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年教育家

导读

这是一篇写给青年教育家的公开信，饱含了舒新城对青年教育家的殷切希望，全文充满了浓烈的个人情感，结尾清晰地谈到了教师工作的性质，给有志从事教育的青年以劝诫。

最可爱敬的青年教育家：

在这革命空气弥漫中国的时代，你们不追随革命的贤哲之后，从事政治生涯、社会活动，以求满足物质欲望，建立煊赫功业，而独潜心于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教育研究，或兢兢于清高其名、卑贱其实的教育事业；你们的成功虽不可期，你们的志愿却着实可钦。所以我不避冒昧，于预备改途的百忙之中，而作这一篇书信。

我曾藉教育之名生活十余年。在某个时期，并曾蒙社会赐以某某教育专家的称号，而效当代的伟人口不停讲、脚不停步地奔走四方；即在目前，也不时与有识与不识者千里致书、踵门叩教地询问研究教育、从事教育之道。我于教育虽然不是识途的老马，然而十余年的生活，却也有许多可以供诸君参考的地方。只可惜《教育杂志》的篇幅有限，不能容我们细叙衷曲，只得就我数年来萦绕在脑中的思虑以及许多爱我的青年所提出的问题，简单述之。

当这革命空气弥漫中国的时代，青年占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你们不他求而独献身于教育，我想一定有重大的理由的。我非你们，当然不能尽明白你们理由的所在；然而从我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接触中也可以推知大半。好在这是无关国计民生的私人书函，推算有误，也无妨害，姑且让我猜猜罢！

我想你们现在正从事或将来预备从事教育的最重的理由，大概以为教育是清高的、神圣的事业罢！不错，“教育是清高的、神圣的事业”，是社会上一般人所常道的，就是政府将教育费挪作别用，积欠教职员薪脩至三十个月以上，遇着教职员哀请发薪以维生计的时候，那些聪明的官长也以这句话为安慰教职员的唯一法宝。自高官以至百姓，都说教育是清高的、神圣的事业，无怪乎后进的你们，也跟他们的清高神圣而清高神圣之。可是你们要知道，这句话到底是怎样解释的？其效用如何？

清高与污浊，神圣与卑贱，是对待的名词。说教育是清高、神圣的人，虽然不曾下一个全称断定，说教育以外的事业都是污浊卑贱的，但至少总认定教育是社会一切事业的鸡群之鹤，足以压倒一切。他们的意思大概以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国家是神圣，国本当然更神圣；而从事神圣事业的教育家，纵然降一级不以神圣自居，总可以自称清高以保持尊严。至于其他的一切社会事业，虽然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但都非根本的，当然不能兴国本攸关的事业受同样的尊号了。这当是他们清高神圣教育事业的第一个重大理由。

其次，他们从事实上立论，说教育是指导人的活动，教师是人的模范，不若政治之替人民作事，实业之替社会创业，而有同党竞争、同行嫉妒的污浊行为、卑贱勾当。教育界既无污浊卑贱的事情，当然可以清高而神圣之。

这些理由，骤然看来，似乎是正大的，所以许多自命为教育专家的以此倡，而无数的有为的青年也以此应。但是，过细考察一番，便会发现它们的谬误，而根本不能成立。

在现在的世界，国家是否神圣，我们且不必细论；假定它是神圣，教育事业是否也因着它的神圣而神圣之，教育是否也因着它的清高而清高之。从事教育的人为保持他们的尊严起见，自然要说教育是有关国本的神圣事业。但是红枪会的首领、耶稣教的牧师，也说他们的供奉真神、服事上帝都是保国福民的根本要务，若是没有他们，好像人心不古，国将立亡。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事业没有比他们的更重要的，当然可以称作神圣。而且在中世纪，教育确曾作过宗教的奴隶几世纪；就是现在的中国，信敬神为神圣的人，恐怕比信教育为神圣的人还要多若干，教育又安得独霸一切？

你们或者说，这是主观的神圣观，不可以拿来衡量客观的教育事业。这话当然不错，但从客观方面说，教育在人生、在国家的地位，也不过如其他各种社会事业，与农工商等相当，教师也不过等于厨子粪夫而已，更找不出什么高贵的原素在哪里。我说这话，自命神圣的教育专家听得，或者要怒发冲冠地不高兴；你们读此，也会要说声“岂有此理”。但事实如此，怒也无用。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番便会知道。“许子若不惮烦”，我还可以略举一些证据。

讲教育是有关国本事业的人，无非是说教育以灌输知识、培养德性为目的，人民的知识高了，德性好了，国家便会因之而强。人的知识与德性是否是现在的所谓教育能灌输能培养，我们姑且不谈；即使能之，也并不是什么根本事业。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从人生出发的，人若不能“维持”其生命，无所谓知识与德性，更根本说不到灌输与培养，所以世界最根本的事情是吃饭，能解决吃饭问题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工业、第三是商业；倘若中国先没有这三种人，教育家除了实行神仙的绝食、野人的裸体而外，连生命都不能保持，更何有于神圣与清高！再就实际的需要讲，现在的社会固然需要现在的教育，但是现在教育所制造出来的双料少爷，大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倘若没有厨子替他们烧饭，粪夫替他们挑粪，就是有农工商人替他们作了种种的事情，还是生活不了。以厨子粪夫与教师并列，教育家或者以为有渎尊严，实则现在的学生们，离开教师，有厨子与粪夫还可以生活下去，倘若仅有教师而无厨子与粪夫，恐怕大家都会无办法。

再就事实上讲，教育界果真比其他各界清高吗？果真无钻营奔竞的事实吗？你们即使不能亲身经历过，至少也当在报纸上看见过倾轧排挤的纪事；倘若你们在学校曾经过几次风潮，作教师曾碰过几次钉子，便知道教育界的钻营奔竞、倾轧排挤的种种污浊行为、卑贱勾当，并不亚于其他各界，也不弱于大众所深思痛绝的政治界，甚至于足资他人仿效，则所谓神圣清高者又在哪里？

因此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如迷信上帝和真神的人们迷信教育家的狂言。你们如在人生的许多活动之中，而欢喜干教育事业，只可把教育当作平淡无奇的东西而效厨子粪夫们的各尽所能、努力干去就行了。不必幻想着什么神圣、清高的安琪儿，而自高其身价；更不必不自跻于百工之列，讲些什么“只问工作不问收获”的傻话，等他人把你们劳力所应得的报酬骗去，而犹效四五年前北京某校校长某先生说教育是清高的事业应当枵腹从公的谰言。

你们神圣与清高的梦，也许因我这番话叫醒来。可是，我想，你们还有一个大梦，就是从“教育是立国之本”一语中推演出的又一个意义，说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唯一工具。这种意义自然是由来已久。“教育万能”现在虽然不尽为人所信，但在教育史上确会有它的地位；就是政治家、军事家也常常将他们苦心经营所获得的政绩，枪林弹雨中所得的战功，都要加到教育上去。日本的伊藤博文首相、德国的毛奇将军，是大家所知道的好例。教育家为求精神的安慰，既然效阿Q精神胜利法的方法屡唱教育万能，而政治家、军事家又从而和之，无怪世界上成千成万的青年志士怀抱着改造国家社会的宏愿，都投向教育的旗帜之下，以求实现理想的天国。虽然也有若干志士，以追求不遂而灰心、而短气，然而大都是自怨自艾，恨自己的力量不够，总不闻有“教育叛徒”直接怀疑教育的本身。我对于教育不过是藉其名生活十余年而已，无“艺术叛徒”对于艺术那般精深的修养，不敢自称“叛徒”，但对它的功用，却也不时以直觉估量估量。所得的结论，或许可以供你们参考，也未可知！

在教育是神圣清高的概念中，教育家已经假定它是超越其他各种社会事业的；在教育是改造国家社会的唯一工具的概念中，又假定它是能支配其他各种事业的。这第二种假定，在五四以前，教育家大概不曾发生疑问。五四而后，为着经费问题，而有教育独立之说，已渐觉得社会上的他种活动如经济政治之类足以牵动教育，但犹不认教育是受政治经济的支配的，故倡教育独立。实则社会上各种事业的关系，彻底追究起来，本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问题，永久不能得着一个最痛快的解决。可是从大体说来，总有点先后的次序。把教育和人生可有可无的宗教比，它们可以两不相涉，也可以彼此互相支配；但把教育和政治及经济比，它便根本是附属品。教育家自然希望教育独立，而且希望其他的一切都得受它的支配，可是在事实上，教育是内政之一部，要它离政治而独立，理论上固然不通，即在实际上又何曾有丝毫效果。中国、俄国、意大利的党政府且不说，试问世界上也有君主专制国而行德漠克拉西的教育政策，共和国而有以尊君为教育宗旨的吗？教育的设施都要根据国家政治的变迁而变迁，教育家的十年经营，当不着行政上的一纸命令，所谓改造社会国家的力量在哪里！在经济方面，教育更是它的奴隶，它对于教育也有生杀予夺之权。别的且不讲，何以廓美纽斯、劳沙尔的班级教学先后倡了百余年而无人问，一到英国工业革命后，兰凯斯德一倡便风行世界？何以日本维新与中国变政同时采用西洋教育制度，而日本以强，中国至今还在迷津里面兜圈子？倘若我们把廓美纽斯、劳沙尔、兰凯斯德时代和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经济制度过细分析一下，便会知道教育所以有如此如彼原因，便会知道经济对于教育的势力之大。教育在一切社会活动中，也是剧场中不可缺的一个角色，若硬派它以鼓手的威权，要它支配全场面的活动，却未免把它看得太重。

自然赋与人类的生活机能太坏，坠地而后，不能如鸡鸭等可以自寻食物，而有赖于父母的养育；又因为人类太聪明，把原始的社会一代一代的造成现在这样花团锦簇的世界，后生小子要在社会上生存，更不能不仰仗前辈的指教。人类受着这两种原因的限制，不能不要教育。教育便成为一件与人类共终始、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这种事实，原是本着本来需要自然而然发展的，初无所谓教育家，更无所谓教育科学。后生小子在生活上有问题时，与老前辈共同生活，模仿他们的办法去办就是了，用不着专司教育的人，更用不着什么教育的科学或科学的教育。自从有些阔人仗着他们的权力与财力，威迫或雇佣他人教育自己的儿女，而自己则腾出时间来作别样的事情，于是有所谓教师。教师的目的既在以教书为职业，自然要迎合雇主的心理，而创造出许多的学理，牢笼雇主，如牧师之藉上帝之名以牢笼教徒的一般。于是所谓“师者人之模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格言产生出来了，尊长的架子摆出来了，赏罚的威权也拿出来了。于是教师是永久站在严父的方面作威作福，而同时又藉教导后生的名义领薪俸。于是所谓教育家的生活便永远堕入虚伪地狱中，而以种种的假面具示人了。

你们是青年，青年的血是沸腾的，青年的心是赤灼的。你们未经尘世的波折，对于宇宙间的一切，都拿着你们赤心沸血的心情去推算，你们不从事于他种职业的预备或径从事他种职业，而毅然从事于教育，对于教育自然有大欲存焉。可是在我看来，所谓藉教育以改造社会的宏愿固然难于实现，而清高神圣的理想也只好托诸梦幻而已。在现在的社会，凡可称为职业者，无清高与污浊、神圣与卑贱之分，教育就勉强算作一种职业罢，也无所独异于他业之处，当然不能效牧师的口吻说藉上帝之名讨生活是替天行道，当然无所谓清高与神圣。若是就实际上说，从事教育的人都如朱熹老夫子所描写孔圣人一般，三揖三让地在那里避贤路，鞠躬尽瘁地在那里尽职务，恐怕就把往古以至当代的所谓大教育家者一一起而质之，他们也只好以莞尔而笑曰：“迂哉小子！”以表示其师道之尊严而已。

你们还是青年，我不忍把教育界种种钻营奔竞的事实告诉你们，致停止你们血的沸腾，消灭你们心的赤灼。但是，就你们最纯洁的经验中，也可以推证到教师所过的生活是人生最虚伪的生活。这种虚伪的生活，不是某人如此或某地如此，而是从事于教育职业所不得不如此。

你们是青年，当知道感情是生命的原动力，感情的奔放是推进生命的发动机。然而你们更要知道，教师的生命中是最乏这种原素的。教师也是人，他们当然不是生来便无感情的，只因他们要图雇主的欢心，要保持他们职业的安全，不能不泼息了生命之焰，而另换一副假面具对人。他们所以要换面具的原因，就是要求符合“师者人之模范也”的那句格言。

“师者人之模范也”这句话确有势力。小学校的孩子们，他们洁白的心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染着，便受了这句话的暗示——是由于社会暗示他们的——而尊崇他们的教师如天神一般。教师，在小孩子们看来，无异全知全能的上帝；教师所讲的话，他们都奉为金科玉律；而教师们为欲维持其尊严与实践为人模范的格言计，也不惜常常假造许多的论证欺骗天真的孩子们，而掩饰他们的无知。中学生年龄渐大，知识渐多，对于教师的言行，不尽视若天神了，但教师之为人模范的观念仍然如故，知道学生不大易受欺骗，则以去而远之为法门；大学教授之与大学学生，更如孔二先生之见鬼神，去之惟恐不速矣。

为着要实践“师者人之模范也”的格言，教师们不得不以假面具示人，不得不过虚伪的生活，更不得不窒息感情。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情之不同亦各如其面，一人处于众人之中，在感情方面自然有厚有薄，然而教师对于学生决不能分厚薄：张生死了，得送一副挽联，李生死了，也得送一副挽联；倘若有所厚薄，在教师固然失其尊严，在学生乃至于在社会都啧有烦言。

教师的生活中不能有感情，所以他们的言行都是此庸人之言、庸德之行；他们不敢破坏风俗习惯，尤不敢不服从风俗习惯。倘若社会是多妻制，他便不能不多讨几个老婆以为后生倡；社会是资本主义，他更不能不创出许多合理的论证以供资本家采用。

教师的生活没有感情，所以他们除了循规蹈矩地生活下去以外，不能有什么大创造，更不能有什么大破坏。你们不信，试把中国以至世界的教育史翻阅翻阅，看看真正的教育家也曾在思想上、学术上、行为上有革命的事迹吗？再举一个近例：《新女性》译载柯伦泰的《三代的恋爱》的文章，征求答案，也曾有所谓教育家有答案吗？他们的内心也未尝无生命之火在那里燃烧，只为着罣碍一切，不肯让它燎原罢了。所以教育家是虚伪的，不革命的；然而也不是反革命的，他们只是随波逐流的庸人。所以我劝有特殊创造能力的不必一定要从事教育，幻想清高神圣生活的不必一定要做教师，要想改革社会国家的不必一定要学教育。教育是庸碌的事业，教师是庸人干的。

看《教育杂志》的青年们，看得我这封信上所说的，或者要发生反感，或者要自怨自艾，不该从事教育，发生反感且待反感出来再说，至于因此而悔不该从事教育则亦大可不必。虽在我看来，教育只是一个实际的活动，它的本身，并无好多可学的，要从事教育，只要把它与有关系的科学学好，再实际参与一些工作就行了。但是，若果你们曾费了时间在所谓教育科学上，将来从事教育自然可以用得着，即不从事教育，也可以当作常识应用到别的方面去。你们或者也知道文学家的张资平罢，他的小说常题着地质学上的名词，也足以证明他在日本所攻的专科与他有益，何况你们现在还不能决定将来是否也还过庸人的生活呢？

你们是青年，你们有沸腾的血、赤灼的心，我望你们能继续着沸腾、炙热，但同时也望你们将平日对于教育的幻梦打破一点，而切切实实认定现在的教育只是广泛的职业之一种，教师只是庸人的佣工之一种，无所谓清高与神圣，更不能独立改造社会国家。你们自审是庸人，愿过虚伪的平常生活，从事教育也无妨；若自问是天才，想建立不世之勋，我劝你们努力从应走的路上走去！不要再在这中庸之道的十字街上徘徊踟蹰！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