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之真正强盛

雅典人特米斯托克利的言论虽因过分替自己表功而显得傲气十足，但却历来都被视为真知灼见而广泛地适用于他人。有人曾在一次宴会上请他弹琴，他回答说：“鄙人不精琴艺，但却精于把小城变成大邦。”^[1]稍稍借助于隐喻法，此言也许就可说明政府官员所具有的两种不同能耐；因为若对政府官员来一次认真的审查，国人便可发现，他们中（个别）能使小国变成大邦者都不会弹琴，而大批精于弹琴者非但没有把小国变成大邦的能耐，反而具有一种相反的才能——即能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引向衰败没落。而毋庸置疑，既然诸多官员就凭这种已蜕化的功夫和本事讨得君王的欢心并赢得百姓的喝彩，那这种功夫本事除“弹琴”外就不配再有更好的名称；因为此类雕虫小技只能讨人一时喜欢，使玩弄者自己觉得体面，但却无助于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之繁荣进步。当然也有些高官要员可以被视为“称职”，他们能处理国家事务，使之不陷入危机和明显的麻烦，但却远远没有能力使国力增强，使国库充裕，使国运昌盛。不过官员们是何等人且由他们去，笔者在此只谈国事本身，即谈谈一个国家之真正强盛及强盛之道。此乃一番适合雄主明君一览的议论，其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让君主们别因高估其势力而热衷于徒劳的计划，二是让他们别因低估自己而屈从于怯懦的建议。

一国之疆土大小可由测量而知，岁收多少可经计算而晓，人口众寡可见于户籍名册，城镇数量可见于舆地图表；然而在国政事务中，对国力强弱之判断依然是最难做到正确无误并最容易出错的一个难点。天国没有被比喻成任何硕大的果核，而是被比作一粒芥子，芥子比其他种子都小，但却具有生长快蔓延广的特性和活力。^[2]所以有些国家虽幅员辽阔，但却不易扩张领土或控制他国；而有些国家虽只有弹丸之地，可那弹丸之地却易于成为庞大帝国之基础。

若一国之民缺乏英武骁勇的气概，那坚城、武库、骏马、战车、巨象和大炮之类都不过是披着狮皮的绵羊。而若一国之兵士气低落，那军队数量再多也无济于事，因为正如维吉尔所说：“狼从不在乎面对的羊是多是少。”^[3]当年埃尔比勒平原上的波斯军队如一片人海，以致亚历山大军中的将领也不免有几分惊惶，他们找到亚历山大，希望他下令夜间偷袭，可亚历山大回答说他不想偷取胜利，结果是马其顿人轻而易举就击溃了波斯军队。^[4]亚美尼亚国王提格拉尼一世曾率四十万大军驻守一山头，当发现前来进攻的罗马军队不过一万四千人时，他取笑说：来者若是个使团则人数太多，若是支军队则人数太少；但在那天太阳下山之前，他发现来者已足以屠宰他的军队并追得他丢盔弃甲。^[5]此类以勇气胜过数量的战例不胜枚举，因此世人可以断言，任何国家强大之关键都在于要有一个英勇善战的民族。有人浅薄地认为战争的力量是金钱，殊不知士兵双臂的力量若因民族的卑微柔弱而衰退，金钱也没法为战争注入力量。当克罗伊斯^[6]得意洋洋地向梭伦^[7]炫耀其黄金时，梭伦曾善意地对他说：“陛下，若有他人前来，且来者的钢铁比你的更硬，那他就将成为这些黄金的主人。”由此可见，若非本国军队皆由品格优良且英勇善战的国民组成，任何君王或政府都不可过高地估计其国力；但另一方面，若一国之臣民具有尚武的性格，其君王则须确信自己的力量，除非他的臣民在其他方面有缺陷。至于用钱从国外招募军队，虽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措施，但所有的先例都证明，依靠雇佣军的国家或君王都只能得意一时，不久就会威风扫地。

犹大和以萨迦的天命不可能重合，同一个部族或民族不可能既是威武之狮又是负重之驴^[8]；与此同理，一个赋税过重的民族不可能成为勇敢尚武的民族。但经国民代表同意的征税对士气民心影响较小乃不争的事实，此例明显地见于荷兰的国内货物税^[9]，在某种程度上也见于英国的王室特别税^[10]。读者须注意，此处讨论的是民气问题而非钱包问题；所以虽说自愿缴纳或强迫征收的税款都出自同一钱包，但对民心士气的影响却截然不同。由此可有如下结论：帝国的臣民不宜负担过重的捐税。

凡旨在图强的国家均须注意，勿让本国的贵族和缙绅增长过速；因为那样会使平民阶级渐渐沦为萎靡不振的雇农和贱民，实际上成为上流阶级的奴仆。这种情形可见于萌芽林之培养，如果你把优势木树苗留得太密，那你永远也别想见到中间木或被压木，因为优势木下将只有灌丛荆棘。所以一国的缙绅太多，自由民就会变得低下卑微，其结果将是百人之中难有一人宜戴军盔，更不用说充当步兵，而步兵乃一国军队之主力，那时就会出现民众而势微的情形。笔者以上所论之最好例证就是英法两国间的比较，论疆土和人口英国都远不及法国，然而英国从来就是法国最强劲的对手，其原因就是英国的中产阶级可造就优秀的士兵，而法国的乡农村夫则断然不能。英王亨利七世在这方面的策略可谓深谋远虑，值得赞赏（关于这点笔者在拙著《英王亨利七世传》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为农庄和牧户规定一个标准，即为他们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使他们能生活在富裕的条件下，而非在奴隶般的境况中，并使耕者都有其田，而非仅仅是雇农；^[11]如此励精图治，国家便可达到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那种盛况：一个有强兵沃土的国家。^[12]

还有一个社会阶层也不应忽略（据笔者所知，这个阶层几乎为英国所独有，也许还存在于波兰，除此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笔者指的是贵族和缙绅家中具有自由民身份的仆从阶层，因为论从军打仗，他们与自耕农子弟相比也毫不逊色；所以毫无疑问，贵族豪绅家所习惯的豪华阔绰、殷勤好客及使用大批随从的确有助于恢弘尚武精神；而与之相反，贵族豪绅家有节制的封闭生活方式则会导致兵源的匮乏。

无论如何也得让尼布甲尼撒梦中那棵王国之树的树干健壮得足以承受其枝叶^[13]；此喻是说一国之本土臣民与该国统治的异族臣民须形成合理的比例。所以那些对异族臣民之归化持开明态度的国家都易于成为帝国。因不难想象，一个小民族即便因其智勇绝伦而获得广阔的疆土，它也只能维持一时，不久就会骤然崩溃。斯巴达人在外族人归化问题上持歧视态度，所以当他们固守本土时能坚不可摧，可一旦对外扩张其树干就不堪承受其枝叶，到头来终于像风吹果落一般突然消亡。在接纳外族人入籍这一点上，任何国家都比不上古罗马开明，因此罗马人一帆风顺，渐渐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他们的做法是授予外族人罗马国籍（他们称之为公民权），而且是最充分地授予，即不仅授予财产权、通婚权和继承权，而且还授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种公民权不止是向个人授予，同样还授予整个家庭、整座城市，有时甚至是整个民族。加之罗马人惯于殖民，把罗马的籽苗移入异国他乡的土壤，并使不同的习俗合二为一，因此可以说并非罗马人向世界扩张，而是世界向罗马蔓延，这正是最稳妥的强国之道。笔者有时对西班牙感到惊异，不知那么少的西班牙人何以获得并保持那么大的宗主权；不过西班牙本土无疑是一株巨大的树干，远远胜过罗马和斯巴达兴国之初。除此之外，虽说他们从来没有让异族人自由入籍的惯例，但他们有一种仅次于授予国籍的措施，那就是他们几乎一视同仁地招募各族士兵，而且有时候还让异族人当高级将领；不仅如此，从西班牙国王刚颁布的国事诏书来看，他们此刻似乎也意识到了本土人丁不旺之缺陷^[14]。

毋庸置疑，凡需在室内久坐不动的技术性行当和（只需动指头而无需用臂力的）精巧细工都在本质上与军人的禀性格格不入。一般而论，尚武的民族都有几分懒散，都乐于冒险而不思劳作；而若要保持他们的尚武精神，就不可过分改变其懒散习性。所以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诸国都使用奴隶，这对他们有极大好处，因为上述既费时又无益于强身的工作一般都由奴隶去完成。但由于基督教的戒律，蓄奴制基本上已不复存在。如今与蓄奴制最相近的做法就是把上述行道留给异族人去从事（异族人因此也更易于在移居国容身），从而把绝大多数本国平民限于三种职业，一是有耕地的农夫，二是有自由民身份的仆从，三是适于男子汉充当的工匠，如铁匠、木匠和砖瓦匠等。此处未计职业军人。

但若要真正成为强大的帝国，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须公开承认尚武从军乃最大荣耀、最高目标和最佳职业；因为上文所论都不过是进行战争的能力，但若无目标和行动，能力又有何用呢？根据罗马人的传说，罗穆卢斯在升天后曾给过他们一道神谕^[15]，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事是致力于战争，这样便可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斯巴达国家之组织结构完全是为了适应扩张帝国的目的（虽说那种结构并不明智^[16]）。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曾一度建起庞大的帝国。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以及其他一些民族也都曾强盛一时。土耳其人今天还拥有奥斯曼帝国，尽管其国势已大大衰微。在当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中，拥有帝国势力的实际上只有西班牙；^[17]不过人人都是在其最专注的事业上获利，此理显而易见，不必多论。笔者只须指出：一个国家若不直截了当地宣称尚武，它就别指望尝到强盛的滋味；另一方面，（若像古罗马人和土耳其人那样）坚持不懈地兴戎起衅，任何国家都可以创造奇迹，此乃时间给予的一道最可靠的神谕；至于那些只在某一时期尚武的国家，虽说它们通常只会在该时期获得强国地位，但那种地位在其军事活动衰减后仍可长期地保护它们。

伴随上述要点而来的是一种需要，即国家需要有可提供（说得出口的）战争理由的法律或惯例，因为人的正义感与生俱有，所以若无某些至少是显得公正的理由，人们一般不会投入（将导致无穷灾难的）战争。土耳其人常以传播其宗教为由兴师征战，那是他们随时都可以使用的战争借口。罗马人虽说把拓展帝国疆域视为建此大功的统帅们之殊荣，但他们并非只凭这一个理由对外发动战争。鉴于此，欲尚武图强的国家须做到以下两点：其一是对他国施加于本国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的无礼行为要非常敏感，并且对如何处置挑衅不可讨论太久；其二是随时准备以最快的速度出兵援助盟国，就像当年罗马人所做的那样；当年罗马人的原则是，若一受外敌入侵的盟国与其他国家也订有防御盟约并分别向多国求援，罗马人的援军总是最先赶到，绝不把这份荣誉留给他国。至于古人为了某党某派或某国的政府性质而进行的战争，笔者也不知如何证明其理由正当；如罗马人为希腊的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战争，^[18]又如斯巴达人和雅典人为在希腊各城邦建立或推翻民主政体或寡头政体而进行的战争，^[19]再如一国或以主持公道、或以提供保护，或以解救他国受专制压迫的国民为理由而发动的战争等等。总而言之，凡不敏于找兴兵之由的国家都别指望强盛。

人体不运动不健壮，政体不运动不强盛；而对国家来说，师出有名的体面战争无疑就是最好的运动。国内战争固然如同感冒发烧，可对外战争的确就像运动发热，有益于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在歌舞升平中，民气易变阴柔，民风易趋堕落。但不管尚武对升平康乐有何影响，它对国家之强盛都有利无弊；它可使国家保持一支常备军，虽说维持一支劲旅耗资不菲，但它通常能使一国对邻国发号施令，或至少在邻国中保持强国的名声。此例可见于西班牙，它在欧洲各地驻扎精兵差不多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

拥有海上霸权是一个强国的象征。西塞罗在致阿提库斯的信中曾谈及庞培准备对付恺撒的计划，他说：“庞培的计划显然是特米斯托克利当年采用的策略，因为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而毫无疑问，若庞培不因过于自负而弃舟登陆，他肯定能拖垮恺撒。^[20]海战之重大影响世人皆知。亚克兴战役决定了罗马帝国的归属。^[21]勒班陀海战则抑制了土耳其人的扩张。^[22]以海战决战争胜负的例子不可胜数，这固然是因为各国君王或政府历来就推崇并依赖海战。但至此可以肯定的是，拥有海上霸权者也拥有了战争的主动权，战与不战或战多战少均可随心所欲；而那些只拥有强大陆军的国家仍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不可否认，当今之欧洲占有极大的海上优势（这种优势亦是大不列颠王国得天独厚的一个方面），这一是因为欧洲国家多半不是内陆国，它们的国界大多濒海，二是因为东西印度^[23]的财富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海上霸权的附属品。

与古代战争赋予军人的光彩荣耀相比，现代战争都未免显得黯然失色。如今也有些为鼓舞士气而设立的骑士称号和勋位，但却往往被不加区别地授予军人和非军人；此外也许还有诸如荣誉纪念册和伤残军人医院之类的东西。然而在古代，他们有在战场上竖起的纪念碑，有在葬礼上吟诵的追悼颂词，有为阵亡将士建立的纪念馆，有奖给个人的花环和花冠，有后来被各大国君主借用的emperor这一称号，^[24]有将帅们班师时的凯旋仪式，还有遣散军队时的慷慨赏赐。这一切都能激发士兵们的勇武精神，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古罗马人的凯旋式，那种仪式并非显摆或炫耀，而是曾有过的一种最为明智且高贵的习俗；因为凯旋式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给凯旋将军以荣耀，二是用战利品充实国库，三是给士兵们以赏赐。不过这种荣耀也许不适合君主国，除非获此殊荣者是君王本人或他们的子嗣，就像发生在罗马帝国时代的情况一样，皇帝们把凯旋式据为己有，只为自己和儿子们取得的胜利举行凯旋式，对获胜归来的部将则只给予凯旋服饰。^[25]

综上所述，虽说（如《圣经》所言）人不可能凭操操心就使自己的身体长高一寸^[26]，但对国家政体而言，使国土更广国势更盛则在于君王或政府的能力；因为只要让上文谈及的那些策略、规则和惯例得以实施，他们便可为子孙后代播下强盛的种子。无奈此等大事通常都被忽略，只能任其听天由命。

[1] 据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列传》记载，特米斯托克利酷爱虚荣，从不放过炫耀自己的机会，经常在公民大会上表功；此处引言即出自《列传》中之《特米斯托克利篇》第2章3节。（另参见本书《论友谊》一文有关注释）

[2] 此喻见于《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31节—32节。

[3] 引自维吉尔《牧歌》第7首52行。

[4] 此例所述乃公元前331年的埃尔比勒战役，亚历山大大帝在此役中以少胜多彻底击败了大流士三世。此役的实际战场在埃尔比勒古城（Arbela，位于今伊拉克北部）以西52公里处的高加米拉（Gaugamela），故又称高加米拉战役。

[5] 此例所述乃史家所谓的“第三次米特拉达悌战争”中之一役，此役的罗马军队统帅是执政官卢库鲁斯（Lucullus，前117—前56）。

[6] 克罗伊斯（Croesus）乃小亚细亚古国吕底亚之末代国王（约前560—前546），其王国于公元前546年被波斯国王居鲁士所灭。传说他是古代巨富，其名Croesus已成为“富豪”的同义词。

[7] 梭伦（Solon，约前638—前559），古雅典政治家及诗人，“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594年任执政官，进行过积极的政治改革（即“梭伦立法”），任满后出国旅行，到过小亚细亚。

[8] 《旧约·创世记》第49章记载：犹太人的祖先雅各临终时把12个儿子召到床前，预言他们及其后代的命运（他们的后代后来成为以色列的12个部族），预言说犹大将是威武之狮，以萨迦将为负重之驴。

[9] 尼德兰联省共和国政府（三级会议）征收的一种间接税，用于国家和军队的开支。当时前宗主国西班牙的威胁尚未完全消除，尼德兰人民仍同仇敌忾，故无人抱怨这项重税。

[10] 当时由英国议会代征并发给王室的一种特别津贴。

[11] 15世纪末，由于圈地盛行，大批英国农民被赶出家园，沦为流浪者，造成社会动荡，纳税人和兵源也锐减，为此亨利七世治下的政府于1489年首次颁布《反圈地条例》，提出退牧还农，保护领有20英亩份地的农民，规定牧主的羊群不得超过2000头。

[12] 引自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第1卷531行。

[13] 据《旧约·但以理书》第4章记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见一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忽有一天使宣布将该树伐倒，希伯来先知但以理说此梦乃亡国之兆。

[14] 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Philip Ⅳ，在位期1621—1665）于1622年颁布国事诏书，授予已婚的西班牙本土居民某些特权，并进一步豁免有6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之国民义务。

[15] 罗穆卢斯（Romulus）相传为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后代，罗马城的创建者，“王政时代”的第一代国王；传说他尚未去世就已升天，被罗马人尊奉为神；此处提及的神谕一事见于李维《罗马史》第1卷16章。

[16] 如斯巴达实行双王制，一个国王专管国内事务，一个国王专管统兵征战。

[17] 当时的西班牙不仅占有美洲的墨西哥、秘鲁、智利、哥伦比亚、西印度群岛和亚洲的菲律宾群岛，而且在欧洲也拥有霸主地位。

[18] 指“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前200—前197）。

[19] 指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修昔的底斯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这次战争有翔实的记载。

[20] 庞培终在“法萨罗战役”（公元前48年）败于恺撒，史家认为庞培的败因乃指挥失当和贻误战机，因为当时他的势力优于恺撒，决战时尚有60艘舰船停在海上未动用。

[21] 亚克兴战役发生在公元前31年，古罗马屋大维在此役中击败了安东尼及助阵的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此役结束了罗马内战，屋大维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即奥古斯都）。

[22] 勒班陀海战发生于1571年10月，西班牙威尼斯联合舰队在此役中大败土耳其舰队。

[23] “东印度”乃西方人使用的一个不确切的地理名称，一般指印度、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西印度”是由哥伦布之误而产生的一个地区名，后来欧洲殖民者借以称南北美洲。

[24] 古罗马士兵在胜利后习惯向他们的统帅欢呼，呼之为imperator（英语作em-peror，意为统帅或凯旋将军），奥古斯都建帝国后用此称号作终身头衔，此字遂转义为“元首”或“皇帝”。

[25]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所有在对外战争中大获全胜的将领均可得到凯旋式，届时凯旋将军穿王家紫边阔袍，乘饰有月桂枝的战车，由执政官和众元老引路进城，身后是战利品、俘虏和班师军队等等，队伍游行至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庙，然后举行献祭和杀俘虏等活动，仪式以宴会告终；但进入帝国时代后，除奥古斯都曾慷慨地为30余名将军举行过正式的凯旋式外，后来的得胜将军只能获凯旋服饰荣誉：即获得穿凯旋服、戴桂冠、坐象牙圈椅和塑像的权利。

[26]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27节及《路加福音》第12章2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