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外篇》的时间观

《庄子·外篇》主要由《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等十五篇文章组成。其中，《马蹄》、《胠箧》、《天运》、《刻意》、《至乐》、《达生》诸篇很少直接谈及与时间相关的问题。所以，以下主要从其他各篇中择摘相关的文句来加以分析。

在《骈拇》篇中，具有时间意味的句子只有“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一句。此句中的“自三代以下”，显然是一种历史的时间概念。从中可以发现，庄子在阐述思想时，往往借助历史的视角，来透视某一段过去时间中的某一规律。这种以古鉴今的方法，与老子论道时经常引用历史故事来佐证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在《在宥》篇中，有三段内容与时间相关:

广成子蹶然而起，(对黄帝)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女形，无摇女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为女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天地有官，阴阳有藏，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

广成子曰:“来!吾语女。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将去女，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吾与日月参光，吾以天地为常。当我，缗乎!远我，昏乎!人其尽死，而我独存乎!”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通于道者，无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乎!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

第一段是广成子向黄帝讲述其“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的养生诀窍。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应该如何养生才能尽可能延长生命的时间?在今天看来，像广成子如此长寿的现象简直是无法让人置信的。但在庄子看来，只要真正懂得修道的方法，获得高寿是有可能的，就如同广成子一般。广成子有什么诀窍呢?简单地说，就是“我守其一，以处其和”。“一”就是所谓的“道”，而“和”就是指调和人体内部的阴阳二气。关键是如何“守”?广成子对此也讲了许多，但并不是那么好理解。依笔者管见，此养生秘诀与修炼者的时间观有密切关系。因为，要“慎守其一”，关键是心态问题;而要使心态平静，就必须处理好意念与时间的关系;如果意念能与时间同步，则能始终处于“道”的状态。所以，笔者认为此中蕴涵着先秦道家独特的时间观。在以上第二段引文中，可以发现广成子比较直接地透露了他的时间观——“彼其物无穷，而人皆以为有终;彼其物无测，而人皆以为有极”。这与《内篇》中所体现的“道无终始”思想是一致的。在常人看来，物的存在都是可以终穷的，都是有极限的，因此常被物所拘累，以至“人尽早死”;而在广成子看来，物的存在是无始无终的，与道体的混沌状态是一致的，所以抱着如此观念来养生，就能“独存”于天地之间而不老死。这一思想，与《老子》“得道养生”的思想是相同的。在第三段中，所谈到的天道与人道，可以说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时间观。可谓“天道”者，即是认为“道无终始”者，则感觉到的是“自然时间”或“本真时间”;而谓之“人道”者，即是认为“物有终始”，则感觉到的是“社会时间”或“世俗时间”。所谓的“自然时间”或“本真时间”，是不到时的，不终结的，是没有向度和量度的，只有当下和此在，是无维度的，是无为的，是无拘无束的;而所谓的“社会时间”或“世俗时间”，是到时的，短暂的，有古今历史向度和长度的，从过去指向未来，是三维的，是有为的，是受人为约束的。所以说，“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综合以上三段引文的意思，我们可以发现以广成子为代言人所代表的道家学派，在时间观上具有与世俗截然不同的看法，即认为“道无终始”、“物皆无穷无极”。这一时间观，应该也是庄子所认同的。在后面的篇章中，对这一时间观又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在《天地》篇中，主要从天地万物的角度来加以说明，主要有两处:

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泰初有无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第一段内容，表面上看与时间问题无涉。但仔细分析一下，其“以道观”天地万物的视角，是具有一定的时间意义的。“道”是“行于万物”的，且“兼于天”，犹如一把天然的标尺，横挂在时空的每一个角落，顺道者昌，逆道者亡，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无为”，就是对“道体”性状的效仿。第二段主要是阐述了生命之形神的生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的。起始是“泰初”，也就是最原始的开端，是一种“无无”的状态。如果把这个过程通过时间的展开来体现，可以理解为:无无中衍生一，由一而成形，由形而化物，由物而凝神，则德、命、形、性依次出现，而呈循环往返的趋势，故“德至同于初”。这样的理解虽然不够充分如实，但从中可以发现一种具有循环论式的时间观，即生命的生成演化可以从一个时间起点再返回到另一个相似的时间起点。之所以如此，乃基于对“道无终始”的认同。在《天道》篇中，与时间相关的不多，主要是:

无为则俞俞，俞俞者忧患不能处，年寿长矣。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

在《天地》篇中，“无为”是作为上古君主驾驭天下的方式提出来的，是对“道”的一种行为阐释。在此《天道》篇中，我们就可进一步发现，以“无为”处世的作用就是让身心“俞俞”而没有忧患，目的就是为了增长“年寿”。可见，延长生命的时间，一直是庄子所要阐释的以“道”为核心的养生思想。至于“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所要表明的乃是一种世俗的时间观，即认为一年四季的变化是严格按照春、夏、秋、冬的先后次序来进行的。这种蕴涵着次序和向度的时间观，正是一般人对时间的普遍理解。

在《缮性》篇中，一种对“当是时也”的理解，正是借助时间线索的追溯和想象: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夫德，和也;道，理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由是观之，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以“古”之事来论述关于“道”的理，也是庄子的习惯性思路，如“古之治道者”、“古之人”等。在《庄子》中经常出现类似的“历史”故事，作为他立论的事实依据。在庄子看来，在很早以前的时候存在过“至一”的社会，那时的古人还处在混芒之中，人虽然也有智力，但却是不用的。因此，“当是时也”，人活一世都很淡漠清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没有人为的介入也就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各行其道，就连四季时节也按照正常的节律变化而变化。庄子对“那时”的生活是向往和羡慕的，因为“那时”的人都可以“莫之为而常自然”，使“道”与时间并行不悖。而过了“那时”之后，一切都变了，各种人为的因素使社会变得复杂，世人的生活离开“至一”而纷纷扰扰。对此，庄子从社会历史变化的角度进行了思考，认为是“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者，“时世”也，是一种社会的时间概念，也可以说是指人世间的生活。那么，是人世的生活使“道”丧失，还是“道”使人世的美好生活丧失呢?庄子的看法是“世与道交相丧也”，即人世与“道”之间的矛盾导致彼此都在丧失。在这种“时命大谬”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如何才能“存身”呢?只有“不当时命”，而宁静待时，才有可能存身;否则，一旦“当时命”而“大行”其事，也就丧失了返回“至一”的可能性。因此，《缮性》篇最后指出:“故曰: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倒置之民，也就是“当时命”者，虽然志得意满，而没有真正快乐的时候。

在《秋水》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的时间观:

秋水时至……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证曏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途，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以功观之……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秋水时至”一段中就有好几个“时”字，虽然都与时间相关，但意思有所不同。“秋水时至”，是指到了秋天这个季节雨水就按时降临了。这也说明自然现象的变化都是有一定时间性的。有时间的周期性，也就形成了季节的“规律”。在这个规律中，物的生存与时节是相对应的，如只适合在夏天生存的“夏虫”，一到冬天就消亡殆尽了，所以对“夏虫”而言也就永远不知道冬天的冰雪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说明物的生存及其视野，都受到时间规律的限制，即“笃于时也”。而“不知何时止”和“不知何时已”，面向的是一种非常漫长的时间概念。这种凭借时间的漫长，而使超越现实的想象在“何时”的尺度上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换句话说，可以无限蔓延的时间，赋予了所有事件都会发生的可能性或绝对性。对于久远的过去，我们可以让时间来证明是可能发生过;而对于遥远的将来，同样可以借时间来说明是绝对会发生的。庄子正是巧妙地借助自然时间的概念，来说明大海永远都是不干涸也不满盈的;同时，又从社会时间的角度来赞美大海，“春秋不变，水旱不知”，使大海在短暂的人生面前具有了持久不变的魅力。可见，为了达到说理的目的，庄子随心所欲地变换“时间”的角度和意义，使“时间”成为说明一切的线索和工具。这也就是庄子时间观具有复杂性的主要原因。

在《秋水》篇中，庄子多次借北海若之口来表达对宇宙世界的看法，体现了独特的时间观。从“物”的角度看，“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即总量是无穷无尽的，时间是没有止息的，分命是随时变易的，所以始终都是变化日新的，没有故旧的东西。因此，只要明白了“物”生生不息的道理，也就不会局限在狭隘的视野中固执过去的是非得失，也就不会陷入时喜时忧的困境中。从时间的角度说，时间是不会为任何人任何事而驻足停留的，时间所指向的永远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故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换句话说，存在物的世界总是随时间而生化更新，“生”是因时间而生，“死”也是随时间而再生，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既然事实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因为“生”而高兴，因为“死”而悲哀呢?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无疑是思考“物”的自然时间和生命时间之关系的启发，也是一种“安时处顺”的时间观。“终始无故”的事实还告诉我们:既然世界是无穷变化的，根本不可能彻底知晓的，那么与其有所知而“伤心”害命，还不如无所知而“真心”快乐;可见，有生命的时候，就会有痛苦，就会有尽头，还不如没有生命的时候那样没有知觉没有尽头。“未生之时”，是何种境界呢?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也许只有时间知道;而人都以为“没有生命”就是大祸降临，所以也就感到恐惧。于此，只有真正不去思考时间问题，才能解开错误思想的束缚，大彻大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忧虑。没有任何忧虑，也就可以逍遥自在，随时而得“至乐”。

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所得到的结论是不同的，但是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和答案。所以，在思考问题时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参照系”，才能从最佳的角度发现问题的真相。比如说，评判各种“物”之间是否有贵贱等级，“以道观之”是没有贵贱的，因为任何“物”都只是“道”的一个部分而已，都必须依托“道”这个整体而存在，无“道”便无“物”，无“物”亦无“道”，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而“以物观之”就有贵贱了，因为“物”看不到整体的“道”，只能看到“物”相互间的各种差别，也就产生了贵贱分别。从历史上各君王之间互相礼让或竞争的现象看，在还没有成为君王时相对于在朝君王而言是“贱”的，而一旦登上君王宝座就是“贵”的，如果再变成亡国之君而沦为阶下囚时还是“贱”的，可见贵贱是有时间性的，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未可以为常也”。既然贵贱是会随时变化的，也就是说在时间长河中凡是“物”都会时贵时贱，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和标准评判“何贵何贱”，也就是说万物到底都是一样的，在整个时间中是分不出贵贱的，所以也就不能有贵贱之分。这才是“天地之理，万物之情”。明于此，就不至于“差时”“逆俗”而成“篡夫”，亦不至于“当时”“顺俗”而成“义徒”，而能默默地“随时”“处顺”而成“天人”。

既然“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无从评判的，也就是说在“无穷”、“无方”的宇宙世界中，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一律平等的，是没有“贵贱”、“多少”、“长短”之差别的，即“万物一齐”。之所以如此，因为从本质上说“道”是没有开端和结局的，只要有时间就有“道”存在;而存在“道”中的“物”则不同，因有“死生”的变化而具有一定的时间性，“其成”“其形”都不能一成不变地存在于时间中，也就没有自己固定的等级地位。正因为“年不可举，时不可止”，说明时间是不可挽留的，时间中的存在物也就不断变化更新，时消时息，时盈时虚，此物的“终结”就是彼物的“开始”。“物”的生长是很迅速的，“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没有运动就不会有变化，没有时间就不会有移动，而事实上时间一直都在运动着，所以不管“物”的生死时速是快还是慢，都是永不停止变化的。对“物”而言，“为”与“不为”，“动”与“无动”，都改变不了“有死生”变化的局面。因此，只要安心于随时间前进，自己就能不断变化，也就能得“至乐”而“达生”。

在《山木》篇中，前面所阐发的“固将自化”的观点，得到更具体的论述，并进一步在“与时俱化”的思想中得到升华，由此又提出了“人与天一”的观点。详见以下几段:

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

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仲尼)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歌者其谁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溺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谓天与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

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令。’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以道观之，没有贵贱之分，也就没有“材与不材”之别，所以庄子“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而“无肯专为”。在宇宙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都是“与时俱化”的。不管是化身为龙还是蛇，也不管是处在上位还是下位，都一样在时间的长河中浮游而不断变化。对于宇宙世界，如果不是人为的区分和限定，事实上是没有东西南北、上下左右等维度的，也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向度，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平等存在。而对于人，只不过是宇宙中万物的一个分子，与外物也是平等存在的;人与外物都是世界中的一物，本来就是平等的，人也就不应该被外物所役使和牵累，所以只有明白“物物”都是一样的“物”，才能“不物于物”，彻底从精神上摆脱物役的困扰。

在庄子看来，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完全受时间支配的，时间可以让人富贵，也可以让人贫穷。因此，他认为自己疲惫不堪的现状是因为贫穷，而贫穷的原因不是自己无才无德，而是“非遭时也”，即还没有碰到好时运，以致“有道德不能行”，衣衫褴褛，让人误以为是精神颓废。他认为自己生处于“昏上乱相”之间，国家动荡，民不聊生，处势不便，时运不济，只好过着贫穷生活。言外之意是，如果他能生处国泰民安的好时世，自然也就不会如此贫穷。可见，庄子不仅相信有“天命”注定人的生活，而且认为人只能完全服从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他对人生与时间的一种理解。

孔子对颜回的开导^[10]，说出了庄子的心里话。作为一个人，只要安分守己，与时俱化，也就可以泰然处之，与自然平等地和谐共存，故“无受天损易”;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却总是会被许多人为的因素所困扰，增加许多麻烦和负担，故“无受人益难”。从时间的角度看，是没有真正的开始和结束的，一切都是变化无穷的，就比如:所谓的“今天”，对于今天来说是“今天”的开始，而对于昨天来说是“昨天”的结束，可见所谓的开始就是结束，结束就是开始。推而论之，一切事物现象都是无始无终的。从事物的角度看，万物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日新月异，但却无法知道变化的最初根源，也无法预知变化的最终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天”都是一样“无始无终”的，都是时间长河中的自然现象，都是一起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人与天一”，一样平等，一样同体，一样变化，一样自然，一样同时，是没有本质差别的。因此，只要“与之偕逝”^[11]就够了，也就是“与时间一起并行流逝”，让整个身心都随顺时间之流不断地变化，而不要被外物拘绊而失去时间的陪伴，即是“正而待之”的处世态度。通俗地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万事万物都必须跟着流逝，这是不以任何主观意志为转移和改变的事实;既然如此，与其因为有主观意志而使身心受累，还不如泯灭所有主观意志，老老实实地跟着时间前进，也就无须承载任何的心理压力，也就能在精神上获得完全的解脱。在庄子看来，“与之偕逝”就是“与时俱化”、“晏然体逝而终”，也就是遵循“时间变化”的规律，正确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以任何损益身心的主观意志来对待时间中的存在物，让生命中的一切都自生自灭，自由自在，自然自化。

在现实生活中，因为“物固相累”，所以要做到“与之偕逝”，宠辱不惊，的确是很困难的。庄子对此也是深有体会的。他游于雕陵时，因“守形而忘身”，既过于专心注视异鹊的形体，而忘记自己的身份是跟异鹊一样——孤身进入别人的栗林，所以被管林子的虞人“逐而谇之”(《山木》)，而感到很不高兴。这一故事说明，即使是庄子在世时，虽然对道与时间都有深刻的思考，并有自我解脱的思想，但也无法脱离世俗的困扰。

在《田子方》篇中，孔子对生命短暂的感慨，表达了一种“时间流逝”的时间观:

仲尼曰:“……万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尽，效物而动，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终，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规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与!……”

宇宙中的万物，总是在生死中不断变化。而不管是生也好，是死也好，都是“有待”时间的到来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时间一到，该生的生，该死的死。比如说，一个人一旦降生之后，在有生命的日子里其实也是在等待生命的尽头。因为，自然的时间总是随着日夜不间断的更替，而不知道其所终极，而生命的时间却随着日夜的更替不断流失，总有一个尽头。一个人不能预先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就会感到时间是一日一日地流逝。从长远的时间角度看，颜回虽然终生都与孔子在一起，但这一生的时间只有几十年，与那漫长的时间相比而言，孔、颜的一生交往就犹如是两个匆匆的过客在途中擦肩而过一般，是非常短暂的。因此，在不断流逝的无始无终的时间面前，人生的生命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这也就是人生的悲哀啊!

在《知北游》篇中，不管是老耼与孔子、东郭子与庄子、孔子和他弟子冉求的对话，还是弇堈弔、无穷、无为的言论，都不乏对时间问题的精彩论述:

老耼曰:“……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自本观之，生者，喑醷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尝相与游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论，无所终穷乎!尝相与无为乎!淡而静乎!漠而清乎!调而闲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吾已往来焉而不知其所终;彷徨乎冯闳，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穷。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

弇堈弔闻之，曰:“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今于道，秋毫之端，万分未得处一焉，而犹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体道者乎!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所以论道，而非道也。”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无为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泰清以之言也问乎无始，曰:“若是，则无穷之弗知，与无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叹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无始曰:“有问道而应之者，不知道也。虽问道者，亦未闻道。道无问，问无应。无问问之，是问穷也;无应应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问穷，若是者，外不观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犹今也。”……仲尼曰:“……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仲尼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

在老耼看来，“道”是难以言说的，只能借助“窥其一斑而见全豹”的方法。如何窥其一斑呢?只能借助于历史的追溯，说明从“道”开始逐步生化万物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可以说是由无生有、由小变大的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时间变化的历史过程。只有借助历史的时间，才能感悟到“道”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的存在是依托于时间的，而时间是最原始又是最现在的，我们不能说“在时间产生之前就有道”，也不能说“在时间消失之后还有道”，“道”总是随着时间的到时而存在和变化，那么“道”与时间的存在就只能是一体的，难舍难分，有机统一。通俗地说，如果没有时间(历史)的概念，不仅无法说明“道”是什么，而且无法感悟到“道”的存在;而历史的时间概念，是从过去到现在而向未来的，这也使“道”只能沿着这个具有向度的时间之箭逐步展开。话说回来，如果所谓的时间没有向度和维度，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在“过去”的开始有“道”的存在，也不能说“道”生化万物是有一个顺序的。只要有“顺序”，就有时间的概念介入;只要有“时间”，就能发现一切的变化都有“顺序”。可见，老耼说“道”，所指出的变化顺序，就是历史时间的顺序。正因为时间总是“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所以与时间并行的“道”给人的感觉也总是跟时间一样。所谓的“自本观之”，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与漫长的时间相比较，所有聚气成形的生物都是有寿命的，而不管是长寿百年，还是夭折短命，都是非常短暂的。既然生命的时间都很短暂，那么物与物、人与人彼此之间就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跟时间相比都是稍纵即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像白驹经过孔隙那样迅速，只有“忽然”的时间，是极其短暂的。生物的生命都是短暂的，与时间的寿命相比犹如是刚生即死，所以“生物哀之，人类悲之”。既然生命短暂已成定律，何苦还要悲哀呢?就安心随生死而生死吧。这就是庄子面对和思考时间问题而得到的感悟，也是他试图想告诉世人的解脱之道。

“道”，跟“时间”一样，是无所不在的。这个道理，在庄子与东郭子的对话中得到具体形象的说明。“道”，在东郭子看来是高高在上的，而在庄子看来则是随处可见的，即使是令人恶心的大小便中也有“道”。因为，从根本上说，“道”就是“时间”。如果东郭子不执著于“道”的名称，而能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他也就能领悟庄子的回答。如何才能理解“道”就是指“时间”呢?《老子》第一章就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可见，“道”字既可指“可道”之“道”，也可指“不可道”之“道”。如此说来，此老子之“道”字就同时包含了可表达的和只能领会的意思。我们应该知道，“时间”一词也与“道”字用法相同，既可指“可道”之“时间”(如:你有时间学习吗?)，也可指“不可道”之“时间”(这个“时间”，就是人们能体悟到却无法进行定义的“时间”)。两相对比，我们发现:“不可道”之“道”与“时间”是对等，是“同出而异名”;而“可道”之“道”与“时间”，虽是人为规定的概念，也是相通的(因为都根于“不可道”之“道”与“时间”，且都在其中不断变化，所指的是不同现象的名称，所以表面上看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妨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如“时间”与“物”的关系:任何“物”都有时间性，但只能占有“时间”的一部分，而“时间”却能完全地包容所有的“物”。“道”与“物”的关系:任何“物”都有道，但只能占有“道”的一部分，而“道”却能完全包容所有的“物”。就一“物”而言，其生成变化是有始终的;就“物”与“物”互相转化而言，不仅变化是永不间断的，而且永远也找不到最初和最终的“物”，因为“物”在即“道”在，“物”在就有“时间”在，而“时间”总是来无影去无踪、绵绵若存若亡的——“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来而不知其所止”。此“物”就是短暂的“道”或“时间”，而不是恒常的“道”或“时间”。在此，“道”与“时间”因为名称不同，让人感觉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是相同的。正如庄子所举的例子那样，“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由此就可理解“道、时间，其指亦一也”。在现实生活中，尽管“物”的名称不计其数，五花八门，但都可以以“东西”来指称它(如:你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吗?或那是什么东西?)，就连“道”也可用“东西”来指称。不难明白，一个“物”(东西)可以被定无数名，但这个名是由人来定的，而不是天定的(本来不是如此);那么，对那个“不可道”之“道”或“时间”，也是可有无数名的，老子、庄子称之为“道”，我们称之为“时间”，如果为了与世俗的“时间”、“道”有所区分，不妨就统称为“时间之道”。可有无数名来指称，跟没有名可称，意思到底是一样的，也就是老子和庄子所谓的“无名”。

“夫体道者”，就是能“与时俱化”、“与之偕逝”、“晏然体逝而终者”，就是“体时间之道者”，也就是“体时间者”。“时间之道”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是无法谈论清楚的。“时间之道”是无名的，而论者所谓的“冥冥”并不是真正的“道”，“所以论道，而非道也。”庄子通过巧妙假设泰清与无穷、无为、无始的问答，进一步说明“时间之道”虽然是无所不在的，但却是让人无法确知的。因为，人们所谈论的“道”，只是在“六合”之内，借助历史的线索，感悟到有一个“道”体存在。而事实上，“道”也在“六合”之外，而在“六合”之外是不能用历史的方法来追寻的;“道”不当名，可名之“道”并非“时间之道”。

没有天地时是什么样子呢?从根本上说，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因为“那时”没有人经历过。但孔子却认为是可知的，根据是“古犹今也”，就是说“那时”的世界也同现在一样存在着，没有一个绝对的开始。“古犹今”的推断方法，看起来是合理的。而事实上，这个方法本身不是绝对成立的，因为古与今是历史的概念，是对时间进行人为宰制或规定后而形成的观念。如果说“古犹今”在人类生活中可以充当历史的尺度，那么在无向度和维度的宇宙中则只能是一把凭空虚设的标尺。有了这把虚设的时间标尺，人类似乎就可以认识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正是这种虚设的历史时间概念，让人们误以为“时间之道”是有始终的，误以为“物”都是有起点和终点的，所以人们一直以为眼前的现象世界肯定有一个最初的根源和最后的结局，也就一直无法摆脱历史时间观念的束缚。而从根本上说，宇宙世界是“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的。就古、今而言，古与今是相对的，在“古”时也是“今”，也有它的“古”，而“今”也将成为“古”，也会变化出新的“今”。始与终，也是相对而言的。比如:“父”与“子”的关系，“父”是“祖父”之子，而“子”是“孙”之父，是相对而言的，又必须是代代相传的，可见“未有子孙而有子孙”是完全不可能的。再比如:“物”与“天地”的关系，任何个体“物”都是“天地”的一个部分，而“物物者非物”，即因果联系的所有“物”乃是“天地”的总和，乃是“时间之道”，就不能称之为“物”;物之前还有物吗?物之后还有物吗?应该是没有的。所以“物出不得先物也”，是不能先于天地而生“物”的。由此推之于无穷无限的宇宙世界，就可发现所有一切都是无古无今，无始无终的，没有绝对的开始和结局。世界是没有开端的，时间也就没有开端。反过来说亦可，时间没有开端，世界也就没有开端。进一步说也是可以的，世界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世界。这就是玄妙的“道”，就是“时间之道”，就是无始无终又不断变化的宇宙世界。这个道理，也反过来说明以古今为向度的历史时间观念是虚设的相对的，而不是真实的绝对的。可见，这个历史时间观念，是我们认识世界真相的唯一手段，而不是世界的真相。换句话说，世界的真相不是由有古今的历史与事物组成的，而是无古今的时间与存在，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