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垄断发行

三、论国家垄断发行

他认为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可从三个方面考察。其一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他汲取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富埒天下，后卒叛乱的历史教训，支持贾山观点，“钱之为利，贱可使贵，贫可使富。蚩蚩(chī，无知)之民，孰不厌贫贱而贪富贵哉?顾无由致之耳。”金钱改变了人们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人的社会地位，贫贱富贵以有无货币为转移。即有无货币及其掌握的多少都将成为一种衡量道德理念的标准，且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日趋深化，集中表现为“钱也者，寓利之器”意识的形成。则“钱币乃利权所在，除其禁，则民得以专其利矣。利者，争之端也”。而铸币权、行币权更为利权之集中表现，为人们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苟放其权，而使下人得以操之，则凡厌贱而欲贵，厌贫而欲富者，皆趋之矣。非独起劫夺之端，而实致祸乱之渊丛也”。所以“上之人苟以利天下为心，必操切之，使不致于旁落”。国家必须牢牢掌握货币发行权，“操钱之权在上”，在全社会不提供产生非分遐想的条件，造成安分守己的良好环境，“下无由得之，是以甘守其分耳。”于是“上焉者，不至为刘濞以灭家，下焉者，不至为邓通以亡身。”则社会秩序必将井然有秩，正所谓“人君操利之权，资以行义，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这一认识该说是深刻的。同样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也批评明代的币制，道:“是善于国朝之钱法，是不善于国朝之行钱。……然至于今，物日重，钱日轻，盗铸云起，而上所操以衡万物之权，至于不得用，何哉?盖古之行钱者，不独布之于下，而亦收之于上。”⁽³⁶⁾多有相似之处，唯角度不同耳。

其二是有利于国家调节管理市场价格。他汲取传说中周景王铸大钱的历史教训，肯定了子母相权论导源于单穆公，并解释为中央政府“持操纵之权，相权而行之”。其关键是“患轻则作重，患重虽作轻，而亦不废重焉。”因为“子可废，而母不可废”。所谓子，轻者也;所谓母，重者也。“重者行其贵，轻者行其贱，贵贱相权而并行焉。”可知他所理解的母，当为充当价格标准的主币，子为辅助货币，一个国家的货币制度(读者请注意，此处所谓币制、主币和辅币，只是借用这个名词，以为叙述上的方便，切不可用现代涵义去理解、衡量或要求。)不可以没有本位货币，没有价格标准，却可以没有辅助货币，因而可废弃子而绝不允许废弃母。中央政府如果不垄断货币铸造权和发行权，也就不可能控制市场价格的高低贵贱，更不可能根据市场的供求变化随时作出相应的调整。

其三是保证财政收入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丘濬称颂国家政府集中财权是出于“利天下为心，”在他看来，“利权常在上”即铸币权、发行权和调控物价所获盈利的好处至少有两个。一方面是减轻赋役，“得其赢余，以减田租，省力役”;另一方面是赈恤民间困难，“以赈贫穷，惠鳏寡，使天下之人，养生丧死皆无憾。”总之，是使统治者“资以行义，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获其利也。”这是何等冠冕堂皇的事业，可他批评指斥的文字已将朝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时君世臣徒以用度不足之故，设为罔利之计，以欺天下之人，以收天下之财，而专其利于己。”表露得是何等的无奈与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