于1935年夏在南宁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公开演讲时对“科学”及“科学化”发表了看法：“科学的范围甚广，什么是科学，很难下一个精确的定义……。科学的本身不外是格物致知，即是利用各种学问去了解自然，再进一步去运用自然，所谓学问即是一种有系统的经验，经过有系统的整理后，得到一种知识和法则，而后依照合理的方法运用之，如此则谓之科学。”而“科学化”的目的则是以科学促进社会建设，这一建设成功的重要条件是“确切的目标、科学的知识和忠诚的人才。”⁽⁴⁴⁾

中国科学社董事、北京大学教授任鸿隽在其《科学概论》一书中也提出了他对“科学”的认识：

（1）科学是有系统的知识，故人类进化史上片段的发明，如我国的指南针、火药等，虽不能不说是科学知识，但不得即为科学；（2）科学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故偶然的发现，如人类始知用火、冶金，虽其知识如何重要，然不得为科学；（3）科学是根据于自然现象而发现其关系法则的，设所根据的是科学的思想，如玄学、哲学或古人的言语如经学，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发明其关系法则，则虽如何有条理组织，而不得为科学。⁽⁴⁵⁾

任鸿隽教授把科学看成是有系统的知识，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来的结果，是根据于自然现象发现其关系法则的这一论述，代表了当时一批科学家的看法，用现在的观点看，也是比较客观的。

总之，在30年代前后，特别是30年代中期，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对“科学”及“科学化”的内涵进行了较广泛的讨论并对之有了比较客观、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科学”与“科学化”毕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特别是因为要实现科学社会化及社会科学化，应用科学的地位大大凸显，从而一次又一次地导致了应用科学与纯科学之间的地位的讨论，以致人们提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这是中国第一次涉及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及其关系的重大问题，不仅对当时就是对于今天中国科学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课题。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求科学为富国强兵作贡献。在发达的国家中，科学力量强，国家往往采取倾斜的科学政策吸引科学家服务于国家必须的紧急任务。其结果是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力量被吸引过去。但又由于这些国家有着多渠道的财源，科学的自主性仍得到了较充分的尊重，此时纯科学研究，即今天所说的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仍能有足够的空间从事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但是，在近代中国，科学不发达，科学家人数不多，国家的财源又极为有限，政府在强调应用科学政策的制定中就必然会有分歧和争论。

早在1924年9月，由中美政教界人士组成、负责接收与保管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余数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之时，为制订“中基会”之政策，在“‘纯粹科学’（pure science）与‘应用科学’（applied science）何者为重？”的问题上，就产生过较大的分歧。在“中基会”成立之初，美方董事孟禄（Paul Monroe）认为：面对中国人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工业社会，与其把钱花在一些纯粹科学的抽象研究，则显得缓不济急；如果用来促进农、工、健康方面的应用知识，则远比艾因斯坦或原子结构等理论来得重要。因此，他建议推动以下三项事业：一是农村教育的试验，二是科学教育的改进——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优先，三是设置一所类似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流应用科学学校，以作为全国理工教育的楷模。⁽⁴⁶⁾孟禄的建议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如另一美方董事顾临（Roger S.Greene）虽然赞成改良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他提出除了教学之外，也应该同时重视科学研究，因为他认为除非培养大学师生的研究精神，否则科学教育不可能有活力的成长，而且在科学知识能够有效的运用在中国各地之前，必须先研究清楚中国本身的特殊问题。⁽⁴⁷⁾中国董事方面对此虽未见讨论，但显然这一问题同样是存在的。丁文江在该会成立之前，就曾分别致函顾临、胡适、蒋梦麟等人，陈述他个人对退还庚款用途之意见。他认为退款不能只用来改进科学教育，应该也顾及到科学研究，因为辅助科学研究的同时，亦能增进教育之效率。⁽⁴⁸⁾

到了30年代，有关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及谁轻谁重问题讨论就更多了。1932年，南京政府教育部长陈果夫发布了“教育改革方案”，其中除了指责大学文法学院招生太多、毕业生失业人数的增加而造成社会动荡之外，特别强调了要用10年的时间改革大学教育，停止招收文法学院和艺术院校的学生，把这方面的经费转移到工、农、医各科，公费出国的留学生必须学应用学科，中学应加强数、理、化课程，为进入高等技术学校作准备，等等。这个方案曾引起知识界一些人士的不满，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学教育目的的讨论。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知识面不应过窄，应培养有志于发展科学的人才，而不是作急需项目的工具。有的学者甚至指出陈的论点退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方针，而那正是使中国落后于日本，进而长期落后的原因。他们指出，中国科学发展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主要是因为近年国内一些人没有真正地理解科学：“以为从事生产建设，最要在经验，理论方面只须明了大概，精深的研究，徒费金钱时间，不适实用。足见国人在今日，虽能重视科学，而仍有慕于西方的物质文明，仍不出于工商军政的范围，非为科学而重视科学。”同时又与历史有关。因为：“中国自接受西方文化以来，已经有七八十年之久，不过中国科学进步很慢，所以仍然幼稚。国人对于科学看错了一点，所以所得的无非是搬一些机器，抄一些成法，都是人家的皮毛。”⁽⁴⁹⁾一些学者由此产生了深深的忧虑，认为如果仅仅学得一些皮毛，那么，科学在中国也就“犹如摘一朵无根的花到中国来，不能使她营养生长起来，这于中国有什么用处呢？”因此，他们呼吁：“理论为实用的先驱，欲求工商实业的长足进步，非有纯粹科学的研究不可。”“纯粹科学的价值，非可以目前有实用与否而定。”因此，科学在中国的发展，“非从根本上着手不可，应当明了科学的天然奥妙，以成就科学的知识，来应用到事实方面，”⁽⁵⁰⁾才会有很大的成效。甚至认为，“提倡科学，首要谋纯粹科学之发展”，一方面须普及基本科学，另一方面更要提倡科学研究，“中国在科学研究上如一日不能有所建树，则科学在中国亦一日不得谓之生根结蒂，仅似无生命的躯壳，随时有溃烂消减之危险。”在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之关系上，“应用科学在今日之中国诚属重要，但为求科学在中国之发展，纯粹科学之研究更不可忽略。因科学之本体，完全为一种自然界的真理之探求，丝毫不计功利，实际应用虽每随之而至，但科学本体则不必藉应用为之表彰，而科学应用，实以原理为其基础。故以研究必限于实用者，难免杀鹅求卵之讥。”⁽⁵¹⁾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科学之真义的认识已达到较高的程度。

在当时科学社会化大潮中，可能更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加强对科学应用的注重。1932年日新舆地学社出版的《科学救国与专才救国》一书就明确指出：“今日言救国在：改造心理——只有应用科学；增进生产——只有应用科学；强固国防——只有应用科学；活动经济——只有应用科学；改良政治——只有应用科学；肃清土匪——只有应用科学。”因此，应用科学“一结解而百条施”：

应用科学，则教育可以普及，教育普及则民智可以提高，民智提高，则生产可以增进，生产增进，则民力可以充裕，民力充裕，则实业可以发展，实业发展，则富源可以增加，富源增加，则国家富力可以增大，国家富力增大，则国防政治，皆可进入轨道，措施裕如了，上既无聚敛之劳，下自有安康之乐，全民的事业精神，不期然而然的，向建设程途上走去，那欲国势之不一鸣惊人，还可得么？⁽⁵²⁾

1934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主纂人曾以“科学救国”为题进行征文。吴稚晖在征文中也说：“救国多端，当不能单纯侧重科学。”“欲救垂死之国，重在应用。欲矫国人数千年纸上谈兵之旧习，不可仅恃一知半解，以科学为口头禅，供大菜桌上谈天，即算了事，大小务求其应用。”因此，他干脆将征文题目“科学救国”该为《科工救国》。他在《科工救国》这篇征文中甚至认为：

农学生者，乃农人之高等者，商学生者，乃商人之高等者；当别立一士学生之名目，以文法哲学生为徒食寄生虫之高等者，如此则允矣。如此则所谓学校，乃士农工商俾各尽其材之公共养成所。照实际士农工商之成数而分配之，假令一学校教学生千人，农生宜五百，工生二百五，商生百五，士生不过百，方合立学之原则。而中等教育，亦应以此为比例，生产教育学校，应多于普通中学，不待言矣。⁽⁵³⁾

显然，这些是比较典型的强调应用科学的观点。

当然，我们认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是相辅相成的，也不能偏废。而事实上，当时虽然争论十分尖锐，实际工作还是妥协的，特别是经过这种争论，中国开始第一次出现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同时并进的局面。

到1935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扩大，科学研究要为抗战服务的呼声再次高涨，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地位之争再次尖锐。科学史家李佩珊经研究指出，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反对政府控制科学研究，认为政府应采取鼓励的办法使科学家自愿从事应用研究。而反对丁的意见也很尖锐。化学家李尔康说，在此国家危急之际，每个科学家都应该放弃纯科学意见和个人的荣誉，全力为国家的急需作贡献，甚至说“爱因斯坦有着伟大科学家的荣誉，但他却无家可归，无地休息”等等。1936年一贯主张学术自由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讲话，说在当前的危机中，科学家应该对国家的需要给予最大的注意，中央研究院应该用技术力量为国家急需服务，但是也应有纯科学研究工作的地位，纯科学和应用科学是相互依赖的，不能忽视任何一方。⁽⁵⁴⁾这成了当时处理两者关系的一贯指导原则。但不同的意见无疑仍然存在。

1938年赵曾珏出版了《科学与技术》一书，他将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进而引申到“科学”与“技术”进行分析。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科学与技术，在表面观之，似乎各有其功能：科学是“格物致知”，技术是“利用厚生”。但在实际看，“格物致知”即所以“利用厚生”；因为不格，则不知；不知，则不能利用；不能利用，则无以厚生；厚生者，科学与技术之共同之目的，亦是终极目的。科学之据点是试验室，不仅是图书馆；技术之据点是制造厂，不仅是试验室。科学与技术必须结合起来。发生血肉关系，才能达到“利用候生”“精益求精”之目的。⁽⁵⁵⁾

他进一步对科学与技术的真义进行了概括：

第一，科学的使命——以真理始以真理终

科学是什么，科学可以说是真理，是有条理的知识，研究科学乃人类爱好真理的本性，所以研究科学最初的也就是最后的目的，是为真理而求真理，也就是我国圣贤所倡“格物致知”的精神。科学家的本质是以真理始，以真理终。

第二，由真理到实用——利用厚生控制自然

科学虽纯粹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但是了解自然的结果，即得以利用自然，控制自然，了解愈彻底，则利用愈充分，控制愈周密，终至得以“利用厚生”，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准，增加生产的效能，使国家民族臻于富强之境。⁽⁵⁶⁾

这可以说是当时对科学和技术及其关系的最为系统的认识，其分析是较为全面而客观的。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科学化运动过程本身就包含了对科学与技术或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理解及对其中之关系的认识。顾毓琇曾明确指出，科学“既没有功利观念，亦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为求真理。”而且自近代中国以来，“我们科学界努力的方向，从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已经进步到科学研究的理想境界，实在是合于科学的本旨的。我们已然觉醒了我们对于科学的真正兴趣。……此前利用科学去达到坚甲利兵的情绪终于为四千年来重知识爱真理的理智压服了。我们将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而求对于世界的科学有贡献。”但是，现在我们既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又要实现科学的社会化，于是，就产生了矛盾。他说：“一面要做纯粹的科学研究，一面要利用科学来做物质建设，这里面便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⁵⁷⁾在他看来，在科学家那里，矛盾显然是存在的。他说：

一样是植物学，有人只肯研究某一种木材内的细胞，有人却肯研究中国木材的选择和应用问题。一样是心理学，有人只肯研究野兔和洋鼠，有人却愿应用心理学于工厂管理同军事训练。一样是化学，有人只愿研究原子的构造，有人却肯研究预防毒气的方法。一样是物理学，有人只愿研究相对论，有人却肯研究弹道学。只在科学家的“一念之差”，他们可以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亦可以为社会而研究科学；他们可以使科学限于自然，亦可以使科学推及社会。⁽⁵⁸⁾

但是，顾毓琇认为，科学的社会化是必须要进行的。早在1933年他就写了著名的《我们需要怎样的科学》一文，认为要讨论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必须要先从认识当时的时代特征开始。那么，顾氏所谓的时代又是怎样的呢？他说：

我认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巴斯特发明微菌的时代，已经不是牛顿发明力学定律或是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代，已经不是马克司威发明电磁论或是爱迪生发明电灯泡的时代，假使中国的青年，都立志于要做发明家，要学巴斯特要学牛顿瓦特要学马克司威爱迪生，发明点划时代的科学贡献，恐怕很少人可以有那样的成就。科学的进步到现在，差不多各方面都有许多人做过长时间的努力。换句话说：各项科学研究，已经渐进于精细的境界，你要努力于科学的研究，只可以先做点关于极少部分的工作。

他进而得出如下结论：

一，现在世界上已有的发明已经够中国目前救亡图存的需要了。

二，中国太危机了，等不及新的发明。

三，新发明不一定能够救中国。

四，中国太穷，要做许多纯粹的科学研究，实为经济所不许。

五，科学研究同科学发明不是个个人可以立志强求的。

六，我们大部分学科学的青年，恐怕仍倾向实业界去找正当的出路。

七，中国的科学教育方针，应注重基本训练，而以促进物质进步为重要目的。八，我们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学的新发明，而是已有的科学发明的应用。⁽⁵⁹⁾

顾毓琇上述对时代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的回答，突出了科学的功利目的，不免有些过激和片面，因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他自己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以致专门为此做出了说明。他说：“其实科学不一定要有用，更不一定要救国。我那篇短文的动机，乃因为社会上有许多人提倡‘科学救国’。在‘科学救国’的立场下，‘国’便成了主体，因此我们有讨论‘需要’与否的自由。研究科学本来是人类智慧的探险，只有努力，没有作用，超出空间，亦不顾时间。而‘救国’的问题便是既有目标，又要效果，并且要顾到空间时间的迫切的要求。”⁽⁶⁰⁾为此，他又专门做了四点申明：

（一）我个人向来是看重科学研究的，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人，向来是敬佩的。（二）前文所讨论的是目前中国客观的“需要”问题。这“需要”二字并不含有丝毫褒贬的意义。

（三）我不但没有反对中国人学“纯粹科学”，并且我是赞成青年注重“科学”的；我只感觉得“纯粹”的“科学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

（四）万一我提出的讨论有“使青年气阻的暗示”，我是十二分抱歉的。我的朋友同学生们都曾听我说过：“在科学研究上，中国人的资质和成就，并不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差”。⁽⁶¹⁾

从顾毓琇一再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受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敏感问题。任何偏废都可能引来他人的批判。

顾毓琇在对这种情况做了以上说明的同时，对科学研究的意义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再次指出：“科学是为知识的，求真理的。他的方法是精密的，他的态度是谨慎的”。“我们应该公认科学是人类求知识求真理的一种高贵的活动”。因而，我们“千万不要拿科学的应用去评衡一个科学家的贡献。”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说：

科学不一定要救国，科学本来没有这种责任。中国的科学尽管发达，尽管对世界上有贡献，能救中国与否并不是中国科学家所最应注意到的。科学家是不为我，不为人，亦不为国的。我们科学家的造诣愈深，他们的态度，更应该是超然的，客观的，冷静的。同样，中国科学的贡献越是伟大，我们越不能计较他们目前的应用，虽然这些成绩在多少年后或者会被人利用。⁽⁶²⁾

顾毓琇认为只有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讨论科学的应用问题。他说：“有了充分的科学知识科学训练而且能做科学研究的人，如肯为国家利用，而注意到救国的种种应用的问题，我们相信是最能胜任愉快的。他们的知识训练和才能都是应用科学时候所必需的。”因此，在“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都有其重要性”的情况下，从科学的立场看，可以“各就其性而自由选择”；但从国家的立场而言，由于国内的人才有限，“我们总希望有许多的科学家，多注意于国家的实际问题。”顾毓琇的最后结论是：

科学不一定要救中国，但是中国是要科学的。

科学只要肯救中国，科学是可以救中国的。

科学怎样可以救中国的答案，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中国的科学家。⁽⁶³⁾

可以说，顾毓琇的观点在当时是最为系统而全面的。这说明时人对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还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卢于道的分析更是明确而尖锐。在他看来，社会不能只要求有应用科学，否则，即使救国也不能成功。他说：

我们试想前清时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亦曾购军舰兴兵工厂造船厂，甲午一战兵舰几乎全失，而兵工厂造船厂至今犹无发展者，其弊何在？即在徒事应用科学而不顾纯粹科学之研究所致。在今日卧薪尝胆誓雪国耻之时，我们亦竭力购买飞机以及军用机器，但他方面仍忽略飞行原理炼钢研究及理化等学问，则他日之失败亦在意料之中。以飞机一端而言，飞行力学飞机材料学及气候测验，即不若飞机本身之被社会注意。此吾人亦当唤起社会人士，不可不致意者也。⁽⁶⁴⁾

同时，科学家又不能只是躲在自己的实验室里，不顾社会之要求，否则，同样将一事无成。他说：

若只在理论上作研究充其极不过几个如物理学家雷门（Raman）之在印度，对于印度之贡献仍有限，远不如从电学光学中发明死光作战争之利器更为重要。我们若知道纯粹科学家如巴斯德（Pasteur）为国家而研究得微菌，使法国能还巨量之国债，则吾人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亦不得不思利用其优良之学问根底去作直接有利家国之研究。⁽⁶⁵⁾

这些认识无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使是今天，这也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重要问题。实际上，今日中国的基础科学被大量的技术给冲淡了，今日中国还经常把科学和技术联为一体，创造出“科技”这一新名词，而科技所指又常常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最多也只是包括那些于技术科学紧密联系的部分基础科学。可见，科学和技术始终是一个不断发生争论的问题，而基础科学和理论科学经常是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演化到今天，似乎技术更为突出，看来，基础科学处境的改善，非短期内可以实现。这是否中国有着深厚的重技术轻科学的文化根源，值得关注。而30年代一些科学家对科学于技术的关系的论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当然，从实践上看，30年代中国科学化运动更多的是侧重于科学的社会化及社会的科学化，也即应用科学的提倡，虽然科学社会化的效果因各方面的原因不一定完全达到，但科学社会化的认识较易被政府以致社会民众所接受。这一方面表明当时科学家的社会自觉；另一方面则表明近代中国的社会特点和要求。因此，虽然科学家们已经看到纯粹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其落脚点更多的是科学的应用和社会化。这虽然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科学化程度，但这种状况又确实反映出当时重“术”轻“学”倾向的再次抬头，这是中国长期以来重技术轻科学理论思想的再度影响和延伸，这或许是中国自20年代以来科学研究发展后的某种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有人看到科学应用的流弊的。他们认为科学的应用会“浪费天然的资源，……印刷的发达使人人可以有阅看报纸的机会”，但是，“各处参天的森林，毫不顾惜地被斩伐了来造成纸粕。”又如“近代的都市要是没有科学，决不会繁盛到这个地步。靠了应用科学，才使事业区和住宅区中间的交通便利；才能供给矿煤做燃料，保持室内温暖，帮助工作进行。……但是近代都市形成之后，就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譬如烟尘就是一个大问题。……除了烟尘的害处以外，卫生是现代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⁶⁶⁾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应用也是有两重性的。而科学的态度就是要研究以便保持科学应用的健康发展。他们指出：“从科学应用上已往的成绩，造成了种种新的问题。需要研究的，例如怎样设法用煤造成无烟的燃料；怎样在罐头食物及冷藏食品中保持维太命不变；怎样补充食品中所缺乏的维太命等等。”⁽⁶⁷⁾由此可见，他们并没有因为科学的应用对社会有益就对科学一味的盲目崇拜；也没有因为科学应用有流弊而将科学应用一棍子打死。这种态度和观点无疑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总之，在30年代的中国，人们对什么是科学，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科学等等问题上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无论是对纯粹科学的重视和提倡；对应用科学的强调与促进；还是对科学应用之流弊的揭示，都说明此时中国的科学界和思想界对科学的认识已进入一个新的更为理性认识的时代，这也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