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教育家罗家伦

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镇江头村，出生于江西南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1920年秋毕业。汉章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史学、哲学、文学等系任教外，也到外文系任教中国历史课，所以罗家伦也是汉章先生的一位学生。罗家伦对汉章先生自然有所了解，他曾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说:

因为学生的学识和资历均高，所以养成师弟之间，互相讨论、坐而论道的风气。这点对后来都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就在这里，让我写一段学术界的逸事。在清季象山陈汉章(字伯弢)先生是名举人，以博学闻于当世，于是京师大学堂请他来当教习。他到校后见一时人才之盛，又因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以得翰林(当时科举已废)，于是他决定不就教习而做学生，在马神庙四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楼里，苦苦用功六年。等到临毕业可以得翰林的一年，忽然革命了，他的翰林没有得到，可是他的学问大进，成为朴学的权威。

这段回忆，有两点不太准确，先予以纠正。第一，文中说汉章先生“在马神庙四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楼里，苦苦用功六年”，其中“苦苦用功六年”之说，不明是怎么算出来的。汉章先生入读京师大学堂是在1910年3月25日(那天开学)，他的《周礼杂记》(主课札记)注明开课日期是二月二十五日，即4月4日，毕业是在1913年5月(据《政府公报》公布北京大学文理两科毕业生名单)，所以只有三年。即使加上1908、1909年也只有五年。

1908年汉章先生到过京师大学堂。其证据有二:其一，民国《象山县志》在《劝学所》中说:“二月，小学堂开学，传习所亦毕业。汉章先生赴京考职，辞总董职务于同县举人王予衮，县令加委。”汉章先生1907年在劝学所(后来的教育局)任总董，1908年二月辞职赴京考职，在礼部会考中，取列二等，分发广东直隶州州同，未出仕。证据二，汉章先生为撰《周官经长编》，曾入京师大学堂借阅抄录有关书籍。他在《周官经长篇》《自识》中说:

前读张文襄《劝学篇》，即有意求孙氏诒让《周礼注疏》一书。去秋去杭垣遍访不得。既以增中丞特保经科，春正来都，赴学部复试，……京邸多暇，拟为《周官经长编》，自郑注、贾疏外，罗列国朝经师诸说，同异兼收，以俟考定。二月二十一日入大学堂，《天官·叙官》一卷已成。适遇同学诸暨徐平夫，于琉璃厂肆购有孙疏全帙。厂肆止有此一册书……三月二十七日成”。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京师大学堂，抄录《周礼贾疏》(两卷)、孙诒让《周礼注疏》(四卷)及其他参考书毕。此年还为唐尚书注《唐书》撰注书稿极多。

1909年汉章先生又一次进大学堂，那是应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之邀来当教习的。但不明何时入大学堂。故六年之说，实属勉强。

第二，文中说:“等到临毕业可以得翰林的一年，忽然革命了。”这也不准确。辛亥革命是1911年，1912年是民国元年，而汉章先生毕业于1913年。

说汉章先生是朴学权威，这倒也一点不错。所谓朴学，简单地说是考证。汉章先生考证最为出名的是他那篇《春秋行周礼时证》，列举六十条证据来说明春秋时已实行周礼，令许多人为之倾倒，黄季刚为之拜师，自称弟子，范文澜感叹，非一般经师。其实汉章先生所有的考证文章，凡立义，必详列证据，没有孤证之文，行文简洁，此为晚清正统派之学风也。

罗家伦一生深受两人影响。一是蔡元培，另一个是胡适。在办学上受蔡元培的影响，他在中央大学任校长九年，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有口皆碑。他致力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简体字和新诗，成了五四时代文学改革的健将。他与傅斯年一起，创办《新潮》月刊，正是受陈独秀、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罗家伦也走胡适走过的路子，赴美留学，也在杜威门下攻读历史与哲学。

让罗家伦留名史册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他是学生领袖之一，是到东交民巷向英、美、法、意等国使节陈情的四位学生代表之一。著名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由他执笔起草，他大声疾呼:

现在日本在国际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破坏，中国就要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求全国农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今与全国同胞立下两个信条:

(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

(二)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罗家伦虽创导白话文，但也重视国学，只不过主张用近代科学方法治理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与汉章先生不是没有共同之处的。罗家伦后来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1926年是东南大学教授，1928—1930年是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是中央大学校长，两人一进一出，终是没有碰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