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高尔基

高尔基（М.Горъкий，1868—1936）进入鲁迅的视野还是后来的事。当革命话题不断被提及的时候，这位来底层的作家开启了认知的另一扇门。鲁迅在这个野性的文人的身上看到了旧文人所没有的新的气质，古典的温文尔雅的存在在他那里消失了。鲁迅最初是看到他的照片，有些颓废的样子，而其内在世界的一切还不甚了然。他在1925年的《语丝》上发表的《论照相之类》，就讲到自己的印象：

我所见的外国名伶美人的照相并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没有见过，别的名人的照片见过几十张。托尔斯泰、伊孛生、罗丹都老了，尼采一脸凶相，勖本华尔一脸苦相，淮尔特穿上他那审美的衣装的时候，已经有点呆相了，而罗曼罗兰似乎带点怪气，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虽说那可以看出悲哀和苦斗的痕迹来罢，但总不如天女“好”得明明白白。^[1]

这是在与梅兰芳开玩笑时的一笔带过，并无对高尔基的评价在里。也是那一年，鲁迅在小说《高老夫子》里讽刺主人翁对高尔基的名字的误读，只是借此一刺世界的浮华而已。不久，他从日本的资料和留学俄国回来的作家的文字里，更多地了解了高尔基的情况。他在升曙梦《新俄罗斯文学的曙光》和高尔基等人《争自由的波浪》等文字里，知道了其陌生的一面，而在为勃洛克《十二个》中文版写的后记里，赞美了高尔基是文本鲜活的作家。这些看法虽然不太系统，但对高尔基的印象，开始渐渐深切起来。在1929年他自己主编的《奔流》上，专门策划了高尔基专号，刊发了诸多外国人的文章，纪念其六十岁诞辰。在编后记里，鲁迅说道：

这回登载了Gorky的一篇小说，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一半还是由那一张画像所引起的，一半是因为他今年六十岁。听说在他的本国，为他所开的庆祝会，是热闹极了；我原已译成了一篇昇曙梦的《最近的Gorky》说得颇详细，但也还因为纸面关系，不能登载，且待下几期的余白罢。^[2]

那时候国内对高尔基的介绍，还是从左翼的视角为之，范围自然较窄，并不能展示其精神的全貌。也由此，高尔基便成为一个危险的名字遭到查禁。其作品成了红色信号的象征。这反倒吸引鲁迅不断关注高尔基的资料，尽力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去瞭望这位俄国作家的面貌。他在许多文章里，表达了对这个文坛奇人的关注。其日文的藏品中，关于高尔基的书籍很多，而俄文文献涉猎的内容亦为数不少。^[3]这些图书，大致可以看出高尔基的文学特点和艺术成就，其背后的复杂的风景，也可窥见一二。鲁迅在日译本里所感受到的高尔基，是丰富的存在。其生平、创作及研究都一览无余。这些著作的数量，是超出了旧俄作家作品数量的。不仅能由此走进作家的世界，重要的是也了解了俄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和知识阶层的复杂的问题。相比较于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这样的旧俄作家，高尔基的话题正切近国际文化运动的精神趋势，在果戈理那里所没有的关于社会变革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鲁迅在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这个作家对变革中的中国的价值。

高尔基有三个方面的能量令鲁迅惊叹，一是对底层生活的彻骨的表现，二是对知识阶层问题的透彻的把握，三是在不幸中对于希望的乐天的表达。他的博学，曾让鲁迅惊异不已。那种对西方文学史的领会力以及对哲学的熟悉，在中国作家中都是没有的。那些关于古希腊文化的论述，关于宗教文化的传神的描绘，以及俄国革命的深层问题的思考，也为旧俄作家所罕见。在高尔基留下的文字里，与托尔斯泰的交往，与契诃夫的友谊，与安德莱夫的互动，是俄国文学史里迷人的一页。这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文坛的价值显而易见。他对那些“带洁癖的对恶的厌恶”的作家的喜爱及对想象力的奇异的文人的礼赞，都给鲁迅亲切的感觉。鲁迅与高尔基的相逢，是其俄罗斯情结的一次深化。因了这位底层作家的经验，印证了文化进化的另一种可能。在被旧的文人垄断的世界之外，也存在着可以与他们并驾齐驱的新式的作家，且喊出了前人没有的声音。这对鲁迅，实在是梦一般的存在。他从这位作家的作品里，感受到一种出奇的气韵，在精神的深处有突围的力量在。

从果戈理到高尔基，是俄罗斯文学变迁的一个逻辑过程。果戈理时代的作家在指出病态社会的形态，而高尔基则去疗救这个社会了。旧阶级的审美意图开始过渡到新生阶级的话语方式中，底层的声音弥漫开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抽象的演绎，而高尔基则把生活的本质和哲学的本质真实地对应起来了。他在小布尔乔亚之外的世界开创了新的精神之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高尔基的气质里有很圣化的东西。他谙熟底层生活，但思想里有哲学的闪光。这位来自底层的作家关心的许多话题与鲁迅的兴趣都有交叉。比如他与安德莱夫的分分合合，与勃洛克的交往，和革命者的对话，其背后的走向也与鲁迅的走向相似。高尔基对俄罗斯性格的基因的分析，有自己的判断，那就是“衰落的东方智慧”在腐蚀俄罗斯精神。^[4]他对贵族文化与奴性文化的审视，是毫不温吞的。在与安德莱夫的对话里，他既欣赏其超常的想象力，又为其过于病态而不满。在与勃洛克的交流里，他强调作家的有限性，希望克服知识分子的病态，在工农那里找到自己所没有的存在。而当革命成功后，在《不合时宜的思想》里，他又一再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希望保留精神的自由。他的文字弥漫着一股精神的朗照之气，那是旧文人和新文人都没有的存在。^[5]

民国出版物里的高尔基作品很多，这些给左翼文人的鼓舞不亚于列宁对于共产党人的鼓舞。高尔基所以能够对知识阶级产生振荡的效应，在于他对两个世界的熟悉：既熟悉流浪汉、农民、工人的世界，也熟悉知识分子的世界。他的小说对于底层的昏恶的表现，不是为了表现而表现，乃神圣精神下的对于世俗社会的辐射。《在底层》《我的大学》《母亲》，都有不安定的、向上的热流的滚动。《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在盐场上》是不幸命运的剖视；《二十六个和一个》在黑暗里的希望的破灭的陈述，混沌里升腾着生命之流的本然；《守夜人》对形形色色人物的穿透性的描述，都有阔大的爱意；《初恋》写了底层人与知识分子的生活，人物对话中留下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生活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充实科学知识的行囊，以便把它们无私地分送给底层的广大民众”。^[6]

在鲁迅所熟悉的欧洲作家里，没有高尔基类型的人物；这给他带来了惊喜之后的思考：在民族遭受危机的时候，知识阶级是在象牙塔里呢，还是到民众中去？有学者已经指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知识阶级出现了三条路线：一是到民间去，二是普及文化，三是自我完善。高尔基看到了这三条路线后来所出现的问题。高尔基讨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现状时，不是像前人那样从内部来思考问题，而是带着非象牙塔化的眼光。在其著名的文章《个人的毁灭》里，显示了他对知识阶级本身痼疾的敏感。中国尚没有这样的表述者，许多知识人的言说流于空喊，现实的丰富性和精神的丰富性不是对应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恰是中国需要的参照。持续的“高尔基热”，不是没有道理的。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思想急剧左转的过程里，鲁迅对俄国“同路人”的关注，一时间是超出对高尔基这类人物的兴趣。因为前者与自己有诸多共鸣的地方。高尔基是已完成自我塑造的新式的作家，乃一种新精神的标志。不过这个标志，对新生的阶级可能更有参照价值。而鲁迅属于旧营垒的人物，与“同路人”的选择接近。另一方面，鲁迅觉得，高尔基的可贵价值可能在更广大的世界，他的背后是无穷无际的生灵的存在。他的成功其实会启示人们，那些平民出身的文人也可以通过实践，达到精神的高度。在这个层面看，高尔基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精神，对贫困的百姓乃一种象征，这也是中国左翼作家欣赏他的原因之一。

三十年代，关于高尔基的传记和创作的译介，渐渐增多。仅胡愈之、邹韬奋所影响的出版社，就出版过与高尔基相关的各类作品，其他的出版社也有不少译本问世，它们是：

1930年，姚蓬子译了高尔基《我的童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1930年，惟夫选编《高尔基短篇小说》由北平文成书局出版。

1931年，胡愈之出版《莫斯科印象记》。

1931年，巴金翻译了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集《草原故事》。

1932年，穆木天译《初恋》，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1932年，瞿秋白译《不平常的故事》由上海合众书局出版。

1933年，邹韬奋《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邵宗汉译的英国作家韦勃的《苏联印象记》出版。

1933年，黄源编《高尔基代表作》由上海前锋书局出版。

1934年，鲁迅等译《恶魔》出版。

1934年，柔石译《颓废》出版（即《阿尔达莫诺夫家的视野》）。

1935年，戈公振著《从东北到庶联》出版。

1935年，廖仲贤编《高尔基论文选集》由上海龙虎书局出版。

1936年艾思奇等译俄国哲学家拉里察维基《新哲学大纲》出版。

1936年，王季愚译高尔基《在人间》出版。^[7]

……

许多高尔基的资料让人知道了他的背景：不断被检察机关删改作品，坐过牢狱，支持工人阶级运动……那些成就令人惊异，他在诸多领域显示的智慧，打破了旧文人的梦，他是锐意地向新的生活挺进的人。鲁迅关注最多的是那些反抗现实、批评现实的作品。因为那里绝少文人气，是大众精神的代言。他对底层人的鲜活的把握和独到的写意，在绅士阶层的作家那里是看不到的。鲁迅向来讨厌士大夫气和绅士气，他觉得那里有酸气和自恋的东西。高尔基没有这些瑕疵，他的思想和诗意都是生活里升腾的一缕电光，乃人性世界的纯然的燃烧，苦楚的夜因此被照亮了。

“同路人”作家的遗产有知识阶级的明与暗，是毁誉参半的。但高尔基的高度则有学习的价值。曹靖华回忆自己与鲁迅交往的时候，曾讲到鲁迅促其翻译高尔基《一月九日》，那里有鲁迅的期盼在。这小说并非高尔基的杰作，但因了描绘俄国统治者的杀人，便有了隐喻的力量。小说没有什么情节，结构也平平常常，但在深层意绪里，却有爱的悲悯与忧虑。善良者的独语与恶的权力者的暴虐都历历在目地显现着。鲁迅觉得，对杀戮的描绘，乃一种愤怒者的吟叹。中国的文人，在屠夫的罪状面前，常常是沉默的，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

而高尔基却以惨烈的笔，将这些摹写出来，并告诉了世人。仅此一点，他就高于那些夸夸其谈的、自命清高的文人们。鲁迅看过了译稿后，写了以下这样的话：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8]

可以看出，鲁迅对高尔基《一月九日》的看重，来自一种社会关照的需要。俄国作家对于鲁迅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特别点的，而高尔基的气象，则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对高尔基的评价，高出了旧俄作家，或许与那时候的心境有关。他觉得，高尔基甚至比屠格涅夫、契诃夫更为当下中国所需要。因为他和苦难者的命运是没有隔膜的，底层人的思维和感受以自然的方式被还原了，而不是像鲁迅那样以“看”的方式被呈现着。

旧式的文人所关注的存在，以及兴趣所在，都非大众的苦乐，即使有，也是星星点点，不足为道。比如段祺瑞执政府的士兵杀害无辜学生的时候，许多文人、教授并不敢撰文揭露。但鲁迅却站了起来，成了受难者的代言。三十年代，一些左翼作家被杀害了，学者与教授们喊出现实的这一罪过的文章，也为数不多。鲁迅也替那些陨落的灵魂叫喊着，写出一篇篇奇文。当他阅读了《一月九日》的时候，才知道各国的专制主义的屠刀，都一样是沾满人民的血，而在死去的无名的烈士面前，能够为之写生的，也是不畏死亡的斗士。在鲁迅看来，高尔基是这样的斗士，他以参与的方式，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抒发了愤懑，那文字的分量，是只有大众才能够真正意识到的。

从底层出来的思想者和作家，他们的局限也许是少有经验哲学的套路。但这些没有象牙塔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好呢？发现真理的人是山林与陋巷中人也不是没有，高尔基的存在就颠覆了绅士阶层的旧梦，灌注了新鲜的气息。在无权无势无路的普通人那里，在被人辱骂和欺负的弱势群体中，他们的思维方式可能存在着改变世界的另一种内动力。鲁迅对中国的游民文化是失望的，中国的底层被污染过了。但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在污泥浊水间，亦有清流的倾泻，那是精神的纯然之美。高尔基恰是他们的代言。

许多阅读高尔基的人，都发现了其思想的多样性。他早期的作品带有梦幻的色彩，即便是描述惨烈的生活的《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伊则吉尔老婆子》，依然有童话般的美丽在。那些文本是从苦难里升腾的上帝般的爱，血液里的热度温暖人心。巴金就以安那其主义的眼光赞美他“是一个伟大的做梦的人”。^[9]而鲁迅则在其文本里嗅出克服自我障碍的挣扎精神。高尔基曾对自己的爱人说：“我是一个古怪的人，卡佳——我要什么？我的灵魂是一个流浪者，他永远在大地之外到处飘来荡去搜寻着什么，又永远固执地期待着和企求着什么。”^[10]这是典型的文人的状态，但精神的底色却是平民的。他不仅有讲故事的本领，而且对历史、哲学都有自己会心的体味。那些关于底层人的故事，是被广泛传诵的佳作，但他的一些寓言的文本，同样使读者开心。鲁迅在北京时，就通过韦素园的翻译，看过那篇《海燕》，后来编辑瞿秋白的遗文时，读过许多高尔基的小说的他，觉得是高亢辽远的歌喉，唱出神圣的寓言。这类小品，中国还没有过。中国有的是士大夫的文字，风月里的曼舞，屋檐下的悠然。但高尔基却写了在暴风雨面前高傲地飞翔的英雄。这对鲁迅这样的读者而言，无疑有电击般的冲击力。他由此而确定了什么是真的左翼文学。

当注意到寓言体的作品的价值时，鲁迅留心于《海燕》相似的作品。后来看到《俄罗斯童话》的时候，遂有了翻译的冲动。那时《译文》杂志正在创办中，便一篇篇译介起来。他知道这并非高尔基的经典之作，但那些丰富的隐含和审美风格，对中国人来说，都有不浅的价值。1935年，在为《俄罗斯的童话》写的广告词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对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像童话。说是做给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像真的人，所以也不像事实，然而是呼吸，是痱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像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灸，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11]

这可以看出他对高尔基童话的欣赏。在这位俄国作家身上看到的刺激，恰也是他以为不朽的存在。不过，有趣的是，译者并没有去译俄国革命后的作品，欣赏的还是旧俄时代的文字。因为那些文字，也切中中国文化躯体的要害，对国人来说，未尝不是一剂良药。而药的苦味，也许会吓走人们，可是鲁迅以为，越苦，越有着良效。中国的不肯进步，大抵是未尝过疗救病体苦药的缘故。

鲁迅的译文，还是先前的风格，但也多了小品的味道。高尔基的每一篇作品都不长，像童话，又非童话，不过是借着童话的形式来写俄罗斯的悲剧生活。在《俄罗斯童话》里，奴隶、财主、聪明人、恶魔都在晦暗的天底下。童心的微明的美和神奇的爱意是没有的，到处是不幸以及那不幸者的梦。在高尔基笔下，所有的笼子里的人，都木然于自己的生活，可是又害怕光明。他们已经在灰色里习惯于沉默的生活了。

在高尔基的作品里，总是有庸众与觉醒者在的。但觉醒者常常被那些庸众所吞没。《俄罗斯童话（十一）》就写了少年对庸众理念的挑战，但那也是一石激起的微浪，随后又复沉默了。作品里写到造人的过程，人类越是想造出优秀的人来，越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每一个时代都想出新，但出来的新人却是新的非人道的人。高尔基写道：

因为农民的世界里一有新人物发生，他就忽然化为精明的商人，开手来工作，零售故国，四十五戈贝克起码。到后来，就全盘卖掉了，连生物和一切思索机关都在内。

在商人的世界里，选出新人来——他就是生成的堕落汉，或者有官气的。在贵族的领地里——是像先前一样，想挤净国家全部收入的人物在抽芽；平民和中流人们的土地上呢，是像各式各样的野蓟似的，生着煽动家，虚无主义者，退婴家之类。^[12]

一个少年说出了其间的隐秘。他觉得要在别一路径上才可以有新的人。那少年的形象在高尔基的笔下是模糊的，闪烁了一下便消失了。可是读者却记住那神姿，乃漫漫之夜的一豆灯火，大地被照亮了。鲁迅的翻译此文，或许看重的就是这样的精神。他觉得高尔基的社会主义倾向，其实也是其思想迷人的原因之一。那温柔的文字看得出心性的敞亮。

鲁迅欣赏高尔基的寓言，其实还在于作家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这对鲁迅是尤为重要的。《俄罗斯童话》里写过一个诗人沉浸在对死亡的礼赞中，那是唯美主义的作家，他把坟墓、死亡和日常生活隔绝起来，连自己的孩子也生活在他勾勒的意象中。可是这毁了生活之美，他真的走向生活的时候，为了自己的孩子，不得不放弃浪漫的歌舞，重新归属于俗世的节奏中。空喊有什么用呢？高尔基对知识阶层的反讽，其实也隐含了现实理念的一种。读书人倘只一味在自己的趣味里寻乐，忘却了生活的过程，那自然是一种偏执。鲁迅看过此文后感叹道：

《俄罗斯的童话》里面，这回的是最长的一篇，主人公们之中，这位诗人也是较好的一个，因为他终于不肯靠装活死人吃饭，仍到葬仪馆为真死人出力去了，虽然大半也许为了他的孩子们竟和帮闲“批评家”一样，个个是红头毛。我看作者对于他，是有点宽恕的，——而他真也值得宽恕。^[13]

从诗人的命运，看知识分子的路，或许可以引申出更多的话题。鲁迅那时候正和形形色色的文人纠缠、战斗，其实也吸取了高尔基这样的经验。他晚年和第三种人的摩擦，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其精神坦然而不退缩的样子，是有俄国人的参照在的。对于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正人君子、聪明人，鲁迅知道，他们不能给大众的世界以度苦的力量，而常常是无力的独白。中国要有希望，则非大众的崛起不可。知识阶级只有成了大众的一员，那声音才会有重量的。

高尔基的体味来自于对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的咀嚼，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里，俄国的病态的世界的遗存已被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永远停在那样的层面是对的么？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来他在流浪与社会活动中，强化了实践的理念，以为知识分子的出走且改变现实的选择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高尔基给鲁迅的启示，是完全别于旧俄的作家的。他的不妥协的与旧社会战，与文人战，与自己战的方式，对新的知识阶级而言，是极为宝贵的经验。比起那些空洞的理论口号，高尔基是活的俄国灵魂的标本。鲁迅自己感到，在与中国的正人君子和专制社会对峙的时候，高尔基的态度无疑是值得借取的。

或者可以这样说，高尔基给鲁迅带来的重要话题之一是，一个底层的人，通过自学，能够创造出有巨大影响力的写实的文学，这是精神界的一大希望。读书人之外的底层人，也能够成为精神的巨匠。这在中国是从未有过的。鲁迅就曾感叹道：

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14]

左翼文化的一个基本点，是强调大众化的意义。大众化是写大众，也是大众写。在中国，这样的先例不多。大众化的艺术，在先前是民俗与歌谣，因了时代的原因，还没有现代性的意味。下等人在中国创作的戏曲很有分量，但能够抵达李白杜甫境界的作品还未曾有过。

在鲁迅所接触的高尔基资料里，这位俄国作家的厚重感和思想的力度，是超出人的想象的。但高尔基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俄国领导人的观点，他是有过错误的人，鲁迅不是不知道此点的。但这并不妨碍其作品的卓越性。卢那察尔斯基在《艺术家高尔基》里谈到其思想的复杂性，也对其政论文的深度表示赞美之情。不过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可高尔基，普列汉诺夫在文章里就指出过高尔基思想的偏差，可是这种偏差却产生了《母亲》《敌人》这类作品。^[15]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尔基鲜明的政治态度，是植根于现实的土壤的，代表了一种方向性的存在。他的非同寻常的艺术，恰是百姓所需要的。

高尔基的特点是，他从下等人的语言里找到了一种精英文人所没有的更为鲜活的语言。这种表达，是民间智慧的闪光。他在《和青年作家谈话》里讲到民间话语对作家的意义所在，是有切身体会的：

文化史教导我们，在人的社会活动最紧张的时代，随着新的劳动方式多样化和阶级矛盾尖锐化，语言会迅速地丰富起来。

这也是民间文学（俗话、俚谚和歌谣）所证明了的，这是口语的自然发展道路。人为的和杜撰出来的“新字”，正像保守地维护那些早已失掉意义的陈旧字眼一样，是没有用处的。为了明白起见，我想提一提，普希金对“莫斯科做圣饼的妇女”的语言评价很高，他又向自己的保姆阿琳娜·罗季昂诺夫娜学习语言。最卓越的口语专家列斯科夫也曾向保姆和兵士的妻子学习。一般说来，朴素的保姆、赶车的、渔夫、乡村的猎人和其他生活穷苦的人，对文学语言的发展，都有过一定的影响，但文学家从日常口语这一自发性的巨流中，严格挑选了最准确、最恰当和最有意义的字眼。可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家没有理解这种这种挑选的必要性，这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的作品的质量。^[16]

高尔基这种自信，是中国左翼作家向往的境界。他们觉得士大夫的语言与“五四”文人的语言，多少都有些问题。瞿秋白就说，从大众语中才可能诞生新的文艺。无产阶级的文学应当诞生于大众的世界。知识阶级只有走到大众的王国，才可能进入新生的境地。在这里，大概只有高尔基才能够成为一种象征，甚至可以说，他在文学领域把梦想变成了成了一种现实。

可能正是这个原因，鲁迅发现了知识阶级之外的另一阶级的新文化的可能性。托洛茨基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但似乎还在理论探索的阶段，而高尔基的成绩，其实恰是新的苏维埃文化所要强化的艺术。或者不妨说，高尔基作为活的精神的标本，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具体化为一种俄罗斯式的存在体。

那么，中国的大众的文化应当如何产生呢？鲁迅的思路和高尔基多有不同。因为面临的传统和问题也多有区别。高尔基的经验是覆盖许多领域的，其中重要的启示是，普通人的写作是可以成为不朽之作的。比如鲁迅在《论“第三种人”》里就说，“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17]这个例证没有细举，但高尔基可以支撑这个论断是无须证明的。他在与青年的通信里，惊奇于其读书之多，甚至怀疑是由助手帮其工作。但有一点是确信的，那就是，一个没有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可以在生命的体验和自我修炼里，抵达精神的高地。而鲁迅暗自所希望于中国的，也恰是出现这样的新人。他晚年和青年的交往，以及对野性的作家的欣赏，都与新的文化期待相关。在远离旧式文人的荒芜之所，高尔基给中国的文人带来的是希望之光。

不过，高尔基的形成不像中国的鲁迅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虽然是下层社会的一员，流浪而出卖苦力，但他的阅读经验确是俄国贵族的遗产的一部分。他其实也希望在知识界立足，1887年，他在喀山大学自修的时候，企图进入到知识阶层的话语场。可是后来被人排斥，只好开始自我的流浪，虽在底层，而精神有贵族的投影无疑。在接触底层的时候，他发现了非知识分子气的表达的重要。就是说，在吸收了精英文化之后，又退出贵族文化的语境，带着一种反观的眼光，激活了底层的语言。这些，中国的左翼作家理解不够，乃至把高尔基神化了。这一现象，其实来自于诸多误读，鲁迅自己未尝没有疑惑的地方。在中国，底层出身的作家不会有哲学判断与史学的判断，高尔基在学问上的深，完全出乎鲁迅的意料，他的惊讶的感叹证明了中国左翼作家对俄国文化生态的某种隔膜。

高尔基给鲁迅的另一个启示是文学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关系。列宁对高尔基的评价，鲁迅是了解的。他知道革命的运动里，文学在其间显示了特殊的作用。但那也是革命人才能有的情怀。鲁迅依据的是托洛茨基的理论，以为革命的人，才会有革命的文。这是虚伪的读书人做不到的。而高尔基以斗士的身份，完成了一种新的艺术的尝试。他认为这里所蕴含的话题，是值得中国文学界的人认真思考的。

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曾强调实际工作的价值。他是反对文人只在象牙塔里自我吟哦的。这个看法，和高尔基极其一致。高尔基说：

我个人从来没有感到，现在也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专门的文学家”，我一辈子都从事社会活动——在这一或那一领域——，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失却对它的兴趣。青年文学家们常常诉苦说：“琐碎的社会活动占去了太多的时间，扰乱了思想的创造工作”等等。我认为这些诉苦是不正确的。^[18]

这种社会活动的频繁和作品的繁多，别人不易做到。他觉得中国的作家还没有这样的样本。他自己愿意为青年做嫁衣裳，出版、翻译作品，都是殉道感的外化。鲁迅说自己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都不是夸大之词。他要做大众的牛，是真心的。

从现存资料可以知道，鲁迅是读到高尔基的相关信息的。比如俄国革命胜利后，高尔基为被冷落的科学家和作家奔走，希望得到好的待遇。他批评新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漠视，继续坚持自己的批评立场。这些都是有责任感的人所有的品质。在对俄国传统的作家的认识上，他是一个有敬意的人，比如对契诃夫的价值的独到把握，就有一种生命的热度，高尔基自己从朋友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高尔基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没有加入苏联文化队伍之前，他在一封信里就批评了欧洲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对中国人的傲慢是一种无知^[19]，对中国的文学界是关注的。在世界作家的代表大会上，通过萧三的介绍，知道了中国左翼文化的现状，对水深火热的中国文人有着关爱之情。鲁迅曾经感动于他的世界主义的眼光，他后来和友人祝贺高尔基的生日，都是发自内心的一个选择。一个活在当下的作家，能够有一种阔大的情怀，且在跨语境里表现对人类的人道的认识，在鲁迅看来是苏联革命的可爱之处。

在鲁迅看来，高尔基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远离道德说教和忍耐之心的斗士。他在受到压迫的时候，主张的是反抗的路。联想起鲁迅的“还不能带住”，彼此可以说心有戚戚焉。选择反抗的路，起初在鲁迅那里是一种清醒的理论判断，并未有阶级斗争学说的支撑。到了高尔基那里，工人阶级的心理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碰撞在一起，就与旧俄作家的温情隔得很远了。高尔基在讲到自己的前辈时不无批评的态度，有时甚至还带着一种嘲笑的口吻，他说：

他们想在迫害者和受难者之间调解，他们想为自己辩护，证明自己接近迫害者和漠视人生苦难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教导受难者忍耐，他们劝受难者勿抵抗暴力，他们总是寻找证据，以证明无法改变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现有关系，他们一面答应人民在天上酬报他们所受的辛劳和痛苦，一面又观赏人民在世上所过的不可忍受的艰难生活，他们像蚜虫一样吸吮着人民的血液。他们大部分直接替暴力服务，小部分间接地以宣扬忍耐、和解、宽恕和辩解当作自己的任务。^[20]

瞿秋白最早地把鲁迅视为中国的高尔基，一时被许多人所认可。但鲁迅却觉得是过誉的比附，其实自己远逊于这个俄国人。不过我们看他们对黑暗势力的决绝的态度，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大众化情结，就能够感受到异样的精神导向。这是激进主义的现实化的表达。它获得了革命党的普遍欢迎。但是，当暴力革命真的出现的时候，这样的革命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几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高尔基和鲁迅后来警觉到其间的问题，思想与政党领导者的距离显而易见。他们自己的选择中所出现的精神痛苦，在晚年的文字里也可以看见一二的。

老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战叫和泪水，离当下的政治现实似乎还有距离。他们都选择了与现实斗争的对话，并直接参与到各类的社会实践之中。在这个过程里，他们认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呼喊是一种暧昧、孱弱的表达，有诸多精神的盲点。只要对比他们对布尔乔亚的作家的态度，则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尺度。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曾被人看成是极为苛刻的话语方式。但读一下高尔基对俄国资产阶级文人的讥讽，我们便可感到鲁迅其实还有些客气。比如高尔基谈到知识分子的问题是说：

知识分子以为，他们保卫着“民主主义”，虽然它已经证明而且继续证明自己的无力；他们保卫着“个性自由”，虽然它被紧握在限制它的智力发展的思想的笼子里；他们保卫着“言论自由”，虽然报纸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而且只能替他们的无政府状态的，无人性的，罪恶的利益效劳。知识分子替自己敌人工作，因为老板永远是工人的敌人，而“阶级合作”的思想，是好像豺狼和牧羊讲友情一样天真的无意义。^[21]

言谈里是浓烈的阶级话语，那是立场与别人不一的表达。在高尔基看来，只有推翻剥削制度，站在大众的一边才有新的阶级的价值。以维护现有体制为根基的改良和民主的呼吁，都非根本可以解决问题的。鲁迅晚年的思想几乎是一样的思路，在许多方面都呼应了高尔基式的思想。他对高尔基异乎寻常的赞佩，是其精神色调相近的不自觉的表达。

许多欣赏高尔基的人，对其作品的成就的感叹是由衷的。但有一个问题是，高尔基在这个过程里充满了矛盾和困惑。他和苏联权力者的关系在今天被描述得扑朔迷离。在鲁迅那里，高尔基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都很简单，其间的复杂性遮掩在时间的迷雾里。历史在中俄之间产生了错位。对高尔基的认识如果脱离俄国的政治现状，是无法看清的。那时候除了陈独秀等少数人外，人们对此还是模糊的。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在面对俄国的文化时，恰如高尔基形容的契诃夫之于俄国革命者的价值：“我们大家都饥渴于对人的爱，而人饿的时候，即使烤得坏的面包，吃起来也是香的”。^[22]

十九世纪以来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接近的。我们仔细分析可以看到，鲁迅在三十年代的精神状态与高尔基在1905年前后的精神状态很像。而他所阅读的许多高尔基的文字也恰是1905年前后创作的。那时候的俄国工人运动兴起，沙皇对知识分子的牵制和对工人运动的压制极为残酷。高尔基是欣赏布尔什维克而疏远孟什维克的。因为他觉得流血才能解决问题，妥协大概是一个问题。在高尔基的眼里布满各类矛盾：宗教间的矛盾、民族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那时候高尔基认为，只有改变这个社会的一切才能够解决问题。他在给自己的妻子的信中说：

反社会，反人民的官僚制度的阴谋政治，导致了血流成河、尸骸堆山的灾难。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阴谋政治最终必将摧毁官僚制度本身。^[23]

我们联想起鲁迅与许广平通信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判断，是多么近似。在这里，他们都是那个社会的叛徒，乃超越现实的革新派。高尔基的左转，有一个周边环境的影响，直接与共产党的领导者发生联系。鲁迅还只在黑暗中摸索，即使加入左联，依然与党的政治核心没有主动的接触。他的道义上的亲近与组织上的亲近不同。高尔基与政党的深的关系，鲁迅是无法做到的。

如果说，鲁迅对革命的理解还是模糊的，靠的是对国外经验的瞭望，那么高尔基则基于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很自信地以为，俄国担当了世界的实验者。高尔基在俄国社会产生最激烈的冲突的时期，曾几度在欧洲和美国小住。他知道俄国与世界的距离，但欧美的金钱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存在，窒息了人民的生活。他在德国的时候认识了李普克内西和考茨基，被他们的革命言论所吸引，意识到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的不可克服性。但德国的革命能否起来，还不好预料，而俄国的革命是必然的：

我觉得，从现在起俄国将要变成世界的实验田了。在这块试验田将播下世界上一切思想的种子，它会生出茁壮的幼芽。俄国人的灵魂是充满生气和富有成果的。^[24]

这样自信的文字，是拥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国度的知识分子才有的存在。1906年，在国外准备写作《母亲》的时候，他给妻子的信说：

应当告诉你——我在此地明白了很多东西，同时也明白了，直到现在我还不是一个革命者。我只是在争取成为这样的一个人。那些我们习惯认为是革命者的人，——只是改良主义者。革命概念本身——需要进一步深化。这是能够做到的！^[25]

这是高尔基从托尔斯泰、契诃夫的世界走向激进世界的暗示。鲁迅在与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交锋的时候，也走向了激进的路。他们之间的相似的存在实际隐含着俄国与中国社会共同的命运。高尔基形容自己是一个流浪汉，思想未尝没有浪漫的遗存。他承认自己不断被不满的情绪驱使，而且在“忧郁地寻找着什么”^[26]。恰是这忧郁的气质，吸引了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个流浪汉作家的身上，看到了堂·吉诃德式的伟岸的精神。这最终也成了布尔什维克文化的一种资源。俄国革命的隆隆炮声，其实是夹杂着高尔基式的智慧的。

对于鲁迅来说，这毫无疑问是谜一般的存在。他在译介高尔基的作品时，感受到了一种汩汩不息的生命的激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高尔基热”里面，鲁迅的作用非他人可以代替。他指导的木刻家，就画过高尔基的画像，在文坛流布着。除了亲自翻译其作品外，他还搜集大量与高尔基相关的资料。比如对高尔基作品的插图的整理出版，可以看出那种喜爱。1934年，他得到了高尔基《母亲》的插图，颇为兴奋，遂有了流布它们的渴望。后来，几经周折，木刻集终于出版了。鲁迅在为《〈母亲〉木刻十四幅画》写的序中说：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这有沈端先君的译本为证，用不着多说。在那边，倒已经看不见这情形，成为陈迹了。

这十四幅木刻，是装饰着近年的新印本的。刻者亚历克舍夫，是一个刚到三十岁的青年，虽然技术还未能说是十分纯熟，然而生动，有力，活现了全书的神采。便是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不也在这里看见了黑暗的政治和奋斗的大众吗？^[27]

《母亲》的中文翻译，和木刻插图的介绍，对左翼作家都是件大事。高尔基的价值是超越于文坛的。对于小说家、剧作家、画家的启示颇为持久。在鲁迅看来，新的知识阶级，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假的知识分子在欺骗着人民。中国需要高尔基式的作家，但我们没有那样的土壤。在鲁迅意识里，高尔基把人类美好的文化遗产和新的阶级的精神趋向融在一体，要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国人还要走漫长的路。

《母亲》的木刻整体上有一股雄浑的气韵。灰暗里的不幸和反抗者的坚毅的目光照射着人们。俄国的不幸与希望都在画面里以爱意的方式出现。那里已全没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内心的独白的紧张，而是社会的改造的冲动，即从围墙里冲出的血腥。在这里，鲁迅看到了旧俄作家所没有的存在：底层人的反抗已经和一种自觉的哲学理念在一起了。而且那实践的大同的渴念，在旧式文人的文本哪里可以找到呢？

三十年代的中国，不同的知识群落对高尔基的接收是不同的，即便是左翼阵营，认识俄国革命的角度也各自有别。鲁迅阅读高尔基的文本，感染了一种道义上的情绪。在高尔基的背后，不都是革命理念的问题，而是精神的深度与艺术的精湛表达的统一的问题。美的人生与美的艺术之梦，可以开启自由世界的门。高尔基已经敲开并走出了那一扇门。鲁迅觉得，中国的门还在关着。唯有出现一批俄国式的有良知的作家，文化才会出现另类的光泽。但是这样的路，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漫长的。而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左翼作家的主流依然是从旧营垒走出的知识分子，工农作家在精神的高度上，从来没有像高尔基那样有广泛的辐射力。中国的工农文学只诞生了赵树理、马烽这样的人物，在底层成长的作家中，能够提供思想资源的人，还是太少了。

但是，高尔基背后的复杂性是什么，鲁迅知之甚少。高尔基给了他许多错觉，以致影响了他对于苏联的判断。这位俄国作家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对于苏维埃的批评是严厉的，后来出国定居。1929年归国后，斯大林给了他很高的礼遇。苏联对高尔基的热情，使鲁迅感受到这个国度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天真的鲁迅不知道，在这场热闹的背后，有十分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金雁在《倒转红轮》一书中写道：

这时，苏联国内正在大规模展开“清洗运动”，高尔基已经被内定为“国际右倾机会主义”和“妥协主义者”，国家安全局的卢比杨卡设立了高尔基“特别专案卷”。这时，很多人希望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能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以他那犀利的笔发出“正义的怒吼”，为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出人意料的是，高尔基自投罗网，甘心成为了“斯大林的玩偶”。^[28]

高尔基的转变，在中国人眼里是模糊的，人们甚至无法理清早期的他与晚期的他的区别。因为一切都在进步的旗帜下。高尔基革命性的要求和后来的政党文化理念的表达，在中国左翼作家那里是一个连续性的存在，似乎没有区别。金雁指出：

回国后的高尔基不但与十月革命前的高尔基有很大区别，就是与20年代的高尔基也有了很大的区别。19世纪，高尔基在为文学的“独立精神”呐喊时，不止一次地提出“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到20世纪初，他又进一步地把自己的思想完善为提出“艺术脱离政治”的原则。到30年代，尤其是他回国建立起“苏联作家协会”以后，高尔基的口号发生了反向的变化：“艺术思想政治化”。^[29]

这“艺术思想政治化”，就是政党化。高尔基已经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合拍了。鲁迅所不懂的恰是政党文化的机制，他还把苏联文坛想象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时期的样子。

另一方面，鲁迅是据中国知识界的需要而理解高尔基和苏联，中间有许多模糊地带。不过，即便是政党文化存在问题，中国的左翼作家是从正能量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比如，政党文化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对于中国是急需引用的思想武器，在一般文人那里，没有来自政党理论的力度和可操作性。再比如，高尔基批评超阶级的审美，也适用中国的国情。三十年代的中国，统治者的压迫造成多重悲剧，如果不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可能把矛盾简单化。不过，阶级斗争的观点一般是反抗压迫的人们的思想武器，对于被奴役的人而言，讲阶级性乃获得一种解放的渴望。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被压迫者获得权力，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继续使用阶级斗争的思想处理一切问题，则会消灭精神的多样性，成为文化的排他主义。鲁迅没有也来不及从取得权力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于他来说，高尔基的思想没有多少问题，因为那些话语对于中国是不可多得的资源。

从这种错位性里所产生的正当性，百年来一直伴随着中国的读书界。八十年代后，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想象，也与三十年代左翼青年对苏联的想象一样，是据自己的需要而摄取营养，没有看到西方的正当性所隐含的本土的不正当性的暗区。陈独秀、毛泽东在晚年意识到盲目引用苏联理论的危险性，他们对其间的复杂性的思考是由血的代价换取的。所以，如果在政党文化的层面考虑俄苏传统，可能与从知识分子的话题里讨论所得的结论不同。而政党文化背后的力量感，对于鲁迅来说是一种陌生而奇异的存在。他看到了列宁、瞿秋白的冲击力，有欣赏的地方，但那背后的杀伤力，是没有亲历者所难以感受到的。

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左翼作家的魅力，可能是那种使命感里所呈现的神圣性。在他们那里折射的是“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30]。中国文人在渴望从士大夫和小布尔乔亚世界解放出来的时候，被俄罗斯作家苦修式的涅槃所征服。有学者指出：“民粹派运动把人民理想化推向了顶峰，苏俄延续了这些叙述却剔除了其中的民族性，由此简化了俄国文化的复杂结构”^[31]。这些问题，鲁迅那一代人很难认清，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于此类话题的深入勾勒，有助于总结苏俄文化遗产与现代中国深层的关系，以简单化的思路为之，可能不得要领的。

[1] 《鲁迅全集》第1卷，第196页。

[2] 《鲁迅全集》第7卷，第170页。

[3] 鲁迅藏高尔基俄文作品有多部：На дне.Враги.И.，Гослитиздат，1933.М.Горький.Писал И.Пусинов.М.Сов.литература，1933.Хозяин.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и одна.Мальва.Гослитиздат，1933.这也是瞿秋白、曹靖华那代人阅读的文献，对鲁迅有间接的影响。

[4] 《高尔基读本》，第364页。

[5] 《高尔基读本》，第343页。

[6] 《高尔基读本》，第139页。

[7] 参见谢天振、查名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第211页。

[8] 《鲁迅全集》第7卷，第418页。

[9] 《巴金译文选集》，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

[10] ［俄］高尔基：《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王惟生、薛介正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11] 《鲁迅全集》第8卷，第515页。

[12] 《鲁迅译文全集》第6卷，第450页。

[13]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1页。

[14] 《鲁迅全集》第10卷，第442页。

[15] 参见［苏］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页。

[16] ［俄］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页。

[17]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3页。

[18]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164页。

[19]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177页。

[20]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页。

[21] ［俄］高尔基：《高尔基政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367页。

[22] 《巴金译文选集》，第354页。

[23] 《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第279页。

[24] 《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第297页。

[25] 《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第308页。

[26] 《阿·马·高尔基致叶·帕·彼什科娃书信集》，第64页。

[27] 《鲁迅全集》第8卷，第409页。

[28]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

[29]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第110页。

[30] 参见［俄］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31] 林精华：《现代中国的俄罗斯幻象》，第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